建构流域跨界水环境污染协作治理机制

我国水环境污染形势严峻,跨界污染是流域水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之一。地方保护主义、府际间横向分割、治理行动协调难、府际间协作治理执行依据不明确等是影响流域跨界水污染协作治理的主要原因。建立流域跨界水污染的防治机制、协调机制、行政问责机制,完善跨界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是提高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成效的重要保障。     

我国区域合作治理困境与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

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是为解决地方政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ICA)问题而采取的制度安排。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我国当前的区域合作治理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协作为主要形式,存在着横向政府协调缺乏约束力、纵向政府过度介入与介入不足并存、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等问题,区域合作面临诸多困境,交易成本高昂。本文提出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概念,认为在区域合作治理中要正确发挥纵向政府的作用,将上级政府的纵向嵌入与地方政府的横向协调相结合,以降低交易成本。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受到区域合作性质、区域合作风险、区域差异特征以及地方政府自主权等因素的影响。嵌入方式包括政治动员、法律和行政命令、战略规划、制度激励、项目评估、省部际联席会议等。应根据区域合作的不同类型,综合分析上述因素,合理选择纵向关系嵌入的时机、程度与方式。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为我国府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对推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有效合作,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益。     

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湘江流域治理策略研究

为摆脱湘江流域边治理边污染的困境,湖南省委省政府加大了流域内同防同治的力度,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就整体而言,湘江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治理在治理理念、权力分配、组织权威、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碎片化倾向,合作治理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整体性治理理论在价值取向、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治理方式等方面与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中地方政府关系的协调具有内在耦合性。破除湘江流域地方政府合作中的碎片化现状,需要积极借鉴整体性治理的核心思想,重塑整体协同的治理理念、搭建扁平网络的治理结构、建立垂直统一的治理体制、构建协调整合的治理机制,从而促进湘江流域合作治理从碎片化到走向整体性。     

国家治理视野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新思路--以皖、浙两省的新安江流域为例

推动地区间建立横向生态补偿制度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政策部署。流域生态补偿也应按照这个改革思路逐步推进，但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对此存在一些认识偏颇。立足于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看，省际流域生态补偿要强化中央政府在省际流域生态补偿中的制度供给与责任分担，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多元组合的流域生态补偿体系，探索流域生态补偿的民主协商机制。     

政策工具视角下省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研究 ——基于九龙江流域政策文本(1999—2021)分析

省域流域治理的有效性依赖各级政府间的相互协同.基于政策工具视角,对1999—2021年59份与九龙江流域治理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利用Nvivo 12挖掘出1608个参考点,构建出管制型、市场型、技术促进型、多元参与型、协同型等五种政策工具,并建立起基于时期变迁、工具结构、府际协同、治理效能四要素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九龙江流域治理的府际协同历经议题启动、政策创新、制度创新、法治构建四个阶段;在初期,地方政府均偏好选择管制型工具;随着治理制度和机制的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协同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率逐渐增加,府际协同得以深入推进和不断增强.基于此,省域流域治理需要综合考量政策过程阶段性和政府结构层次性所带来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精准采纳政策工具,以进一步加强府际协同和提升治理效能.     

政府绩效评估的系统偏差与政策控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分析框架

绩效评估政策执行是政府公共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协同要义,以整体性治理为切入点实施政府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控制是评估政策执行过程的核心命题。协同机制是消解地方政府之间过度化竞争的逻辑前提,整合机制是破除政府治理"职责同构"层级绩效分割效应的规范要求,绩效评估结果偏差的控制路向体现整合机制与协调机制的双重契合。建构绩效评估系统偏差政策控制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充分信任与合作是绩效评估系统偏差的政策协调的价值前提,基于合理"空间"布局实现绩效评估治理府际间政策网络的协同优化,建构政府间一体化的信息资源共享与数据交换系统。     

流域生态补偿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东江流域的分析

东江发源于江西,流经广东省入海。东江水除供本流域用水外,还通过跨流域调水工程,供应流域外的深圳和香港地区以及广州市部分地区。因此,对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涉及地方政府间关系、一国两制体制、上下游生态保护、跨流域取水交易等众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东江现有的生态补偿机制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对水库移民的补偿,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以及广东省政府对上游河源市政府的转移支付。目前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障碍包括:法律基础薄弱,水资源产权不明晰,补偿方式单一,下游积极性不高,补偿标准偏低,非政府组织及公民参与缺乏。在现有补偿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东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建议。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及其治理

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是将外部性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的有益尝试。它对执行评价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执行悖论的存在,政策执行负外部性得以产生且不可能完全消除。又因执行网络的存在,负外部性的传导更为迅速、广泛和复杂。这使得负外部性治理陷入困境。应构筑相应的评估、补偿机制,并从提升政府执行力着手,加强执行协商和执行合作。     

跨域治理中的政府行为及其互动机制研究--基于广佛地铁建设和水污染治理的案例比较

随着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地区间联系愈发密切,传统的行政区划界限逐渐被打破,公共事务日趋复杂化、多元化与无界化,大量区域性公共问题出现,跨域治理作为新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研究跨域治理中政府的动机、机制及行为对于有效解决区域公共问题意义重大。广佛同城化作为我国城市间合作的先行者,在两市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展开了跨域治理的大量实践探讨。以广佛地铁建设与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例,通过执行动力、协调难度与作用机制等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解释跨域治理效果背后的机理与原因,可以发现议题属性是影响跨域治理效果的基础前提;不同层级政府部门的动机诉求导致执行动力强弱程度的差异,影响跨域治理的正式达成与治理进程;政府主体的结构复杂程度与职责分工清晰程度决定治理协调难度;跨域治理中政府主体的行为策略内含政府间的权力作用机制,纵向-横向权力作用机制的强弱程度影响跨域治理的运行效果。     

读科斯《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的几点思考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是现代产权理论的经典之作,其精髓之处在于交易成本的提出和初始权力的界定.通过再现<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不仅对理论界一直争议的"科斯定理"与科斯产权理论进行比较,还对以庇古为代表的传统福利经济学与科斯产权理论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其产权理论的真正涵义.     

行政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协调探讨——以渭河流域为例

跨界水污染纠纷关系到不同行政辖区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引发地区矛盾与冲突,甚至是群体性事件。因此,治理跨界水污染必须将协调流域地方政府间利益作为一个重要视角。具体来说,一要构建民主而权威的流域管理机构,完善流域管理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地方政府的环保绩效考核,完善科层型的流域政府间利益协调机制;二要通过排污权交易来协调流域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促进流域地方政府间对水污染的合作治理;三要利用流域政府间生态补偿政策消除流域内部环境占用的不平等性,从而调解流域经济和环境的关系。     

宪政经济学的兴起、建构及其意义

作为研究规则间选择与规则下选择的经济学,宪政经济学源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以及对福利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的反思.宪政经济学的实现手段从元规则模型到方法体系的建构.为治理政府失灵和政府悖论架起了一条"元规则"的再造之路.尽管在当前的政府治理实践中人们对完政经济学存在争议,但它创新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为各国解决政府问题提供了启示.     

论我国政府问责制之现实困境以及出路

建构政府问责制的理论支撑,可以从政治学、法学、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等不同层面的考量中得以充分说明。政府问责之目的是规约官员行为,改善公域与私域的关系。由于政府责任界分的模糊、问责主体权力的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公民参与问责的匮乏以及公共行政文化变迁的滞后等因素的存在,政府问责制在实施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必须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克服政府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发挥其预期的功效。     

构建森林生态服务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森林生态服务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公共品,其使用与提供存在巨大的外部性.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造成外部性的本质原因则在于生态产权主体的虚无状态.因此,明确森林经营者对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具有生态产权,构建起一个联系工厂、森林和居民的森林生态服务产权市场,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林业生态建设动力不足的问题.     

流域治理中的政府间环境协作机制研究——以小东江治理为例

跨区域的河流污染问题不仅引发公用地灾难,还制约上下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甚至还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和谐.但是,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的管理方式在治理这类跨区域河流污染问题上捉襟见肘.因此,需要常态的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机制,以保证跨区域河流污染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而工程技术层面的流域治理机制必须建立在有效的治理机制上才能充分发挥效用,建立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对于小流域治理则制度成本过高、可操作性也不强.因此,地方政府间环境协作是有效治理跨市(县)河流污染的必然选择.采用个案研究方法,通过对粤西地区的小东江(跨茂名市和湛江市)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广东省和相关市政府在作为治理主体时都存在内生性不足,碎片化的治理结构因而最终陷入了治理困境.因此,政府间环境协作是小东江污染治理的必然要求,而这必须建立上级政府监管权威、健全公众参与和流域内地方政府间民主协作的多元治理机制.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湘江流域统一管理体制创新设计

考察湘江流域管理体制的历史,发现流域管理地位一直不突出。湘江流域现行管理体制虽然是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但仍偏重于区域管理,流域管理相对薄弱,且存在多头管理倾向。理顺湘江流域管理体制,理论创新势在必行。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湘江流域理想管理体制应该是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以流域管理为主、以区域管理为辅,要求对流域管理机构、流域权责关系、流域协调机制进行再设计。这一管理体制强调决策权、行政权、监督权相分离,强调区域管理与流域管理相统一,强调纵向层次结构与横向功能结构相结合,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多元主体相协调,能引导湘江流域管理走出传统流域分割管理、多头管理下的碎片化现状。     

政府规制、寻租与政府信用的缺失

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必须在自然垄断、人为垄断、存在外部性等领域实施规制政策。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基于各种特殊利益的政府规制,会引起众多社会交易成本极高的负和博弈———寻租,源于各种特殊利益的政府规制,是政府寻租、创租、抽租的内生性基础。而政府寻租、创租、抽租所导致公共权力的扭曲和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机制的失灵,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将导致政府信用的缺失。     

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机制文献综述

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机制是流域跨界公共事务的府际合作治理的关键所在。从概念界定着手,梳理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机制相关研究。国内学者从博弈论及共容利益理论分析府际合作治理的动因,对府际合作治理机制多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大致研究方向分为流域区域利益补偿与利益分配机制研究,跨界流域联合防治机制研究以及流域府际合作治理协调机制研究。最后作者就流域府际合作治理有待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跨界流域治理中地方府际协作机制研究——以菇溪河为例

"五水共治"以来,浙江省整体的水生态得到很大改善,在水污染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实看来,这一治理方式过度重视地方水权,忽略了水域的整体性,这种治理模式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治理中存在的地方区域性与流域整体性的冲突,流域治理很难协调统一。河长制虽然能够职责到人,但对于跨区域流域却很难奏效。因此加强地方在跨界流域治理中的府际协作,构建有效的协作机制、完善公众参与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跨界流域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以菇溪河为例探究了一河分两区的治理,为解决跨流域治理中政府间尴尬局面以及治理难以推进等问题,进一步提出了建立以"共赢"为核心的沟通协作机制;依法治水、依法管水,设置有法律依据的管理机构和职责授予;完善公众参与治理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对策建议。     

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何以实现？——以汀江-韩江流域治理为例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生态补偿机制是保护好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从近年来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的实践经验看,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实现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所在,而汀江-韩江跨省流域作为全国第二个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其运行机制和成功模式值得关注与研究。文章通过对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的案例分析,从探索、完善和巩固三个阶段回顾其开展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过程,总结了汀江-韩江跨省流域治理生态保护补偿试点的运行机制,并试图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多源流框架的横向生态补偿议程设置展开理论对话,为我国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借鉴经验。研究发现,未来推进流域生态治理、提升其治理效能,政府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协同联动;二是建立有效的法律法规框架。这既是公共治理的责任,也是公共事务的规定,更是公共政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