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的内在生命力与现代发展

一部儒学史生动而有力地表明：儒学具有一种能够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的内在生命力。正是这种内在生命力,使得儒学能够适应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社会生活实际需要。因此,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谋求儒学的现代发展,并使之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建构中发挥作用,其关键在于切实体认儒学固有的内在精神,重振儒学的内在生命力,依掘当代中国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来开辟儒学的发展新路,逐渐形成发展起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相适应并能反映当代中国广大民众利益意愿的新儒学。     

对批判儒学的反思

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近100年中都是在批判孔子儒学。其中多有误解与曲解,需要澄清。有些是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有些缺乏充分理由,这些说法,也需要辩驳。通过介绍历史基本事实,从儒学是否妨碍经济的发展,是否妨碍科技的发展,是否阻碍社会文明进步三方面来讨论儒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罪过还是贡献。有人以为社会进步了,儒学就过时了,没有用了。但是儒学在世界各国包括先进国家受到提倡和尊崇,又该如何解释?如果从理论上探讨,任何传统思想都不能全盘接受,都是需要批判继承的。因为任何思想在不同的空间与时间中,都需要有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必然是批判继承的,有选择的,不可能全盘否定、彻底抛弃的。     

儒学社会作用方式的演变及现代转型

儒学对于社会构型的基本设想,有着义理和现实的合理性。儒学的社会作用方式随着历史的变迁而不断演变。在现代社会,儒学对于社会构型的具体设想及儒学的社会作用方式必须要应着时代的要求与现实社会的具体情况而实现其现代转型。     

学术与政治之间：台湾儒学的现代发展反思

儒学在台湾,长期以来一直走着一条十分独特的发展之路,尤其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儒学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哲学思想而为当局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供传统文化的基础,还是作为为了实现现代发展而走融会中西思想之道路的新儒家思想,都越来越深入地融进台湾的现实社会发展进程。在这样一种进程中,儒学思想一方面对台湾现实社会经济发展发生着深刻的实实在在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儒学自身的思想体系与基本范畴也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因此,对台湾的儒学研究只能将之放在客观真实的台湾政治社会及思想文化发展的具体环境进行思考与分析。同时,也由于台湾的特殊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而提供了一个儒学区域发展的典型案例。     

从汉代儒学社会化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儒学之所以在汉代成功社会化,是因为其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很好地吸收了其他学派的有益成分并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和推行,通过学校教育和日常教化使儒学浸润到社会每一个角落.汉代儒学社会化的成功之处;值得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予以借鉴.     

论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的儒学与儒学传播

明清时期是贵州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贵州民族地区复杂的历史环境,客观上带来了儒学传播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中民族战争、兴学校、办书院、游学、修方志等成为贵州民族地区儒学传播的主要方式和途径。贵州民族地区儒学发展与传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民族文化建设注入鲜活的动力,而且加快了整个西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宋代禅僧的儒学观研究

宋代禅僧对儒学的认识,增添了许多新的精致特点,态度逐渐由对立转变为会通。他们不再简单地用佛教理论化解儒学,而是在承认佛教的教化作用与儒学平等的前提下,或是将佛教与儒学的理论进行比较,或是用佛教的教义会通儒学,或是认为佛教和儒学具有同样的社会功能且都可随时教化。宋代禅僧的儒学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使佛教逐渐走上了中国化、世俗化的发展道路,为宋明理学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产生了直接影响。     

试析明代云南儒学教育迅速发展的原因

明代云南的儒学教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究其原因,明朝以前云南的儒学教育为其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明统治者对儒学教育的重视以及明代出现了汉族人口迁入云南的高潮,形成了发展汉文儒学教育的社会基础。这三方面的原因促成了明代儒学教育的空前繁荣。     

儒学在贵州民族地区古代社会的传播与影响

儒学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在贵州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儒学从汉代开始传播，并不断发展，使贵州有识之士能学习儒学、宣传儒学，促进了贵州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领域中的“对子”,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问存在不可避免的内在差异,但二者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天然的互通性,社会历史经验也证明二者可以很好地“结合”。尤其在当代现实层面上,中国社会对二者的有机联结表达出强烈的需求。若能厘清二者联系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具体结合点所在,联结途径问题,并能摒弃“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儒学马克思主义”等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现代化定能彼此促进、科学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卓越贡献。     

北朝四言韵文研究

北朝文学中,四言韵文受儒学的影响而得到了很大的创作空间,遍及赋、颂、赞、碑、铭等文体.在北朝政局更迭频繁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四言韵文也没有停滞不前.此时期,四言韵文的数量和质量均为可观,又为四言体在历史发展轨迹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汉代女性好儒风尚述评

儒学在汉代取得一尊地位,深刻影响着汉代社会,引发了明经入仕的学术风尚。汉代儒学主流化过程中,随之而起的游学、明经入仕,以及"明经行修"等社会风尚同样对女性产生了显著影响。汉代女性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明经入仕的潮流中,表现出对儒学的特别偏好和积极参与。从文化层面看,汉代女性对儒学的刻意追求,反映了汉代儒家文化的普及化、学术文化的功利化,是女性对儒家文化入世情怀的认同和实践。     

论柳宗元复兴儒学之贡献

柳宗元一生信奉儒家思想,并在“文以明道”中弘扬了儒家的中道思想和民本思想。他好佛而不溺信佛,以一个思想家的理性和卓识,显示了对多种社会文化思想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他以“势”论政体更替的历史观,以“元气”论自然的天道观,以及“统合儒释”的文化理想等等,都是他对儒家思想述而有作之处。柳宗元是复兴儒家思想的开拓者和革新者。孔子的儒家思想正是在后人述而有作的创造中,才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回儒对话:云南伊斯兰学派个案的历史考察

中国伊斯兰学派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明清之际发生的“以儒诠经”文化运动、云南伊斯兰学派的“儒化”及云南学派在中国“回儒对话”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地方性知识所具有的全球意义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开展“回儒对话”的成功经验,应当成为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间开展和平友好对话的范例。     

儒学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明代贵州建省后,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广设学校、书院,传播儒学对少数民族的道德观念、政治思想等产生深远影响。少数民族文化对儒学特别是王阳明学说的形成有积极作用。儒学写贵州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增进了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     

儒学与传染病隔离的互动发展

儒学长期积淀于中国人的思想，生成了家本位的理念，客观上也促成了以家庭为单位隔离病人的方式。然而由于传染病的剧烈及其传染性，人们往往躲避甚至遗弃病人，违背了儒学宗旨；相反，也有人捍卫儒家精神而拒绝隔离，这二者都反映了隔离与儒学的冲突。随着时代的发展，隔离作为科学的的防治措施逐渐为世人接受，这与儒学与隔离之间的不断交融、渗透具有一定的联系。     

儒家思想与罪犯矫正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儒家思想运用于罪犯矫正．有助于提高监狱行刑成效，降低服刑罪犯重新犯罪率，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在监狱行刑中，应吸纳儒家思想中教育的各种主张．尤其是注重儒家思想中身教的作用。     

从儒学存在的社会基础看其过去与未来

自从汉武帝将儒学定为一尊后,它一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指导思想.在诸子思想中,儒学之所以能成为统治思想,是因为它迎合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逝去,儒学理所当然地退出了指导思想的舞台;在现今的时势下,要想返本开新,重新恢复儒学的思想指导地位,已无可能和必要.当然,儒学所提倡的一些伦理道德方面的思想主张和原则,在现今的生活中仍可发挥一定的启示和引导作用.     

从祖灵意识谈儒道起源及其同流

祖灵意识是贯穿中国上古文化的一条思想主线,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中国儒道两家思想。道家偏重继承了女性祖灵意识,儒家则承接了男性祖灵意识,前者代表一种柔软无为的精神,后者则表达了刚强进取的情怀。儒道两家是在祖灵意识的发展中逐渐分化出来的。     

从中国国情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有机地融入中国文化及其传统。因此,从中国国情的角度了解并把握中国文化的特质,对于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学理上的可能性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土地、农民、儒学,既是中国国情的特点,又塑造着中国传统文化本身。从明清之际的"西学中源"说,到晚近的"马克思主义中源"说,虽然是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某种文化心态的反映,但也从某个侧面折射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熟谙中国国情。由中国国情所塑造的中国文化背景,在自觉和无意识的双重意义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