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

大学是崇真、向美、求善之领地,大学是国民教育之象牙塔;现代大学治理是法律维度下的治理,是以章程为制度载体的治理。章程乃大学之宪法,其演绎着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折射着高校与政府、社会、师生的良性秩序和谐。大学章程是组织法,更是权利法与程序法;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是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耦合,是学术自由与人权保障之凸显,是实体法治与程序法治之统一。     

论党与法的高度统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发展进程中,关于党与法关系的争论,从来就没有终结过。党与法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法治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从理论上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个"伪命题","党与法"的关系问题也已从法理与制度、党章与宪法的结合上得到有力回答。党与人民、党与国家、党与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和谐一致、高度统一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加强,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全社会法治观念的不断提高,党与法、党的领导与法治的关系不断呈现出动态协调、高度统一的态势。     

迟延不作为构成要件的展开——以法院裁判为重点的分析

迟延不作为是行政不作为的基本形态之一,其构成需同时具备法定申请、程序不为、期限逾越三个要件。法定申请是迟延不作为的前提要件,此要件要求相对人的申请在事实上存在、具有法律依据、程序上合法。程序不为是迟延不作为的核心要件,把握此要件的关键是界分程序不为与实体不为、程序不为与程序违法、程序不为与不明确作为。期限逾越是迟延不作为的时间要件,理解此要件的重点是明确期限的中止与延长、迟延不作为与推定作为、迟延不作为与迟延作为的关系。     

论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约束力

公诉机关与被告人的协商与合意是认罪认罚从宽的前提与基础,量刑建议正是基于协商与合意而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是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前提,是检察机关客观义务的体现,是裁判者量刑的依据,也是被害人服判息讼的基础。明确、规范、合理的量刑建议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案件诉讼结果有清晰的预期,能更好地促使被告人与公诉机关进行有效协商、确保法官量刑裁判的精准化与统一化。     

科技、经济、法律协调机制中的知识产权法

在法律制度体系中 ,知识产权法与科技、经济有着特殊的联系。它是近代商品经济与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 ,也是私法领域财产“非物质化革命”的结果。知识产权制度的构建 ,出于知识财产化与产权制度化的合理要求。它的产生与发展 ,是一个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过程 ,也是科技、经济、法律协调发展的过程。     

廉政观点

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坚持以整风精神同不良风气作斗争整风精神,是对"检身若不及"、"吾日三省吾身"等中华民族美德的传承,是对立统一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在党内生活中的具体运用。一个政党、一个人,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正确与错误、纯洁与不纯洁、积极与消极、好与坏,是会相互转化的。运用矛盾分析的方法,坚     

浅谈非经济因素在国企改革发展中的作用

在企业中,经济因素泛指资金的雄厚与寡薄、设备的优良与低劣、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产品的领先与滞后,以及企业经济负担的沉重与轻松等等.非经济因素一般指企业内部的管理状况、职工文化技术素质状况、领导者的决策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职工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等等.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前者是企业发展的基础,也就是企业构成的硬件,后者是企业发展的动力.     

程序正义与中国法治建设浅析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也是社会进步的历史选择。中国现实中的"程序正义"是我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文化和制度缺陷的现实表现,也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一种必然产物。它需要经过现代与传统、现实与历史、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的冲突与磨合,还要结合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不断的融合与整合。本文认为实现程序正义是贯彻法治的必由之路。     

法治与改革思维的冲突及消解

对于法治与改革的关系,不能仅仅在两者对立统一中思辨,还需要在更宽泛的范围内认识。一是把改革、法治与革命放到一起观察,会发现无论是法治还是改革都是为了避免"革命"的爆发;二是把法治、改革与社会放到一起研究,可以看到法治与改革是促进社会发展、实现公平正义的手段;三是把法治、改革与国家权力放到一些分析,可以发现实现法治是政治目标,通过改革逐步限制、规范国家权力是核心。法治与改革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会出现一些矛盾,在社会转型期需要认真对待,把其冲突控制在最低的烈度。用法治凝聚改革共识,是今后改革的基本思维方式,中国需要在法治框架内进行改革。     

言论广角

正李林:坚持党的领导与实行法治的统一性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本质上是一致的。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党的政策与法律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国情,也是中国的基本法治国情。这个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的民主政治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和三权分立,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政治与法治的统一,坚持民主与集中、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主要是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     

案例教学法在卫生法学教学实施中的误区及解决策略

案例教学法在部分院校的卫生法教学实施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其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及教学反思环节仍存在误区。应当在以学生为主的教学理念和重视双向交流原则的指导下,通过精选教学案例、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规范教学步骤来完善教学设计环节,通过突出学生学习的实践性和关注案例所涉知识面的扩展来重构教学实施环节,通过重视对本次案例教学法适用的总结反思和对整门学科适用案例教学法质量的检测来关注教学反思环节。     

高校多媒体教学分析

多媒体教学是一种基于计算机软硬件环境,将多媒体技术充分运用到课堂教学中的现代化教学模式,具有多维性、集成 性与交互性的基本特征。多媒体教学效率与效果存在着辩证关系。应优化控制主体子系统;优化控制客体系统、介质子系统和多媒体 教学系统。     

公安院校实验教学优化的要素分析

实验教学是专业课程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不可分割的环节，构建科学规范的公安院校实验教学的管理与运行模式，优化实验教学，使实验教学走上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对于提高专业教学水平，确保教学质量，培养学生良好的公安业务技能和综合素质将发挥重要作用。     

公安院校英语口语教学现状与对策研究

传统的公安英语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会考不会用,会认不会写,会写不会说,不能为日后的警务工作服务。根据教育部2004年对大学本科英语教学的改革原则“突出应用、综合训练”,公安院校英语口语教学应采取如下策略:开辟与公安有关的相关话题;创设语言交际的环境;培养学生的自我效能感;改革教学模式,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手段的优势;注意语言文化差异,消除表达障碍;适时纠错。     

法律文书写作的多媒体教学探讨

法律文书运用多媒体教学是教学方法的创新,能取得比传统教学方法更好的效果,由此要求教师实现从“专业型”转变 为“一专多能型”。但是,多媒体教学也有其局限性,只有将现代教育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结合起来,才能实现教育教学的最优化。     

刑事诉讼法学精品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以西南政法大学本科教学为视角

教学模式是教学理论的具体化,也是教学经验的系统概括。传统的刑事诉讼法学教学模式教学理念滞后,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存在冲突,教学方法落后,且侧重于考核知识的记忆,直接影响了我校创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为了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敏锐的思辨能力,必须构建刑事诉讼法学参与性教学模式。     

语言能力与大学英语教学

语言能力的培养是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在涵义上的演变为现代语言教学模式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我国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如何实现语言教学目的依赖于大纲、教学人员、教材、教学方法、教学环境等一系列因素,以现代语言教学理论为指导的教学设计对实现新形势下的语言教学目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立足新教材,深化高等教育成人英语教学改革——兼评新编全国成人高校统一《英语》系列教材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高等教育的成人英语教学是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世纪的挑战,更新教育观念,采用新的教学手段以提高高等教育成人英语教学质量,势在必行。应在把握新编全国成人高校统一教材《英语》主教材及其多媒体教学与辅导光盘特点和意义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深化高等教育成人英语教学改革:重视以文化教育为主的“素质教育”;着重学用结合,培养学生的语言交际能力;充分利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充分发挥新编《英语》主教材多媒体课件的优势,努力弥补其不足。     

日常化教学及其批判

教学活动作为一种人为的、为人的生活活动,具有日常性与非日常性双重属性.然而,在教学生活世界中,教师往往依存在日常教学生活中,遮蔽乃至遗忘非日常教学生活,从而孕育和滋生了教学生活的"日常化"倾向.教师教学生活的"日常化"主要体现在教学思维、教学主体、教学过程、教学时空等方面.教学活动既不能回归到"日常生活"中,也不能停留于"日常化"水平,需要在"日常化"和"非日常化"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避免陷入误区.     

论教学论的实践转向

以理性主义为基本取向的传统教学论在教学论发展早期虽有一定合理性,但其实践解释能力和学科建设在今天都面临严峻挑战。从根本性质上看,教学理论是实践理论;它不能以“教学理念世界”为研究对象,而要直面“教学生活世界”;其致知目标不应过分调强普遍、确定的教学知识,而要致力于为教学活动提供实践智慧（实践之知）;其理论陈述不应追求宏大体系,而要突出教学信念的自由表达。相应地,教学理论研究也要脱下“立法”的外衣,参与到教学实践中,并在实践的反思与批判中,实现理论的阐释与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