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实施绩效评估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判

绩效评估是刑事政策实施机制建设的必然要求,其作用横跨刑事实体、刑事程序和政策宣传三大领域,对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变革意义重大。评估方法多元化是保证刑事政策实施绩效评估有效性的一个关键点,而绩效评估的步骤主要涉及绩效目标的确定、信息资料的收集、评估项目的划分、指标体系的建立、评估结论的得出和评估结论的检验等,我国应建立一个主要包括政治绩效、法律绩效、司法绩效和社会绩效在内的综合指标体系。     

实施刑事政策需要构筑三大机制

实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需要构筑三大机制,即刑事政策的再界定机制、协调机制与纠错机制。其中,再界定机制由各级司法机关代理实施,主要解决刑事政策的内容、标准和程序的具体化及其实施方式;协调机制是指司法机关与立法机关、政府和学术团体之间的职责分工及其相互配合的过程,其目的在于保障刑事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合目的性;而纠错机制则是一种选择机制,它以某种标准为尺度对司法过限进行有效的监督。     

当前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刑事司法工作及机制总体上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相适应的,但也存在着一些不相符合的情况,如法律规定本身宽严失调、刑事司法轻刑化等现象,必须积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转变司法观念,公正司法,科学考评,加强对办案干警的教育培训,才能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落到实处。     

简析我国公务员绩效管理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从思想意识，制度保障，实施过程三个层面上简要分析了我国公务员绩效管理的现实困境，并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要确立正确的绩效管理价值导向和管理理念，建立全面的系统化、法制化、科学化的公务员绩效管理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公务员绩效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路径选择。     

少捕慎诉慎押的逻辑检视与规范建构

作为新时代的刑事司法政策,少捕慎诉慎押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具象化和延展。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需在把握其生成逻辑、厘清其基本内涵的基础上明确其适用范围并遵循一定的原则。同时,聚焦争议问题,从“观念、机制、制度”三大维度着手,推动从注重打击犯罪到重视保障人权、从构罪即捕到比例原则、从专识到共识的观念转变;革新捕诉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完善案件绩效评估机制;建立健全捕诉押听证制度、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以及羁押替代制度。     

刑事和解程序探析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刑事和解在我国已广泛进入探索实施阶段，但各地在刑事和解适用过程中，程序极不统一、规范，存在各自为政、良莠不齐等诸多问题，影响了刑事和解的良好效果，也不利于这一制度的长远发展。对此，应通过建立机制、制定制度等予以完善，特别是要从程序上予以规范，以科学严谨的程序推进刑事和解顺利实施。     

刑事证据审查的基本制度结构

现代刑事证据审查体系是以"证据准入—证据评估相分离"为核心特征,由术语范畴、审查主体、审查标准与程序保障等多个维度构成的一个立体制度结构体系。多层次的立体制度结构体系有利于保障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相对分离,从而确保刑事证据规则的有效实施。我国最新的刑事证据立法已经通过"材料—证据—定案根据"这三个基本范畴确立起证据准入的两道审查门槛。证据审查规范与相关审查范畴的对接彰显了在新形势下对刑事证据审查的进一步强化。我国证据审查制度还仅仅是一种相对扁平化的线性制度构建,审查范畴上的区分缺乏来自主体分离、程序设置和适用标准层面的支撑与保障。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刑事证据审查的制度体系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适。     

关于构建社区矫正执法大队与执法中队的思考

正社区矫正工作是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的刑罚执行制度改革,是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依法治国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浙江省台州市是我国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第二批试点地区,自2005年开始试点工作,于2008年全面铺开实施。通过先行试点、铺开实施、规范运行等三个阶段,社区矫正工作从摸索试行到积累经验再提升到规范创新,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通过分析当前社区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和解制度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控制犯罪的基本政策,而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刑事制度能够很好地贯彻这一基本政策。在当前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也有着实施的可能。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强制措施制度回归诉讼保障功能,应对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深化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必然要求。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在厘清其内涵的基础上规范其适用范围并遵循一定的原则,其实施路径包括正确把握逮捕的条件;进行实质化的羁押必要性审查;用好、用足不起诉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合理衔接以及充分发挥辩护制度的重要作用等。检察机关作为捕诉职能的承担者,是该政策有效施行的“第一责任人”,应当充分发挥“司法纽带”作用。时机成熟时,应当对该政策进行延伸,形成“少拘少捕慎诉慎押慎判”的系统的刑事司法理念和政策。     

轻罪刑事政策论纲

刑事政策轻缓化已是世界大势,不少国家在轻罪刑事政策的轻缓化方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在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下,系统、深入地探讨轻罪刑事政策的研究概念、结构、根据、意义以及与相关范畴的关系等问题,探讨我国刑事立法、司法、监狱处遇等领域如何践行轻罪刑事政策,对于推动我国犯罪治理以及刑事政策体系科学化的进程是十分有益的。     

国家应对犯罪策略转变的历史选择——解读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

在我国,以新刑法为标志的现代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与刑事和解制度的导入处于同步发展的状态。这是中国国情使然。就国家应对犯罪的策略或刑事法律具有的社会治理效能而言,适合中国国情的就是符合刑事法制一般作用规律和基本价值倾向的。刑事和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施的具体保障制度之一。刑事和解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就是刑事政策调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产生的过程。从规范刑事法学、社会刑事法学与价值刑事法学理应存在融通、协调之处的视角,刑事和解契约观与刑事和解修复观可以水乳交融。我国司法机关积极探索的刑事和解制度,实为解读国家应对犯罪策略转变的一般规律和普遍问题的绝好样本。     

犯罪分层制度的检讨与启示

犯罪分层制度的构建动因是“大刑法”的改革设想和微罪扩张的现实趋势,而支撑理由可以归结为犯罪分层制度在“刑事法律”和“刑事政策”两个面向上的价值。但是,从结构基础上看,我国轻微罪扩张的进程整体较为理性,“大刑法”改革的设想也已经破产,进而难以达到足以层次化的微罪数量。从制度价值上看,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法律价值名不副实,其在实体法上不能有效区分刑事可罚性,在程序法上也仅具有立法技术的意义;另一方面,犯罪分层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难以证成,将犯罪分层制度的“轻重”理解为刑事政策的“宽严”,并不能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科学化、稳定化等价值,反而导致了机械化。未来,我国刑事立法改革应破除对域外犯罪分层制度的盲目效仿和宣扬,而需认识到,粗糙机械地将犯罪的轻重分离予以立法化、制度化不可能有助于我国具体刑事制度的精细化和刑事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政策出罪的法理表述与完善逻辑

经由我国基本/具体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刑事司法(体制)改革、刑事司法试点工作等通道，发展出广泛而多元的出罪实践，逐渐形塑了我国经由刑事政策出罪的本土经验与逻辑，可归结为政策出罪。它是中国出罪体系的特殊组成部分，相对独立于其他出罪机制。政策出罪以“政策”为核心或者主要的支撑理据，有特定且专属的运作机理。在实施中，因政策出罪的运作机理等内外因素，也会出现合法性的隐忧等关联性制度困题。应优先建立合法性的说理机制，阐明政策出罪的刑法根据或者实体根据、政策出罪与程序出罪的耦合逻辑、政策出罪与其他出罪机制的协同关系，制定冲突协调的上位规则。应细化政策出罪的一般类型化规则，阐明主要情形的特定适用细则，增强出罪路径的规范化。应从政策运用不能超越刑法、权力裁量需保持审慎、避免混同政策出罪与程序分流等方面，精准管控政策出罪的外溢风险。     

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

我国刑事政策距离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尚存一定差距,主要是制定中缺少科学性,执行中具片面、盲目、消极性,本身不稳定,实施中低效率,内容体系不完整等。因此,刑事政策的改革,要转变阶级斗争思维定势的理念,树立现代刑事政策观;要以当前急待解决的对社会和谐影响较大的刑事政策作为突破口;要积极、主动、有序地推进刑事政策体系建设。     

论反腐败的刑事政策体系

为了更加有效地治理腐败问题,有必要对当前刑事政策作体系性思考.本文从刑事政策概念展开,从横向、纵向两个角度对其体系与结构进行论证.在纵向结构上结合我国当前腐败形势对我国根本刑事政策给予客观评价,并进而在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框架内提出具体建设性意见,旨在构建科学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体系.     

我国建立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思考

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建立我国的刑事辩护准入制度,不仅是稳定辩护律师队伍、提高刑事辩护质量、全面实现刑事辩护社会价值的需要,也是实现司法公正,适应现代社会专业化发展的需要。本文指出刑事辩护制度的建立应该从死刑案件开始,分步骤、分阶段地设立刑事辩护的准入门槛,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惩戒以及退出机制,为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提高我国刑事辩护质量的另一条路径——再论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建立

建立刑事辩护准入制度是提高我国刑事辩护质量的另一条现实路径。在现实国情允许的情况下,我国应从死刑案件开始,分步骤、分阶段地设立刑事辩护的准入门槛,同时设置相应的监督、惩戒以及退出机制,为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论和谐视野下的经济刑事政策——我国经济刑事政策及其实践的分析、改进与构建

经济刑事政策有其特性和独到功能。虽与一般刑事政策有联系和交叉,但区别明显而不可相互替代。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施行以"严打"为基调的经济刑事政策,有其历史背景和绩效,但本身也存在结构缺失等问题,以致实践效果并不理想,故在对其回顾、总结与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使命,并经对刑事历史发展趋向的透视与论证,认为在我国当前应以经济民主、经济效益和民权民生民富为导向,增强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等行为的和谐因素;在保持一定凌厉性的同时,扩大包容性和宽容性,改革刑制,建立一种"治罪救人"、"严而不苛"的特别治罪对策体系,以大力推进我国经济刑事政策改进、建设和出新,从而建立通往和谐社会的经济刑事法律体制。     

我国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完善的建议

在创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和谐社会的双重背景之下,刑事司法实践跟刑法理论都趋重于宽松的刑罚.加之目前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我国社会老龄化的趋向已经十分明显,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给我 国社会造成了新的问题,带来了新的矛盾,我国老年人犯罪不断发生,社会、国家、法律对老年人犯罪应重新得到考虑,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老年人犯罪放宽处罚机制慢慢进入人们的关注范围之内.因此,本文针对我国现状,提出了完善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罚制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