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院校“课程思政”体系生成逻辑探析——以侦查学专业课程为例

公安院校“课程思政”体系生成逻辑是公安院校“课程思政”实践的基础。按照“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以侦查权属性和制度为根本保障”“遵循教书育人规律：以学生专业知识体系和专业能力培养为逻辑起点”和“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以尊重侦查规律为基本原则”三个方面构建科学合理系统的侦查学类专业课程“课程思政”体系,对于公安院校的“课程思政”理论研究与实践具有指导性意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研究

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党合作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多党合作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理论是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根本理论基础、直接理论基础、重要理论基础,构成了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理论逻辑;新型政党制度蕴涵“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文化逻辑;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孕育,在协商建国中形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中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日臻完善,勾勒了新型政党制度生成的实践逻辑。     

我国检察学范畴体系的构建

检察学范畴体系不仅构成了检察学理论体系的骨架和核心内容,而且在结构、层次以及反映研究对象的深刻程度等诸多方面决定着检察学理论体系.构建检察学范畴体系必须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的与历史的统一等科学方法.检察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要素包括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检察范畴是检察学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依次为检察监督、检察权、检察职能和检察规律范畴,检察制度是检察学范畴体系的逻辑终点.构建并逐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检察制度是我国检察学范畴体系的终极归宿.     

“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五个逻辑

推动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实践动因系统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有中国特有的体制性因素和“发展至上”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导向因素，也离不开中国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禀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演绎，也得益于国际和平大环境与全球一体化发展所提供的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在社会主义发展逻辑、市场经济逻辑、社会历史逻辑、文化逻辑和全球化进程逻辑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特色发展道路是历史和时代的必然，同时也面临调整和完善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证明（下）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进行“历史必然性”的证明和“现实必要性”的证明,而且要进行“内在逻辑性”的证明。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逻辑”,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各自有着内在的产生与发展的规律,同时它们相互之间又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改革开放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以及这一理论体系迄今为止所包容的三大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作为道路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选择这样一条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的主题、本质、内涵、目标是什么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其他现代化道路相比较的特殊价值。作为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内在逻辑证明．需要着重深入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依据、基本内容、内在本质和主要特征等重大问题．从而深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价值。     

中国社会转型期政治稳定的价值逻辑

市场力量的不断崛起使得转型期的社会文化生态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交织的价值多元景观,这种文化生态为转型期中国政治稳定的价值解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场域”。在此“场域”中,经济自由与政治秩序的整合构成了转型期社会政治稳定内在统一的价值逻辑,这种价值整合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经由经济自由推动而产生的新的权利诉求,能够成为塑造新的政治系统与制度体系的价值基础;其二,政治系统与制度体系能够包容和吸纳这些新的权利诉求,并能以持续更新的政治秩序为经济自由的生长和新权利诉求的产生提供条件。这种价值整合在政治操作层面的现实策略是形成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互动结构。     

“现实的个体”的走向——论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逻辑起点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人学思想的核心命题，其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个体”。人类解放是“现实的个体”与“真实的集体”，“现实的个体”与“抽象的公民”的统一。人类解放是现实个体的公私两重性消解之后，走向蕴含共和逻辑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公”的逻辑起点是“大我”，“私”的逻辑起点是“小我”，共和逻辑的起点是超越“大我”与“小我”的“我们”。     

中国地方公安改革:议题、选项与逻辑

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契机,全国各地推行了多姿多彩的公安改革。理解这些改革实验试图解决的现实问题、理论假设和制度选项,解释其背后的逻辑,将为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提供科学决策的经验基础和制度细节。多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在编制和经费"硬约束"的前提下,公安改革倾向于通过组织体系变革来提高运行效率,即组织和效率逻辑成为改革的主导逻辑。零星的个案涉及互动治理来优化警务职能和社会效果,实现制度驱动的改革。未来的改革选项中,公安组织结构体系的变革依然有很大空间;社会分权和治理转型能释放社会活力以提供更多的改革选项;改革的复杂性需要考量不同逻辑选项在制度框架上的嵌套性和兼容性。     

市场、国家与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重构

当前,美国正在打破其自二战以来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国际经贸规则体系沿着两条"断层线"——"发展断层线"和"脱钩断层线"进行重构:一方面,美国通过单边主义破坏原有规则体系中的发展原则,可能形成发达国家(尤其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尤其中国)之间难以弥合的规则"分水岭";另一方面,尤其在科技领域,美国对中国实施的脱钩行为,可能迫使企业和市场适应不同的规则体系。要深刻理解当前国际经贸规则"破"与"立"背后的规律和深层原因,就必须从推动国际经贸规则形成的两种逻辑——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出发,从历史和现实的交汇中寻求答案。市场逻辑是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原动力,但其内在缺陷又导致全球化必然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产生发展断层线。国家逻辑则更多反映了东西方之间新的权力平衡及其在构建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中的作用。未来很可能形成两种导向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资本导向的美式规则体系越来越缺乏发展内涵,"一带一路"正在形成"发展导向"的规则体系。规则之争就是制度竞争,主导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重构,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妥善处理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的利益不平衡关系。中国要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坚持发展视角。     

中国监察官制度的构建及路径研究

建立国家监察官制度是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体系的重要举措。中国监察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国家监察官制度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监察官制度,也迥异于西方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或监察长制度。国家监察官制度的构建应以保障监察权的有序运行为基本原则,以反腐败为价值目标,依据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际需要来合理的确定监察官的范围、选拔资格及履职保障等内容,不断推进纪检监察队伍专业化职业化,为反腐败提供可持续地动力支持。     

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的立法思考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目前我国反腐法律体系虽已基本形成,但存在反腐国家法律和反腐党纪党规的互相冲突,缺少一部统一的反腐败专门法,有关反腐败的相关法律规定不够完备,影响到反腐败的实际效果。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国家反腐败法和若干关键性反腐败单行法规与配套法规,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罪名体系,加强反腐败立法协调,以满足依法反腐的现实需求,实现与国际反腐法律接轨,夯实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土壤的厚实法制基础。     

反腐倡廉建设的传统文化瓶颈及应对措施

传统文化作为政治体制背后的因素影响着政治行为。官本位思想、送礼文化、关系文化、人治思想等一些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观念严重阻碍着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推进，成为反腐倡廉建设亟待突破的“瓶颈”。我们要从影响反腐倡廉建设的传统文化观念着手，营造有利于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推进的廉政文化环境。     

践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在加强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中，明确提出“防止利益冲突”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推动我国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举措。强调健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实际，借鉴国际社会制度防腐的经验，以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为基础，以加强廉政伦理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为重点，以健全“三公”领域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突破口，以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管理型制度为保障，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机融入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有效发挥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预防性和机制性作用。     

工会改革的逻辑及措施——基于文献的思考

现有文献提出的工会改革逻辑,分为＂底层倒逼＂式和＂上级要求＂式两种。而工会改革措施,则主要从工会体制和工会职能两方面提出。在中国,单独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改革逻辑,都是不切实际的,必须采取更为灵活和实际的做法。目前最急迫的,便是在法律框架内激活地方工会,让其履行代行维权、服务企业工会的职责。工会改革的重点应在基层工会,尤其是企业工会。要以工会主席直选为突破口,逐步实现企业工会干部的独立性,以让广大职工群众认同和参与工会。     

高度重视反腐倡廉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反腐倡廉是我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当前,我国腐败问题呈现多种特点,其危害性在于：它离间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损毁党的执政基础;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机制,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干扰依法治国,影响社会稳定;毒化思想道德,败坏社会风气。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加强党员干部反腐倡廉的思想建设;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强化党内监督机制;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作用。     

论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治理的国际化——基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察

反腐败是我国当下重大的现实问题,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要求相比,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罪名设置较为狭窄,犯罪对象规定不合理,主观方面设置不科学,法定刑的设定不完善。基于进一步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治以及立足于当下反腐败的现实考察,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罪名体系的设置,适时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和"利用影响力行贿罪";减少犯罪主观要素的限制;扩大贪污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的范围;完善罚金刑,合理设置资格刑,进一步促进贪污贿赂犯罪刑罚配置的科学化。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2013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概述

"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社会主义"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生论坛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讨论: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与现实表现;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定位与意义;三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新趋向。此次论坛从社会主义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的三个角度出发,全面探究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展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全新图景。     

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舆论监督的作为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发挥舆论监督在腐败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大大提升了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还是透明国际的国家廉政体系,舆论监督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舆论监督的发展离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舆论监督要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中大有作为,还应该从四个方面努力,即强化舆论监督制度构建的力度,提升舆论监督反腐报道的质量,前移舆论监督惩治腐败的端口,探索舆论监督预防腐败的路径。     

网络反腐相关问题浅析

网络的发展使反腐进入了公众广泛参与的时代,网络反腐具有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信息反馈的快捷性及舆情影响的巨大性等优势,但也存在着信息的失真和非同等对待、舆论的非理性等局限性。完善相关制度应整合网络反腐信息资源,建立网络反腐互动机制,并完善举报人保护体制。     

事实与规范视野下的我国腐败犯罪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2012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正式确立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该特别程序的确立对于惩治腐败犯罪具有重大意义。基于当下中国反腐败的现实考量,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明确腐败犯罪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仅限于刑法典第八章贪污贿赂罪及其他章中明确规定依照第八章相关条文定罪处罚的重大犯罪案件;证明标准应当适当放松,建议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积极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及相关国家的立法,运用违法所得程序有效追回转移到境外的涉腐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