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流动与国际经济治理——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理论阐释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对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兼顾国际和国内规则的内在要求,如何处理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之间的关系,成为新兴大国必须加以应对的紧迫挑战。经典的国际关系"规则治理"研究主要单向度地关注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功能、效果及其如何影响国家内部治理。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围绕国际与国内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配合论""扩散论"和"互动论"等观点。将这三种视角的核心逻辑纳入"规则治理"路径,有助于深化有关国际与国内经济治理之间关系的认识。通过"国内化"和"多边化",国际经济规则贯穿于国内和国际经济治理,治理效率的优化是规则流动的动力,国际权力结构塑造规则流动和变化的基本方向。在规则流动分析视角中,规则能力是国家规则优势的基础,规则制定权是国家影响规则流动的关键,也是国家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核心。     

国际规则视角下的修正主义:特朗普政府对国际秩序的态度分析

在既有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语境中,国际秩序并不是一个清晰、客观和固定的概念,不同领域的国际秩序存在不同的形式。作为国际秩序的表征,国际规则的受认同程度也不相同。因此,对国际秩序的研究往往见仁见智。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断攻击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指责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和国际规则的"违反者",对美国构成了"挑战"和"威胁"。而正如不少批评指出的,近年来以"现状国家"自居的美国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性力量,但这种观点尚缺乏严谨的系统研究支撑。文章将国际秩序要素分为共识程度较高的规则和共识尚在形成的规则,分别讨论特朗普政府当前对这两类国际秩序的态度和行为。研究表明,美国通过各种形式违反了主权规则、军控秩序及武力使用规则和贸易规则等国际秩序中的"硬规则",同时,在人权保护、环境保护和信息情报流动规则等"软规则"方面采取了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行为,正对国际秩序产生严重的损毁性影响。     

制度实践与中国的东亚区域治理

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实践转向并对国际制度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实践蕴含着国际制度与国际规则,集体共识是国际制度与国际实践的共同要求。国际实践还拓展了制度理论所忽视的一个重要领域,即独立于国际制度与国家行为的国际实践空间与进程。当前,国际实践在制度研究中仍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为此,文章把实践理念纳入国际制度的研究范畴,提出了"制度实践"的新实践类型。制度实践突破了制度客观论的束缚,增强了制度理论的解释能力,深化了范式间的多元对话,推动了全球治理的深刻转型。文章还对制度实践与参与实践进行了比较分析。当前,中国的东亚区域治理实践进程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参与实践,正以制度组织作为依托平台,以转移型制度实践作为调整方向,通过制度重建和新建制度,开展积极主动和全方位的制度实践。在中国参与东亚区域治理制度的进程中,制度实践为落实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来源。     

试论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美国经济外交与大英帝国的崩溃

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目标就是要通过影响、修正和制定国际规则来塑造有利于本国的世界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主要治理平台的国际贸易体系就是英美之间经济外交较量的结果。在美国经济外交的强大攻势下,大英帝国最终走向崩溃。当前美国和欧盟加快推动"大西方"战略,主导新一轮国际规则的形成,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和国际贸易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变革,积极参与此轮国际规则的制定,塑造有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界秩序,这既是中国经济外交必须经受的严峻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重大机遇。     

国内规范、国际规范与中欧规范互动

国家规范应当被区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维度。国内规范是指国家在国内治理的过程中应如何行事的理念和规则。国际规范是指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应如何行事的理念和规则。中国与欧盟的差别不仅体现在双方认同的内外规范不同,也在于双方传播这些规范以影响世界上其他行为体的方式不同。中欧的规范分歧最突出地表现在人权与主权等国内规范上。在国际规范上,如中国的多极化与欧盟的多边主义,双方的分歧要小得多。规范互动尽管给中欧关系发展带来了不少问题,但对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影响也具有积极的一面。     

诉求变动与策略调整:印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路径及前景

在当前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印度的现实诉求和参与策略都正经历着不断的变动和调整。无论是从全球治理秩序的边缘地位向中心移动,还是维护国内的政治经济利益,印度在全球治理中的国家利益诉求的实际内涵日益复杂。相应地,印度从在国际谈判中适当缓和强硬立场、在双边及多边关系中平衡合作与制衡的关系、塑造规则制定者的身份等三个层面着手,对其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和路径进行了调整。但这些调整难以避免其困境与限度,如何协调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与维护国内利益之间的冲突、平衡及整合在各不同领域和议题中的参与、弥合担当规则制定者的意愿与能力之间的鸿沟,是印度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代西方学术界对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综述

鉴于欧盟在国际气候谈判及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重要影响和"领导"作用,对欧盟气候变化政策及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受到西方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当代西方学术界关于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及相关研究进行综合概括和评述:首先,从总体上介绍当代西方学术界对影响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研究;其次,关于欧盟与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研究。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总结了六类分析欧盟国际气候谈判立场的理论视角:一是环境外交政策分析法;二是经济利益决定论;三是国内政治分析法;四是双层博弈分析法;五是制度主义分析法;六是观念建构视角。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中国与欧盟:理念、行动、分歧与合作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理念和行动,分析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以及合作前景。笔者认为,自《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中欧的全球气候治理理念都处于变化中。中国从之前被动地接受"治理",到积极地参与国际机制,甚至主动提出治理方案,如南南合作。而中国近期提出的"自主国家贡献"目标更是对促成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释放出积极的信号。欧盟利用话语权和气候外交的优势,在引领气候治理向着自己意愿方向发展的同时,逐渐成为分化发展中国家阵菅的"推手"。中欧尽管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但双方的合作空间却在不断扩大。这是因为中国不断提高自身参与气候治理的合作意愿和合作能力,而欧盟也愿意以更温和的态度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展开合作。     

美国经济趋缓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和美元的持续贬值正冲击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尤其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萎缩影响这些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这些国家货币升值直接影响到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国际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也使东南亚石油进口国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然而,东南亚国家正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不利的外部经济形势.由于这些国家经济基本面还比较好,对外经济关系的多边化已取得明显进展,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较过去减小.只要美国的经济困难没有演变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东南亚国家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国内消费和投资,是能够克服目前所面临的困难的.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融合发展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我们要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把各方面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政党协商与政协协商都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基础,实现两者融合发展,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美国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框架下的竞争中立原则分析

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体系重塑中,竞争中立原则是一项值得关注的代表性规则。在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中,竞争中立是"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规则之一。竞争中立原则涉及国有企业、竞争政策和投资保护等议题,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维护其在全球竞争地位的新工具,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新挑战之一。文章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以美国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中推动竞争中立原则为例,分析了其推动新一代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的动因和收益,探讨了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和实现的具体路径,将国际规则形成机制的分析由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拓展。文章还结合中国新一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提出了中国应对竞争中立原则的政策建议。     

美国太空战略转型及其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太空战略不断调整,先后实现了两次重大转型。美国太空战略的理念经历了从"新边疆"到"高边疆"再到"最后的边疆"两次转变,战略目标中的领导地位内涵经历了从"技术优势地位"到"效用与防御优势"再到当前"产业、规则与军事"复合推进的演化,战略资源与战略手段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美国战略转型由美国的逐霸本性、太空技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太空民主化转型以及美国对其能力与威胁的评估四种动力协同推动而成。美国太空战略转型将对中国参与太空国际规范完善与太空治理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反恐与承认: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

国际社会在治理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存在价值破碎化现象。如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坚持国家主权不应是国际反恐行动的屏障,而且试图以政权更迭和民主移植的方式达到消除恐怖主义的目的;而以中国、俄罗斯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则坚持反恐不能以削弱国家主权为代价,需尊重他国的历史、文化、发展道路等特殊性。从承认理论的角度进行观察,尊重其他国家的国家主权和要求捍卫人权属于"薄的承认",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特身份属于"厚的承认"。文章认为,恐怖主义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价值破碎化现象,主要源于不同国家在反恐过程中对待"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的不同态度,这种破碎化现象同时也反映了这种不同态度。西方国家虽然强调个人层面的"薄的承认",但只是选择性地、甚至拒绝给予非西方国家国家层面的"薄的承认"和"厚的承认"。与之相反,非西方国家则在反恐过程中淡化个人层面的"薄的承认",坚持认为国家相互给予国家层面的"薄的承认"与"厚的承认"不可或缺。国际社会在治理恐怖主义过程中存在的价值破碎化现象,不仅妨碍了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有效治理,而且有可能对国际秩序的稳定造成冲击,其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比恐怖主义更为严重。     

中美叙事之争：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西方对中国最大误解集中在文明型国家和共产党中国上,最担心中国崛起会打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普世价值神话。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工业文明向数字化文明转型之际,中西竞争进入社会制度、治理模式的同质性竞争层面,从全球化核心技术、标准、规则乃至全球化体系本身延展开来。为此,讲好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民族国家的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作为文明型政党的故事,是赢得中西叙事之争的前提。在中国国内实施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观,在国际上倡导"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以消除和平、发展、治理和信任的赤字,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人类共同价值观是赢取叙事之争的关键,也是解决人类问题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美叙事之争的目标不是赢,不为争,最终还得消除中美间的误解和隔阂,化解双方意识形态分歧,展开中美和全球治理对话,凝聚中美共识,寻求中美共情。     

国际政治中的“缓冲单元”:内涵及属性——一项理论性探讨

"缓冲"是国际政治的经典实践,但国内外学界对此研究甚少,零星散见于各处。本文尝试对"缓冲单元"的语义和政治学含义及其演变作一初步分析,并探讨"缓冲单元"的地理、能力和政治三个层面的基本要素和缓冲单元的多重类型,以及"缓冲单元"的脆弱属性。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现象,"缓冲"政治单元迄今为止仍然存在,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会消失。本研究在学理层面的辨析不仅有助于透视和理解国际政治中的缓冲现象,也有助于丰富国内的国际关系理论。此外,"缓冲"理论分析也有益于从地缘因素视角观察大国与小国关系的历史演进,并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提供知识积累和理论参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优势认同与入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优势是具有集成性、高效性、吸纳性和自主性特性的结构性优势。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优势认同,对进一步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优势意义重大,必须增强国家治理优势主体内容的认同,消除国家治理优势理解上的认同偏颇。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优势的认同自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优势认同奠定实践基础,深化在具体体制机制、运行环节和方式方法上的改革创新,强化斗争意识、增强斗争本领,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优势认同的入径选择。     

法律化、制度竞争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作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中国和美国都着力在亚太地区打造自贸区网络,试图整合亚太经贸规则。由于两国自贸区策略在义务性、精确性和授权性等法律化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别,客观上形成了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两种路径,其背后是美国和中国围绕贸易规则的国际制度竞争。对不同路径的选择与中国和美国在国际贸易制度中的比较优势密切相关。作为在位者,美国倾向于通过较高法律化水平的方式巩固自身的规则收益和治理话语权。作为进入者,中国则主要通过较低的法律化水平降低缔约过程的交易成本来获得伙伴收益。     

全球治理时代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逻辑——以太平洋岛国为例

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通常聚焦在全球性或区域性大国,而较少关注小国构建国际话语权的不同逻辑。在全球治理时代,国家之间高度相互依赖,全球性挑战不断加大,同时,国际规则的适用性普遍提升。这些新的变化使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利益交汇和利益共享,超越国界的全球利益日益凸显。这为一些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国在国际舞台上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参与全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机遇。由于一国的国际话语权既取决于国家实力,也取决于国际道义,因此,国家可以选择提升实力和借助道义这两种主要方式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从实力路径看,小国既可以选择"自力更生"的内向策略,也可以选择"联合自强"的外向策略;从道义路径看,小国可在特定的功能领域,借助现有的和参与制定的全球治理规则赋予的国际道义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道义基础。由此可见,国家实力并非国际话语权的唯一来源,在全球治理时代这种表现更为明显。倚重国际道义的小国也可以获得超越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话语权。     

论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

在当前中美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博弈呈现显性化、复杂化和激烈化的背景下,"选边站"势必成为第三方国家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客观认识和分析选边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理性主义的视角分析了第三方国家选边站的内在机理,指出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选边站现象是国家对外决策理性的体现,主要与四个层面的因素有关,分别是国际体系层次因素、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这四大层面因素的各类变量相互影响,共同作用,最终在特定议题上复合交汇,影响国家选边站的决策制定.在理论框架的基础上,文章探讨了英国在中美有关华为5G博弈问题上的选边站行为的影响因素,指出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单元层次因素(外部因素)、国内因素和议题因素对其选边站决策的作用机制,显示出文章提出的理论框架对于探讨国际博弈中的"选边站"现象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亚投行:中美亚太权势更替的分水岭?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筹建在全球引起广泛关注。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由此前的国际规则接受者向规则缔造者的身份和战略转变;另一方面,一些美国盟友不顾华盛顿的反对而决定申请加入亚投行,这一新机构因此被视为是中国的外交胜利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权式微"。鉴于亚洲庞大的基建市场,亚投行的定位、运作特点及其与其他机构的互动,亚投行有助于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是对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有益补充力量。但不可否认的是,亚投行的出现又在规则设定、霸权制衡、经济治理、同业竞争等方面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带来一定的冲击。综合来看,亚投行的发展仍难以对美国的地区霸权构成挑战,亚投行的实际运作面临诸多挑战,项目实施面临较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