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经济外交与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基于中美经济外交战略及其互动分析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国经济外交互动是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演进的重要力量。通过经济外交手段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是近百年来大国通常的做法。文章通过梳理二战前后美英两国经济外交博弈及其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的关系发现,美国经济外交及其政策对于塑造和维护其国际政治经济的主导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经济外交战略运用的后起之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外交助推中国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融入者转变为建设者、改革者乃至成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塑造者。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中美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互动的针对性和竞争性会进一步强化,中国需要与美国在相互调适中争取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空间。     

探索中国特色的大国经济外交

大国经济外交,是大国以权势转移、塑造世界秩序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外交,其主要特征是拥有大国实力、大国意愿和大国影响。由于中国经济外交仍是以经济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因此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大国经济外交。但中国具有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有利条件,特别是具备高效率运用经济实力的制度优势,以及义利并重的文明属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传承。未来中国实施大国经济外交的战略,是逐步确立大国雄心和大国意识,加强战略规划和打造大国均势体系,因国施策实施精细外交,与金砖国家等协同实施"共同经济外交战略"。中国要稳健审慎使用实力资源,渐进推进大国经济外交。     

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与地区安全秩序的重塑

冷战结束后,塑造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力量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雅尔塔体系的遗产,二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一方面,中国与俄罗斯通过上海合作组织构建了在安全等领域的合作,而美国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在东亚的单边及多边同盟体系。因此,雅尔塔体系遗产的组织化程度较以往明显提高。另一方面,东南亚诸国通过在东盟"10+"合作框架、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亚欧会议等平台实施经济外交,比较成功地把主要大国及区域集团力量牵绊在东亚地区,并藉此影响了冷战后东亚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     

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天道仁礼”与中国外交战略

中国外交有必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的关系性思维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思维方式迥异。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以先秦诸子为源流,有"天道仁札"的通贯系统。"天"是中国人心中万事万物的本原和统摄;自"天"下降有"道"、"仁"和"礼"的范畴,它们开始关乎人间秩序。通过系统整理以"仁"为核心的关系性政治哲学,文章进而为汇通中国传统和现有国际体系的话语打下基础,为中国外交的顶层、观念设计,甚至为世界政治和全球治理提供智力支持。以中国上升的物质实力为依托,沟通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语言学、存在主义、关系和实践等本体论转向,这一顶层设计可以通过系统性反思现有国际社会话语体系来突破中国软实力建设的瓶颈。中国理应在关键大国关系的构建、区域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世界秩序想象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一政治哲学体系。     

规则流动与国际经济治理——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理论阐释

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对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兼顾国际和国内规则的内在要求,如何处理国际规则与国内规则之间的关系,成为新兴大国必须加以应对的紧迫挑战。经典的国际关系"规则治理"研究主要单向度地关注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功能、效果及其如何影响国家内部治理。从更广泛的视角看,围绕国际与国内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配合论""扩散论"和"互动论"等观点。将这三种视角的核心逻辑纳入"规则治理"路径,有助于深化有关国际与国内经济治理之间关系的认识。通过"国内化"和"多边化",国际经济规则贯穿于国内和国际经济治理,治理效率的优化是规则流动的动力,国际权力结构塑造规则流动和变化的基本方向。在规则流动分析视角中,规则能力是国家规则优势的基础,规则制定权是国家影响规则流动的关键,也是国家统筹国际国内规则的核心。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

世界秩序主要有三项基本要素,即国际权势分布、国际规范体系和跨国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秩序的关系主要就是它与这三项基本要素的关系。就其根本维度而言,当今的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大概可以被简约概括为两大方面:第一,中国这个富有文化特征的巨型国家在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交往和人口流动等各个领域,以迅速增进的广度和深度介入和"缠入"外部世界,由此可以说,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全球性国际体系的重大扩展;第二,"中国崛起"已经并正在继续导致国际权势结构的变化,它的长远效应越来越有可能是变更性的。按照常理和现当代世界的基本经验,国际体系在广义界限上的重大扩展,连同国际权势格局的如此能动     

从应对贸易摩擦到预防经济脱钩: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形势分析

2019年,中国经济外交在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中负重前行,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首先,以建设性姿态与美国展开经贸谈判,最终在年底达成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避免了中美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其次,积极加大对欧洲、日本、俄罗斯以及东南亚等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外交,推动国际经济合作,力促RCEP完成谈判。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中美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第三,中国的"带路"外交进入机制化建设的新阶段,尤其是新建立的"一带一路"新闻与智库交流机制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展望2020年,中美经贸关系依然错综复杂,WTO改革压力重重,欧洲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对中国的疑虑可能会进一步发酵,中国经济外交依旧充满挑战。     

人民币崛起的国际制度基础

2009年,人民币开启国际化进程,拉开了人民币崛起为一种国际主要货币的序幕,这被认为是21世纪继欧元诞生之后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事件。但是,国际货币地位的形成不仅仅是市场扩张的自然产物,还需要坚实的国际政治基础,这意味着人民币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也是一个政治和外交事件。国际货币的政治基础主要包括支持该种货币国际地位的货币伙伴网络和国际(区域/全球)货币制度两方面的内容。2009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通过国内制度改革以释放人民币走向海外的市场活力的同时,也在通过积极有为的货币外交为人民币崛起夯实政治基础。具体到与货币相关的国际制度领域,中国的货币外交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努力推动既有的全球性制度改革(简称"改制"),二是积极进行大规模的区域性制度建设(简称"建制")。由于来自在位货币霸权国美国的强力阻扰,既有全球性制度改革进展十分困难。中国在区域制度建设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分别是金砖机制下的货币合作、"10+3"框架下的东亚货币合作和上合组织框架下的货币合作,它们将共同为人民币崛起提供有效的区域制度保障。不仅如此,中国的"改制"和"建制"努力还为未来的国际体系预示了一个国际制度竞争的格局。     

公共外交视角下韩越经济合作研究

跨国/境经济合作是当今世界贸易往来的必然选择,但是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活动往往深受政治政策的影响。不过,在世界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背景下,传统的政治经济手段已不再像过去一样作用显著,利用"软实力"来扩大一国影响力,从而获得跨境经济效应更为符合世界新形势的要求。本文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对跨国经济合作进行分析,阐释公共外交对跨国经济合作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韩国在越南采取的公共外交政策主要以文化外交、企业外交以及援助外交三种外交形式来提高韩国的国家形象;韩国在越南开展的公共外交有利于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尤其是跨境投资、跨境劳动、跨境贸易等。在分析韩国依托对越南的公共外交推进两国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开展国际经济合作视角下中国公共外交相关研究。     

欧盟经济外交的特点及中国的应对策略

多层治理结构下的欧盟对外决策主体具有多层性和多元性特点。为了规范联盟治理体系和增强联盟对外行动能力,欧盟通过不间断的制度变革来实现联盟的"善治",这种"制度依赖"进而外溢为欧盟经济外交的规制性特征。在制度规范下,欧盟独特的集体决策模式使欧盟成为"易守难攻"的"欧洲堡垒"。受欧盟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影响的欧盟经济外交特点,逐渐成为影响中欧经济外交的内生变量。本文选取中欧纺织品争端、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中欧光伏争端作为案例,分析了欧盟独特的制度结构和决策机制如何影响欧盟经济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应对策略提出了相关建议。     

双循环、外部性与中国经济外交转型

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如何从这一战略部署出发,调整新发展阶段的中国经济外交,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课题.事实上,之所以强调双循环,本质上还是一个外部性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如何化解中国经济产生的外部性问题,实现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是目前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任务.基于经济学关于外部性理论分析的基础,通过考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外部性的新现实和新挑战,文章认为,只有推动中国经济外交实现从"单循环"到"双循环"的转型,才能实现中国"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冷战后美国亚太多边外交中的同盟逻辑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逐渐开展多边外交以作为对同盟体系的补充,其多边外交具有高度选择性、浓厚的结果导向和特定功能性导向等偏好,难以达到多边主义外交的标准,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及少边主义的色彩更为强烈。美国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与多边外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同盟体系制约了开放、多元的亚太地区架构的形成,并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选项,在客观与主观上都制约了美国采取多边主义外交的可能。另一方面,同盟逻辑贯穿美国亚太多边外交的始终,它积极与同盟及伙伴进行"俱乐部式"的小多边互动,利用同盟体系塑造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多边秩序并日益在多边场合划分阵营,对中国进行多边牵制与施压。     

美国学者研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的新视角

长期以来,美国学者把对中国周边安全研究置于国际体系演变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他们密切关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调整,把"亲诚惠容"理念与中国提升周边外交软实力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中国展示"魅力外交"的重要途径。美国学者对中美在朝核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认知,他们从地缘政治困境的角度分析"六方会谈"机制的得失,强调美韩同盟、美日同盟对解决朝核问题的制约作用。中印美战略关系的形成对南亚及印度洋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学者认为虽然美印对华战略选择不尽相同,但实行对华接触政策符合美印全球战略的需要,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双重因素制约着变化中的中印美三角关系,经济与安全是检验三角关系好坏的试金石。美国学界有关地缘政治经济考量、软实力外交、联盟体系制约作用的研究,凸显了其当代中国周边外交与安全研究的新视角。     

编者的话

正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对国际经济治理提出了兼顾国际和国内规则的内在要求。本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专栏,聚焦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规则能力和如何发挥规则优势的问题。陈琪等人从"规则治理"路径入手,以规则的"国内化"和"多边化"流动为视角,分析了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规则能力和规则优势,并根据规则流动的效应深化了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认识。该研究对于中国推动规则的多边化,争取国际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权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G20: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兼论中国的应对策略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运用霸权实力在国际上打造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自由、开放、稳定的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和能源体系。但近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霸权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为此,美国重新调整了其经济外交战略以适应新形势,并最大限度地维护其霸权利益。文章通过分析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及G20框架中的收益—成本认为,G20的价值与美国的利益诉求相兼容,它是美国领导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对此,中国需要积极、有效地应对。     

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

随着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扩大,美国境外债务不断积累起来,形成庞大的境外美元资产,这是美国债务经济的国际循环.美国债务经济根源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国际本位货币的地位和美国各类金融资产的国际流动渠道畅通是形成其国际循环的两个支柱.美国债务经济的持续扩张使全球流动性因此而加速膨胀,于是不断膨胀的美元流动性最终将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引起全球金融系统的严重动荡.国际货币体系正处在发生巨变的前奏,它必须适应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     

全球气候外交论析

气候外交是指国际社会围绕气候治理展开的外交活动。国际气候外交的行为主体十分广泛,包括联合国、主权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等。国际气候外交对于抑制全球变暖十分重要,但当前的气候外交面临诸多难题。比如,气候外交遭遇到集体行动的难题,并常常被异化为谋取经济利益的权力外交等。中国的气候外交目前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在国际社会中仍然受到一定的质疑,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中国必须开展气候公共外交,并在国际责任与自身能力平衡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拜登“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方略及前景

"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理念是民主党建制派精英对特朗普主义兴起以及2016年民主党大选失败进行反思的结果,其内涵上强调外交与内政密不可分、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等施政原则,同时深受具有温和现实主义倾向的国际自由主义、以中派面目低调呈现的左翼进步主义、以多边主义为旗号的制度霸权主义、以民粹和保守为内核的特朗普主义等国际政治观或流行思潮的塑造。受此影响,拜登的外交方略虽在姿态上有意与特朗普主义保持距离,但实际上完全吸纳其民粹主义经贸政策内核并保留其胁迫外交选项,还试图通过调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自由国际主义与民粹主义、多边主义与制度霸权为其民粹主义内核裹上色彩斑斓的外衣。就其本质而言,"服务中产阶级的外交"较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民主党建制派对民粹主义的再包装,是改头换面的"美国优先"原则的再出场,前景并不看好。     

东南亚国家经济外交的策略研究

一般认为,小国在外交领域很难有大的作为,所谓"弱国无外交"就是这一思维定式的简单表述。不过,在观察当代国际事务时,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小国凭借其在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联合成立组织等方面的优势发挥其外交能量。通过巧妙利用大国对地区主导权的竞争,小国不但可以从中收获经济利益,而且还能实现一定的政治、安全利益。本文通过分析东南亚各国在多边国际组织、自由贸易协议、次区域合作等实践领域中的经济外交行为,总结了其中的经济外交策略及其启示。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地区“少边主义”外交浅析

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更加借重以"巧实力"战略来整合国际格局的新变量,以求实现遏制世界"多极化"、塑造"多伙伴"世界并捍卫美国领导地位的战略目的。在亚太地区,奥巴马政府感到美国的传统优势地位正在面临由中国崛起带动的区域一体化的严峻挑战,并将拓展少边安全组合作为调整其亚太安全布局的重要支撑。美国编织的以双边同盟为核心、少边安全组合为结点、多边安全参与为外围的多层次新亚太安全网初现端倪。少边主义外交体现了美国通过扩大合作为其霸权减负和将中国"嵌入"关系网络的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