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决策视角下的政协协商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步的重要体现。人民政协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即政协协商是进一步推动和完善我国民主决策的重要形式,政协协商有利于在民主决策的过程中,实现更广泛的参与,提供科学的政策方案,实现全过程的民主监督,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适应我国进入新时代的新要求,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还需要在制度创新、能力提升、程序建设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从而在更高的层次和起点上推进我国的民主决策。     

统一战线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生性要素

统一战线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密切相关,二者有着共同的理论来源和价值诉求,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人民主权原则。统一战线实践推动着我国协商民主建设不断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国体奠定了我国政治生活领域多元政治主体之间合作、协商与联合的合法性基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多党合作奠定了我国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爱国统一战线丰富了我国协商民主的主体结构;统一战线的协商理念、组织形式和制度架构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丰富的政治与制度资源。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人民政协职能建设的路径探析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人民政协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和主要载体,探讨人民政协的职能建设,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政协制度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协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两种重要形式,是当今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向。完善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既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又符合世界民主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大趋势,对有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协商民主发展的中国智慧

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政治文化,发源于中国对民主制度的创新,镶嵌于中国现实民主政治生活之中,是世界上独特、独有、独到的民主形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输入与中国化转变,促使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得以迅速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建设成就,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展现出自身的优越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人类民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方案,也为西方协商民主朝着经验化转向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沟通手段,从而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模式、特征和原则

立法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有助于统筹推进各协商渠道的协调发展,实现协商与决策的相互衔接,提高立法质量,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优势的具体体现。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主要有三种模式:人民政协直接对接人大或政府、人民政协通过同级党委为中介参与立法协商,以及政协委员以个人身份参与人大或政府的立法协商。分析人大与政协的关系,可以从基本性质、功能定位、制度安排、协商范围、协商类型五个方面来准确把握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的性质和特征。积极稳妥推进人民政协参与立法协商应遵循五项原则,即党的领导、站位准确、规范有序、发挥优势、积极有为全过程参与。     

关于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列入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思考

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列入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的体现,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需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能够更好地体现出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的主体性和我国国体的性质。从理论与实践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反映了我党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勇气和创新精神。在制度层面上,这一制度可以使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法理、地位、作用上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辅相成。     

人民政协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之一,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则是推进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取得很大成效,同时也面临一些困境,应当加强立法、提高认识、健全制度、完善界别设置、提升政协委员自身协商能力,分别从国家层面、理念、程序、功能、素质上保障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的权威性、自觉性、有效性、合理性和合法性。     

中国协商民主的基本理论及历史发展

协商民主是与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相适应的民主形式。协商民主有利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群众有序参与和党的领导高度统一。惟有从规范层面、经验层面以及历史发展的角度,充分考察协商民主在中国民主政治生态中的应然与实然,以及当下中国协商民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社会基础,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内涵并科学拓展其发展路径。也惟有立基于此,协商民主才有可能真正成为共产党长期执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中国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政治基础和力量源泉。     

互联网时代的民主重构:基于协商民主的视角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对当代民主的影响日益凸显。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协商民主的视角探讨互联网时代的民主重构问题。具体而言,本文对网络民主的既有构想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论证了协商民主对于建构网络民主的重要价值,继而在检视网络协商的相关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上,就"网络协商的具体评价指标"、"不同的网络技术制度的影响"、"多元化的网络民主规范与协商民主的限度"等三个关键问题予以了深入阐述,以期为推进中国的网络协商研究及实践提供借鉴。     

人民政协与党的领导的契合机制探讨

人民政协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重要一员。作为一种新型国家制度,人民政协可以直接嵌入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之中。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政协在党的领导下创立和发展起来,形成了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两支队伍,显示出党的领导对象与党的领导方式的双重属性。从系统论的视角观察,人民政协与党的领导是一个有机整体,二者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强,人民政协的作用发挥就大;人民政协的作用发挥得好,党对人民政协的领导就会得到进一步加强。进入新时代,构建人民政协与党的领导之间的契合机制,推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和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之间的互动,需要在协商民主、国家治理和党的建设三个场域中同步展开,从而构建起一个上下有序、纵横相连、左右相通的循环系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党、政府、人大、政协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参考意见。大量研究成果的出现使学术界在协商民主研究方面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繁荣状况,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研究取得阶段性成果,对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翻译、引进、介绍与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提供了对比与参照。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是:基础理论研究有待加强,历史考察不够全面、具体,中国特色研究挖掘得不够,实践探索方面的总结有待提升,对策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今后应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实证研究和对策研究。     

论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在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中国化的历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历史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有五条: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思想中国化必须以中国特有的民主政治实践为基础；坚定不移地发展党内民主以引领人民民主；为人民主权思想的中国化创造良好的思想环境；围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和本质全面系统地发展理论、完善制度；党的领袖集体的理...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特点与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组织和制度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具有导向性、实践性、渐进性和全局性等特点。它能够促进协商民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价值。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的重要作用,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协商民主领导组织机构,培育成熟的协商文化,推动形成稳定运行、富有成效的协商实践。     

中国协商政治百年演进及发展逻辑

百年来中国协商政治的发展,从根本上看都是现当代中国基于传统政治文化背景对国家政治现代化、民主化要求的积极回应.其中的内在逻辑,是作为内核的"协商"观念的出现、内涵的不断丰富发展,引发和促使相应的制度创制和实施,而制度的运作实践又促进相关观念的诞生和变化.百年来协商政治的历史演进可分为"萌芽与探索""确立与发展""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建设"四个时期.百年中国协商政治的发展逻辑和历史进程表明,这一民主形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推动和领导下,中国特色的协商政治之路将越走越宽广,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提供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协商民主法治化的诉求与建构逻辑

协商民主作为践行民主的一种具体方法和途径,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价值和功能。要实现协商民主的这些价值与功能,需要以协商民主的法治化为前提。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实践运行中尚面临着民主协商边界的非确定性、民主协商程序的非清晰性、协商民主的非稳定性等问题的制约。上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协商民主法治化的建构,通过协商民主的宪法保障、专门立法、法治体制设计和法治文化培育四个层面的有机互动和密切配合,可以推动协商民主法治化的生成和发展。     

改革与法治视域下的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协商民主的效能受国家制度体系和法治化进程的制约。在目前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只有整体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改革精神、改革措施和改革行动,把民主和法治紧密结合起来,把民主和法治升华为中国人民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使协商民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运行,才能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才能提高协商民主在民主政治中的功能和实效。     

尊重“差异”与“包容”的交往民主——艾利斯·扬对协商民主的批评与超越

协商民主理论家将民主视为通过理性的公共讨论来决定公共目标的过程,来代替以利益为基础的聚合式民主。当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艾利斯·扬认为,主流的协商民主理论存在一些内在缺陷。首先,协商民主过程预设了一种基于文化偏见的理性讨论,导致某些人或群体遭受贬低和排斥。其次,协商民主将共识或公共利益设想为公共讨论的目标,这同样会导致对特殊群体或特殊视角的排斥。在批判和修正协商民主理论的基础上,扬提出了"交往民主"理论,对协商民主理论进行了升华,认为协商民主不应该试图消除"差异",而应尊重"差异"和"包容"。厘清扬的理论和主张,有助于丰富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     

协商民主的技术创新及其困境——基于西方经验的反思

综观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协商民主在操作上出现了大量的技术创新。根据组织协商的主体来划分,协商技术创新主要包括政府新增职能、政府新设机构、委托社会承办、社会组织主办和基层社区主办等类型。虽然各国各地协商技术的创新此起彼伏,但协商民主仍然难以摆脱协商性不足、成效不显著和制度化水平较低等困境,从而限制了技术创新的效用和影响。面对民主治理的严峻挑战,协商民主的技术化倾向很容易陷入为了技术而技术的迷惘,导致其与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发展不相匹配,出现徒有形式的低效率协商等问题。深入剖析西方协商民主技术创新的困境,为思考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重新认识代表制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

协商民主的核心诉求是通过协商达成有理性基础的共识,在制度设计上,它往往强调参与以及参与过程中的平等、理性和互相理解。因此,传统的协商民主理论一般不强调"代表"的重要性,代表制一般被认为是公民人数众多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近年来,国外学术界出现了对这一观念进行反思的倾向,从最初对代表制的否定和贬低,到现在出现一种向代表制的回归,代表制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获得了重新认识。斯特凡·卢曼斯等人的理论贡献指向这样一种可能性:代表制在协商民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与政治参与并不矛盾,对它的合理运用也能修正协商民主可能带来的以理性为名义的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