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周边政策新调整:利益优先取代价值导向

正自2011年西亚北非动荡以来,欧盟加大了对周边国家"民主转型"的支持力度。然而,随着动荡的持续加剧,欧盟自身越来越不"安全",尤其是恐怖主义的侵袭让整个欧洲神经紧绷。在这种情况下,欧盟开始调整其周边政策,淡化意识形态,秉持"利益交换"原则,与周边国家发展更加务实的伙伴关系。     

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面临的挑战及前景

欧盟作为特殊的国际力量,能够在国际社会发挥"规范性"作用,既依赖于其自身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模式影响力,也是特殊国际环境下的产物。随着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重组,多边主义式微、大西洋关系受挫,欧盟自身模式影响力也在多重危机之后严重下降,欧盟赖以发挥规范性影响力的力量基础、制度框架、战略依托都严重制约了欧盟在全球规范和标准设置中的能力。面对复杂竞争的国际环境,欧盟希望成为国际社会的"地缘政治力量",通过加强自身硬实力建设,利用其拥有的市场力量,壮大其"软实力",在"有原则的务实主义"指导下,更好地维护欧洲利益。但是,欧盟的地缘政治诉求、市场力量的工具化以及灵活的多边主义也让其陷入利益与价值的选择困境,致其出现"规范性力量"的国际身份危机。     

大变局下的欧盟对非洲新战略探析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欧盟带来前所未有的内外压力与挑战,使其重塑自身定位。新一届欧盟委员会明确提出将追求"地缘政治影响力"。其对非洲新战略将绿色转型与数字化转型作为未来双边合作的关键,展现出欧盟内外政策一致性增强、对非政策趋向务实以及非洲在欧盟对外关系中的战略地位有所提升等特征。欧盟对非新战略看似雄心勃勃,但仍存在诸多问题与局限。具体合作与行动缺乏资金支持、欧盟对非洲的认知存在偏差以及政策目标仍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等问题,将折损非洲新战略的实际收效。在非洲新战略框架下,欧盟与非洲将在贸易与投资、和平与安全以及公共卫生等领域推进实质合作,移民难民问题仍将是重要议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盟对非洲新战略遭遇重大冲击,欧非双边关系不确定性陡增。     

碳中和态势下中欧清洁能源绿色竞合与中国应对

中欧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已持续30余年，双方气候能源外交协作诉求持续上升。中欧在清洁能源贸易中的相互依赖增强，在能源危机下绿色产业互补优势凸显。当前中欧清洁能源合作路径呈现新态势：中欧气候能源伙伴关系的制度化程度稳步提升，多元包容性创新合作平台日益增多，清洁能源合作新领域不断拓展。但同时双方的竞争面也在不断扩大，体现为“战略自主”下欧盟绿色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绿色与数字双重转型下欧盟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化趋势上升，欧美气候能源政策趋近且对华多边遏制不断强化。随着绿色竞合的复杂化，中国迫切需要从清洁能源生产大国转为清洁能源外交强国，利用自身结构性优势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的塑造，在中欧互动中注重推进双方的良性竞争与标准协调，在绿色亚欧联通中构建包容、务实的清洁能源伙伴关系网络，并推进双方在多边气候能源治理平台中的议题性合作。     

欧盟全球治理观的实用主义转型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受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和自身内外交困等现实因素影响,欧盟全球治理观呈明显的实用主义转型态势,具体表现为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为IMF份额改革做出让步、在TTIP和区域安全等领域与美国保持协调等。欧盟全球治理观的实用主义转型并不意味着对其传统规范导向的全然摒弃。很大程度上,在实用主义与规范导向之间的实用主义选择,成为欧盟全球治理观转型的另一重要特征:在其有利于欧盟利益时,规范导向可能再度成为主导性理念;反之,实用主义全球治理观可能占据主导。作为当今世界主要的实力中心,在防范全球经济风险、推动可持续发展等方面,中美欧三方需要逐步摒弃分歧、增加对话、加强合作,共同塑造未来世界的格局。     

欧债危机对欧洲联盟深层次影响探析

欧洲债务危机在持续四年多之后基本度过高潮期,欧元区包括欧洲联盟(欧盟)正趋于稳定。此次欧债危机的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必然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第一,欧债危机促使欧盟的一体化从"单速"转向"双速"甚至"多速";第二,欧债危机不仅揭示出欧盟本质上依然还是一个特殊的国际政府间组织,而且致使欧洲一体化更难以向可与大国比肩的国际体系中"极"的方向发展;第三,尽管欧债危机显示欧盟难以成为世界一"极",但却促使其已拥有的某些专属权限进一步强化,欧盟在当前的国际体系转型中依然还有影响力。因此,欧债危机不仅不会导致欧盟解体,而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欧盟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呈现出某种新的特征。这对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未来建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欧盟气候能源政治的新发展与新挑战

2018年,欧盟对内完成了2030年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目标法律化、搭建能源联盟治理规范体系、限制汽车尾气二氧化碳排放等一系列重要立法工作;对外以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为重点,重视多边舞台并加强与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上的沟通与协调。上述行动是欧盟建设能源联盟、向低碳经济转型之路上的关键步骤,对落实《巴黎协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欧洲能源转型受到新旧能源利益冲突的阻碍,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特别是低碳转型引发对公平的担忧成为欧盟亟需解决的新矛盾之一,气候能源政策在社会维度的影响力需要加倍重视。     

多重危机视角下的欧盟政策调整及中欧关系

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所经历的多重危机既对欧盟的合法性基础及一体化机制产生了显著挑战,同时也触动甚至破坏了欧盟的对外关系格局。危机影响之下的欧盟,在对内治理和对外关系两个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调整。其中,自英国退欧危机发生以来,欧盟机构及主要成员国通过多元化的沟通与决策机制,推出了系列战略文件与政治报告,肯定欧洲一体化的成就、设定未来欧盟的发展路径;通过签订系列自由贸易协定,强化欧盟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地位;通过选择性修复伙伴关系,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做重点部署。危机之下的欧盟将会在全球、区域和国别三个层次开展对华政策的全面调整。欧盟在同美国关系面临分歧增多、对立增强的同时,对华的政策合作意愿也有所提高,但同时也对中国的"16+1"等中欧合作政策持犹豫怀疑态度。在中国坚持对欧积极合作的前提下,欧盟对华政策是决定未来中欧关系能否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欧债危机背景下欧盟权力的嬗变

欧债危机是欧盟创建有史以来最大的挑战,其影响广泛而深刻。这场危机不仅严重冲击了欧盟经济,使欧元区的稳定受到威胁,而且引发了一系列地缘政治效应,加大了欧盟的政治不确定性。本文拟对欧债危机背景下的欧盟权力嬗变趋势进行探讨,并分析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前途的影响,是为抛砖引玉。     

“时代转折”中德国外交战略的转型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总理朔尔茨提出“时代转折”命题。突破不向危机地区输送武器的禁令、扭转德国在防务支出上的“节俭”态势以及改变德国的俄罗斯政策等一系列动向，宣告了德国外交与安全战略的转型。德国外交战略转型既有外部环境变化方面的原因，也受德国国内政治力量转移的影响，其总体指向是大幅提升军事实力、实现联邦国防军现代化，以期在欧盟乃至国际秩序重塑中发挥领导作用。德国外交战略的转型面临国内民意支持存在变数、国防投入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中东欧国家疑惧等诸多挑战。     

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问题、路径与特点

本文从国际关系、比较政治、规范性研究三个角度,对欧洲一体化理论和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核心问题是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动力问题,不同理论流派或是把民族国家政府,或是将功能部门,抑或是超国家机构以及制度安排看成是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变量。比较政治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主要围绕欧盟的政治权力结构、运作程序及其效用而展开,试图回答作为一个政治体系的欧盟,其各司其职的机构设置、各机构运作的原则和规范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产生的政治结果和治理水平究竟怎样。而规范研究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理论,其核心问题是欧盟政治秩序,关心的是欧盟最终向何处去,要建立什么样的政体,其治理的规范原则以及合法性来源如何,以及通过何种路径建构欧洲政治秩序等。欧洲一体化理论是国际关系和政治学主流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始终是在不断的争鸣与融合中向前发展。     

历史制度主义视域下的当代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研究:1978—1992年

1978年至1992年,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面临的历史环境是经济面临严重危机的内部压力和走向开放的外部压力。国家核心治理体系建设表现为党政分开、中央向地方放权和国家向社会放权的制度安排。国家基础治理能力建设表现为产权分离化的制度安排,计划机制向市场机制转变的政策运行和能动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分权与放权的制度安排引起了国家自主行为的方式转型和空间变化,国家自主行为的转变又增强了国家基础治理能力的有效程度。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家自主性建设,实现了"国"与"民"之间的利益共赢和"民"内部的利益均衡,使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塑了自身合法性。     

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改革及其结构性困境

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后,欧盟内部逐渐形成了对多层治理格局下的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进行改革的共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警示、欧盟内部的改革共识以及欧盟委员会的协调,是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改革得以启动的主要动因。这一改革的根本目标在于降低潜在经济风险。为实现改革目标,欧盟采取了完善欧洲央行机构职能、强化财政联盟建设和加强银行监管等一系列措施。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改革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如促进欧元区经济恢复、减少不良贷款和加强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等,凸显出多层治理模式在欧盟经济治理中的韧性。但是,改革所面临的进展缓慢、完成度不高和效果不理想等困境,也体现出多层治理格局中存在的目标、权力和责任分散等结构性问题的消极影响。多层治理格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其造成的改革困境表明多层治理模式并不足以支撑欧洲一体化顺利向前发展,同时也体现出平衡不同层次行为体利益偏好的重要性。从长远来看,多层治理格局下目标、权力和责任分散等问题或将对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产生持续的不利影响。     

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分析

在遵循"制度平衡"和"辅助性原则"的基础上,欧盟将超国家治理权力分别赋予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欧洲法院等超国家机构,并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侧重于不同的治理模式。在这种超国家制度安排下,欧盟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制宪、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等高政治领域的一体化成果有限,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的"政治合法性"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借来的"合法性、"输出的"合法性、"输入的"合法性三个角度对目前欧盟超国家制度安排所达成的政治合法性进行具体评析,指出欧盟政治合法性的三种来源是一种相互依赖与制约的关系,因而其制度建设始终在政府间主义与超国家主义之间徘徊,难以摆脱三种合法性来源此消彼长的循环。但也应看到,通过构建欧盟政治精英与欧洲民众之间沟通和对话的媒介,拓展"欧洲公众空间",培育民众的"欧洲认同",可以促进欧盟超国家制度的政治合法性,而且许多相关政策措施正在筹划或落实之中。     

从"欧日经济伙伴关系"的确立 看欧盟对外战略布局

"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是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双边自由贸易架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09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开启了国际格局转变的"潘多拉之匣",使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积累的矛盾趋于激化。在此形势下,欧盟确立"欧日经济伙伴关系"架构的战略意图是维护现有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治理架构,反制特朗普政府反全球化的强硬政策,并借以应对中国的崛起。这一架构折射出当前欧盟对外战略布局的运作特征,即在多边主义与双边主义之间、在"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理念之间、在美欧日和中美欧两个"大三角关系"之间开展机会主义和两面下注的博弈。由于其内外多重危机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欧盟将持续推进这一架构,中欧关系将因受到影响而包含较大的不确定性。     

转型国家的治理结构与策略选择——基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总结与反思

大规模制度变迁促使转型国家从传统的全能主义国家治理结构迈向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在此过程中,无论是公共治理,还是私人治理都出现了功能紊乱与协调失灵,形成了程度不同的治理危机,影响了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绩效。本文对转型国家在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公民社会构建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归纳和比较,并提出了相应的制度改革的策略选择。     

G20长效机制转型的难题与可能方案

正作为非正式国际机制,G20要实现向长效机制转型,需要超越危机思维,在保持非正式性的前提下,加强与其他正式国际机制的互动,形成"G20+"的机制架构,同时引入联合国2030议程,使其真正成为谋划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2016年9月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一个战略目标是推动G20的机制转型,即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转变为长效治理机制。这在峰会的主题议题以及预期成     

欧洲的革命年代才刚刚开始

正"决不让危机浪费了",这一直是欧盟指导原则之一。但如果五场危机同时发生呢?如今,欧盟面临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提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所说的"多重危机":英国退欧、难民流入、财政紧缩、东部和南部地缘政治威胁,以及中欧"不自由的民主"。欧盟所面临的不是浪不浪费危机的问题,而是可能因危机而废的问题。果真如此的话,英国退欧就是爆炸的引信。英国退欧导致欧盟解体的概念合法化,从而让政治极端分子的     

“一带一路”与欧洲“容克计划”的战略对接研究

为推动欧洲克服欧债危机对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欧盟于2014年底出台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即容克计划。容克计划包括三方面内容,即在不增加公共债务的情况下增加投资;支持关键领域内的项目和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创新;消除行业以及金融和非金融投资壁垒。容克计划的行动重点不仅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高度契合的特征,也与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一致。中欧在上述领域内具有各自的经验和优势,推动双方倡议的战略对接不仅有利于扩大和深化双方在多领域的互利合作,还可以增加中欧在第三方的合作机遇,实现多方共赢。当前,双方倡议的战略对接已具备现实的合作基础和先行的合作经验,并已制定了对接的短期路线图计划。但战略对接能否可持续地实现,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中欧能否加强战略互信,克服域外因素的干扰,在务实原则下切实推进合作。     

全球治理的困境与欧盟的反恐模式

恐怖主义被视为非正式暴力的全球化,暴露出国际秩序在不对称威胁下的脆弱性。“9·11”事件后,国际反恐合作面临机制欠缺、互信危机与行动悖论三大瓶颈,致使全球治理陷入困境。而在区域层面上,欧盟以反恐为契机深化成员国的安全合作,主要通过多边协作加强治理,通过接触化解敌意,通过发展经济切断恐怖主义的根源,形成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反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