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安全前沿议题国际研讨会”纪要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接近尾声，在国际安全领域，一系列新兴热点问题成为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部门关注的焦点。为拓宽国际安全的研究视野，2010年5月29日，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安全前沿议题国际研讨会”在外交学院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来自美国、英国、韩国、印度、尼日利亚、塞拉利昂以及中国内地、台湾、香港和澳门等地的50多名知名国际安全专家与资深外交官参加了此次会议。     

冲突预防与欧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度化

冷战后，冲突预防成为欧盟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欧盟从两方面推进了共同外交安全政策的制度化：一是通过一系列官方文件逐步深化对冲突预防的政策承诺；二是迅速建立一整套冲突预防机制，全方位地提升自身的安全能力。欧盟在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将共同外交安全政策在制度层面的突破转变为共同行动的能力，为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     

科索沃危机与欧盟的危机处理

科索沃危机是继《阿姆斯特丹条约》明确欧盟的危机处理任务后,欧盟经历的第一场重大危机,也是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发展的重要契机。在科索沃危机中欧盟各成员国的共识得到空前提高,欧盟危机处理机制也出现重大突破。通过对欧盟在科索沃危机处理中应对手段、效果和缺陷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欧盟危机处理的发展将取决于欧盟在以下三方面的进展:成员国合作的深化、欧盟危机处理机制的完善和充分的军事保障。     

回到理论之后:安全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本文回顾了安全研究演进的历史,特别是美国学派和欧洲学派两大理论学派的发展历程及其相互关系。安全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首先兴起于美国,50、60年代步入黄金时代,随后又出现了短暂的衰落期。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安全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新的理论生产高峰期。如今两大学派的交流与对话共同推进了安全研究学科的发展。     

美国对华安全战略的新议题

步入21世纪,中美关系中涌现出一系列新兴安全议题。这些新议题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相伴生,它们在美国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正在提升,也在改变中美两国互动的模式。新议题在某些方面延续了中美在传统议题上的竞争,也创造了新的竞争形式。与此同时,新的威胁拓展了两国相互依存的程度,创造了中美关系新的增长点,需要两国通过全球治理的手段,在全球性合作架构中共同解决。     

金砖国家网络安全合作:进展与深化路径（英文）

While a common strategic intention to reform global cyberspace governance has set a solid strategic foundation for cybersecurity cooperation among the BRICS countries,the major challenges ahead cal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ir agenda to help raise the voic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governance system.     

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1992-1997）

1992年彭定康就任港督后，英国改变了在香港政治体制改革上和中国密切磋商的政策，决定以更强硬的姿态行事。彭定康在谈判中借鉴了国际谈判研究中的中国谈判风格理论，以违反常规谈判模式的手法，突破中方设定的谈判框架，最大限度地推进在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果毁掉了两国此前达成的保障香港平稳过渡的直通车协议。英国这一不光彩的谈判策略表明，中国谈判风格理论过分注重中国在谈判中的特殊性，忽视了基本的外交常识，外方在与中方谈判时如果僵化地套用这一理论，势必收到事与愿违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