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2011年大选与政治发展模式

在2011年大选中反对党的进展以及执政党、反对党和选民所表现出的选举理性,表明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尽管新加坡仍具有威权主义的体制形式,但是其政治发展却表现出优质性民主的特质,这表现在民主化过程稳定而有序,政府管理的水平和效率较高,充分实现了体制所规定的民主权利,尽管其民主仍有待于发展.政治转型较晚而在权威主义体制内把民主发展到较高水平的原因是由其民主的主客观条件较为成熟、政治精英与民众共同推动民主化进程以及政治体制制度化水平较高等因素决定的.     

在回应挑战中推进改革

今天考验中共回应挑战能力的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按改革的既有预设继续推进,回应人民对于民主政治下的政治参与的迫切诉求。一个政党的生存和发展,取决于它回应所遇到的各种挑战的能力。对执政党来说,这最直接地反映着执政能力。中共十八大的一个背景,正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所坦言的,是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回应这些挑战,构成了党内和民众的巨大期待。从国内革命战争开始,一直到改革开放,中共在对各种挑战的回应中发展壮大。这一"精神谱系"接续到     

“阶层固化”的逻辑与出路

夸大家庭背景对个人向上流动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从其他更主要的因素去理解政治精英群体的"阶层固化"现象。历史上的政治精英选拔机制多种多样,但大致可归为两类:古代社会的政治精英选拔多采用继承、举荐、科举等方式,其基本取向是身份条件(即使是科举,更多的也是考察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认同,相当于教义辨析,而非政治实操能力);现代社会则更多地通过考试、选举、推荐等制度来产生政治精英,其基本取向是能力条件。现代社会相对于传统社会的一大进步,就是政治精英选择标准从身份到能力的变化。与之相对应,国家的整体治理能力也藉由治理者个人能力的发挥,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当前中国乡村精英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分析

当前精英人才外流所造成的农村人力资源结构失衡,是弱化农村全面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乡村精英群体的流失与解构有着深刻的内在机制根源:在政治层面,乡村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所赋予农民流动的自由权是基础动力,同时,乡村治理结构中缺乏足够的精英容纳力,也推动了这一群体的持续外流;在经济层面,农业生产领域难以实现其劳动价值,是精英外流的最根本动因;在文化层面,对乡村系统认同程度持续降低,是精英外流的文化心理原因。这三种因素,共同构成了乡村精英流动的内在机制。     

中国新农村选举政治中的精英分化与制度回归

目前,中国正处于新农村建设的开局阶段。民主下乡、村民自治、乡村治理,给农村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背景,促使更多的精英分子向农村回归。他们的出现,对于新农村建设无疑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国家对社会的过度侵入、权力对权利的侵犯,必然违背村民自治的宗旨,导致精英非精英在农村中广泛存在着。对此,应该对精英进行规制,对政治主体进行制度规范,对选举过程进行程序规范,从而使民主的程序沿着制度化的轨道推进。     

政治输入与当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建设

社会分层背景下,通过政治输入方式获得政治认同,适应了人们利益表达和维护的参与需求,能够推动法理型政治权威认同的建设,促进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执政党与公众之间双向支持的政治氛围.但是,在当代中国,利益表达渠道的受限制及不畅通和利益代表的"非代表性",思想文化上对政治输入的排斥,输入主体间的不平等,严重削弱了人们的政治认同.因此,从获得政治认同的目的出发,执政党和政府要担负起提供、维护社会正义的历史使命,创新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完善政治输入渠道建设.     

权威治理与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

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典型的权威主义特征,表现在执政党主导国家的治理活动、国家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等方面。权威治理对转型时期中国的政治稳定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构建了完整而相对严密的"社会控制之网",有效地化解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对政治稳定的冲击,蕴含着分散执政风险和自发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功能,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中央权威与地方权力之间的关系等向度上发挥了维护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关键性作用。另一方面,它主要依托组织而不是制度作为其核心媒介,维稳的制度化设计缺失,导致压力型维稳常态化;它抑制了社会的成长,维稳的主体过于单一,基层政府的负荷过大,加剧了社会矛盾向政府的集中;它没有使中央与地方之间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关联机制,导致政府间行政博弈泛滥,地方政府的"变通"行为时常成为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     

列宁主义政党的精英权力结构与经济分权:以前苏联为例

执政党政治精英集团内部的特定权力结构影响着经济政策的走向。在列宁主义政党作为执政党的国家,苏联历史上的经济分权、集权的变动与政治精英的权力结构变动有着密切的一致性。一般情况下,在中央委员会中地方政府代表所占的比重越高,经济体制就越趋向于采取分权的结构。在中央委员会的权力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动的情况下,中央要大幅度上收或者下放经济权力可能都不具有可持续性。为了检验该假说的一般性,我们同时将苏联和新中国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对比。     

加拿大政治参与现状分析

加拿大是社会分化程度很高的多元社会。为了避免争吵和国内战争,加拿大政府提供各种政治参与渠道作为社会的安全阀。在实际民主政治运作中,精英集团在加拿大政治参与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和影响。某些公民远离政治和对权力当局顺从的倾向,使得加拿大主要的权力更落到了精英的手中。在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的多方面因素中,利益是根本动因。当他们的利益被卷入到政治事务中时,他们就会变得很积极。加拿大的政治参与有自己的特色:加拿大自动参与作用的范围较大;公民通过参加不同的政党和社团实现政治参与;精英阶层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实力参与政治。     

另一种精英治国

全球实力平衡正在快速变化,我们无法再用西方自由民主标准去判断中国的情况。作为中国政治传统核心的精英政治之成效如何,几乎肯定将成为评估中国发展的参照点之一。20多年前,新加坡政治领袖提出了"亚洲价值"的思想,称自由民主原则和实践不适合该地区,这掀起了一场关于人权是否具有普世性的重要争论。但这些讨论大多忽视了新加坡领袖提出的另一个创新性思想: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制度应该由精英控制。精英政治—领袖应该以德和才     

论列宁的执政党公信力思想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必须依靠自己的公信力巩固政权.他认为,执政党公信力就是执政党通过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号召力、说服力获得人民政治信任的能力,具体表现为人民对执政党的自愿服从、衷心支持和拥护.他从苏维埃俄国的实践出发,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公信力建设进行了努力探索,...     

党内改革的突破口

以党内整风的方式来深化反腐,近期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巩固执政党的地位,长远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党员成为国家和党的主体。中共的整风、反腐,在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带头作用和强力推进中,正不断地释放不同于以往的信号。更有力的动作或许正在酝酿之中。尽管很多手段可以从历史中找到源头,而且延续着相同的思维模式,但无法低估这次整风、反腐对一个有待增强政治领导力的庞大政党的意义。     

执政理念与政治合法性

在现代社会 ,政党执政 ,尤其是长期执政 ,从根本上说 ,要获得社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 ,要具有政治合法性。政治合法性可以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 ,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是执政党的执政理念。从深层意义上说 ,执政理念直接影响着执政效果 ,影响着政权的稳固程度。创新执政理念 ,是执政党赢得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所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新理念 ,包含着“为民”、“发展”、“法治”、“廉洁”等时代内容。     

政治渐进主义--邓小平政治改革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原有的集权政治体制在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失去了合法性基础.邓小平从经济与政治互动的角度分阶段构建出政治改革理论,分别以民主、效率和稳定为取向.改革后中国出现以渐进式政治转型为标志的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化水平提高,国家法理型权威确立,务实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主导,政治动员程度缩小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仍有很大的合法性空间,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是现阶段面临的重要课题.     

伊朗政党与政党政治发展现状及趋势

受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化和历史记忆等因素制约,伊朗政党发展不平稳,制度化程度不高,群众基础薄弱,自身作用有限,主要依附于保守派或改革派两大政治阵营影响国家政治发展进程。2013年鲁哈尼就任伊朗总统以来,伊朗政党在制度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进展。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强硬保守派势力趁机抬头,派系斗争进一步加剧。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意义和完善路径

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农民根据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制度和程序参与政治生活和影响政治过程的行为.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体现.完善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要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发展农村经济,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物质基础;建立新型农村政治文化;培养和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素...     

人民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

十八大报告关于政治建设部分篇幅不长,但作出了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什么样的人民民主,内容和形式是什么;二是第一次明确地阐述清楚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关系,拓展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和空间;三是列出了两个层次、七大方面、34条具体的改革任务来落实人民民主,尤其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论述。这意味着执政党终于在改革30多年后清晰地描绘了人民民主实现的图谱。但是要看到这是30多年执政党认识不断成长的结果,更要看到这些改革任务的落实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需要决心、智慧和艰辛的努力。     

新加坡政治新生态与选举政治——基于2013年榜鹅东选区补选分析

新加坡2013年榜鹅东选区补选以工人党胜选结束,选举中反映出的政治生态与选举、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关系以及新加坡政治的发展走势等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界的普遍关注和深层次思考.补选过程所展现的新加坡政治新生态的轮廓更加清晰:执政党与反对党的党际关系更加具有包容性,政党的成长环境更加宽松；以选民的理性参与为主的公民社会正日渐形成,选民也更加多元化和成熟；而作为选举主角的政党在其指导思想、竞选理念、组织原则以及党员构成等多方面也都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反对党在组织建设方面成长很快.这种结构性的政治变化仍在继续,行动党在2016年的大选中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执政党整风

2013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2周年的日子。在距离百年大党越来越近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执政风险也是空前复杂。任何组织都是一个有机体,都要追求"健康",执政党也不例外。十八大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作出了政治承诺,要对党内存在的问题下大力气解决。而从十八大到现在,新一次的执政党整风行动的轮廓也日益清晰。其基本逻辑就是,从民众最容易产生不满,并且常有切肤之痛的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古巴民主政治制度化建设及其治理效能

60多年来,古巴始终坚持对民主政治制度的丰富和发展,经过革命胜利后的初步探索、制度化建设及模式更新不断深化的三个阶段,古巴的民主政治制度化体系基本成型.随着实践发展,古巴对"人民政权"制度、中央和地方的民主行政体制、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群众组织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和党的领导体制等方面不断改革创新,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关键的制度支撑,在团结带领人民、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中体现出强大的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