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媒体时代的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建设

在全媒体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的执法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这给检察执法公信力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更带来挑战。一方面,检察权运行不完善之处在个案的报道中会被放大,检察机关回应全媒体的能力还有待提高,另一方面,全媒体对公众的司法期待也有推高作用。因此,加强检察执法公信力建设,首先应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保障检察机关依法规范行使检察权,让全媒体"无懈可击"。利用好全媒体,开展多层次的检务公开,将检察改革的蓝图和思路、检察执法的依据和过程展示给公众。一旦发生了涉检网络舆情,积极推进检察执法的公关活动,及时向全媒体和公众传递重要的信息,争夺舆论的主导权。     

论诉讼外的行政检察监督

作为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讼外行政检察监督不仅有着广泛的现实需求,而且在我国立法中也将逐步确认。建立诉讼外行政检察监督的关键是从法律上确立其地位,赋予检察机关一般监督权、监督强制权,转变检察机关内部观念,建立科学合理的行为模式和规范系统的检察制度。从物质上保障检察监督权的独立性,坚决排除行政权对诉讼外行政检察监督的影响,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检察权的监督。     

论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理性出路——以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为视角的分析

随着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发展,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问题日益引人瞩目。目前关于检察权性质的"权力学说"和"社会伦理论"都不足以为执法公信力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如何提高执法公信力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根据检察制度的发生学原理以及目前检察权的各项实际权能,应该将检察权界定为一种程序性国家权力。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要求在一个公平的商谈程序中为社会利益主体参与司法过程提供利益表达和整合价值诉求的权利。提高执法公信力必须围绕我国诉讼程序的完善为核心进行,以促进司法裁决的公平公正为目标,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层面推进检察制度改革,另一方面需要在理论层面引导检察权回归程序性权力的本质。     

论公诉职能应是我国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以检察权的产生发展为视角

文章通过对检察权的产生发展历史的比较研究,指出古代西方检察权的法律监督的属性,随着诉讼模式由纠问主义向现代控诉主义的转型,现代西方各国检察机关普遍将公诉权做为其主要职能.苏联检察权是不同于西方的新型现代化检察权.我国在借鉴苏联的检察权制度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建立起公诉权和法律监督权由检察机关同时行使的检察权运行机制.这种检察机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已凸显许多弊端,改革检察体制,重新定位检察权性质,使之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成为我国司法改革重中之重的问题.     

检察队伍的职业化建设

检察机关的队伍建设,需要在事业、专业和职业这三个概念中寻求定位和目标.检察队伍的职业化建设,就是使以检察官为主体的检察队伍,在行使检察权过程中,具备独特的检察信仰、检察理念、检察道德、检察能力、检察文化和职业地位的建设过程.检察队伍职业化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适应了和谐社会的需要,反映了我国检察制度特有的历史传统的承继要求.执法规范化、队伍专业化、管理科学化、保障现代化是检察队伍职业化建设的未来目标.     

网络舆情之于检察监督:冲突与优化

网络舆情监督作为一种"权利对权力"的监督模式,正深入影响着检察权的运作。一方面,网民朴素的道德情感和参与司法的热情,客观上助推了检察机关执法效果的有机统一;网络舆情所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也成为检察机关提高执法公信力的一种"倒逼机制"。另一方面,由于网络舆情监督与检察监督在价值取向方面存在差异,导致网络环境的"司法广场化"与检察机关"司法理性"之间、网络奥情演绎的"民意审判"与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之间、网络舆情片面追求实体正义与检察机关恪守正当程序理念之间,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为此,应从规范网络舆情监督检察工作的界限、网络舆情监督下的检察官角色定位、健全确保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以及构建一种回应型的检察权运行机制等方面,努力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实现网络舆情监督与检察监督的良性互动。     

论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制度保障

宪法规定了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权 ,但由于当前存在着检察权地方化、检察官管理行政化及检察官的法律保障制度不健全等检察管理体制的弊端 ,造成了检察机关不能有效地独立行使检察权。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 ,从外部制度上理顺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 ,从内部管理上提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和业务素质 ,从法律保障上提高检察官的地位和待遇 ,从而建立和完善独立行使检察权的制度保障     

我国军事检察权配置的反思与完善

军事检察机关是国家设置于军队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军事检察权源于国家检察权,科学配置和完善军事检察权,是检察制度包括军事检察制度改革创新的重要课题。     

检察权内部配置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

检察权内部配置与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是检察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优化检察权配置的必然要求.当前,检察权内部配置不完善,检察机关内设机构存在设置不规范、名称不统一、派出机构混乱等问题.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应当坚持保证检察权全面公正高效行使、优化检察权内部配置、统一分级设置的原则,对内设业务机构进行合理调整、充实和完善,对内设非业务机构进行全面整合,减少不必要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同时改革相应的领导机构,全面建立符合检察权运行特点的内设机构体系.     

数字检察之“数字”突围——从“数字”壁垒到“数字”边界

数据是数字检察的基础,有效的获取数据是数字检察工作的核心问题。数据流通现处于数字技术限制、观念制约、制度限制等壁垒的重围之中。突出重围,关键在于确定数字检察的“数字”场域,明确数字检察的“数字”边界,实现场域内的数据依法依规、制度化的获取,从而破解外部数据共享难题。检察权的边界即是数字检察的数据边界,检察机关获取数据应以检察权行使的边界为限。     

加入WTO对检察工作的影响及对策

加入 WTO虽然对检察工作不会有特别直接、特别重大的冲击 ,但由于社会思想观念、社会、经济形势、犯罪形势、法律监督客体的变化 ,检察工作的内容、方式也需作一定的调整 :进一步转变执法观念 ;适当调整职务犯罪侦查、预防工作布局 ;提高检察工作的透明度等 ,以适应新形势下检察工作的需要。     

简析我国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合理性

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决定了检察机关的权力属性、宪法地位和在国家整体权力框架中与其他权力主体的关系。文章从政治理念、法律传统、政权组织形式、政党制度以及司法体制等诸方面对检察机关宪法地位的合理性加以研究和分析,客观地论证了检察机关宪法权力定位的依据、法理基础和现实要求,并对检察权的实现提出了建设性的设想。     

检察院组织法的修改与检察职能范围的调整

检察院组织法修改过程中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的范围调整亟待探讨.文章从检察院组织法的功能定位和检察职能的拓展入手,以民事行政检察内容调整为研究重点,对修改检察院组织法应当突出的原则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在检察院组织法修改过程中应当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及对部分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予以重点体现.     

检察机关刑事诉讼职权之比较

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影响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作用的发挥。应当比较借鉴国外的制度修改完善我国检警关系、检察机关自侦权、起诉裁量权和公诉变更权,并确立我国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略论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

检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从其产生就代表国家享有公诉权。公诉权包括刑事、民事和行政公诉权。这是研究检察机关民事公诉权的理论前提。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律监督是对一切执法和守法活动的监督,包括对民商事、刑事、行政等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的监督。公诉权是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形式。而检察权的法律监督本质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了检察机关有必要行使民事公诉权,但其行使范围有严格的限定。     

构建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检察官的职业定位

本文从政治学、社会学的视角对检察官的职业定位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必须紧紧抓住中国政治权力构架下中国检察权这一权力设置的独特性,即其核心和本质是法律监督权;必须将检察官职业定位于职业法律守护人,即护法官;在此前提下,对于检察官职业进行科学客观的角色定位,在改进执法理念等层面上作出努力,以实现建设法治国家和和谐社会所要求的职业目标.     

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者,其代表国家行使法律监督权。但根据权力的监督与制衡理论,＂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必须强化检察权的内部监督,以减少或杜绝检察机关内部的执法腐败现象。文章欲通过对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实践问题的深入分析,总结问题产生的原因,探求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合理样态,以进一步树立检察机关公正、文明执法的良好形象,加强人员队伍廉政建设,从根本上惩治和预防内部腐败。     

网络化管理是实现监所检察动态监督的有效途径

实行微机、监控联网是新形势下驻所检察工作的需要 ,驻所检察室微机、监控联网 ,使看守所监管活动能全部置于检察机关监督之下 ,这不仅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而且维护了监管干警的形象 ,并促进监管人员严格、公正、文明、廉洁执法。     

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中的调查取证权

检察机关在民事执行案件中调查取证是必要的,但不能没有限制。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应当仅针对法院的执行活动进行,围绕诸如法院执行裁判错误、措施错误,执行人员违法违规的行为。赋予检察机关的任何一种调查取证权都是其在办理民事执行案件过程中为履行检察监督所必须的。     

试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行使民事检察监督权之矛盾与分离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加强民事检察监督两者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并不是行使民事检察监督职权的一种方式 ,而是基于其公诉职能 ,检察机关的民事起诉权应与民事检察监督权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