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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四年谈判,2015年底的气候大会最终通过了决定未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格局的《巴黎协定》。然而,气候变化科学本身具有的特殊性、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异步性、能源结构转型的长期性,以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差异性,都决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是百米赛跑,而是场马拉松。《巴黎协定》提出的"自主贡献+盘点"的模式已为"马拉松"的基本原则定调,未来对协定的落实和细化也应充分尊重各国国情和能力,通过国际社会的合作让各国尽快步入低碳化进程,而不仅是限制大国排放。对中国而言,以较低的累积排放量尽早达峰,既是完成本国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的客观要求,也是为更好地参与和引领全球低碳"马拉松"进程打下基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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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2020,(3)
2018年卡托维兹气候会议和2019年马德里气候会议大体上完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谈判,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迎来了一个不同以往的"行动转向",转向全面执行法律制度的行动阶段。这是全球气候治理30多年"法制化"演进的历史性成果。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不断普及和深入、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紧迫性的不断增强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驱动等因素共同推动了这种"行动转向"。这种"行动转向"在全球层面上意味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等机构的职责、功能与角色将随之变化,主要是要发挥好贯彻、监督、政治动员、搜集处理和公布各种信息等功能,同时还要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行动的发动机和总动员处;在国家层面上意味着各国的核心任务和行动也要随之改变,主要是要切实履行好《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下的各项职责与义务,同心协力地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低碳发展)的"转型点"早日到来。面对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转向",中国要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持续推进《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落实,在立足国内的前提下,以共建绿色"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以建设全球生态文明为宗旨,通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统筹协调好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行动,积极构建全球气候命运共同体、地区气候命运共同体和国家气候命运共同体,并努力实现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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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12日,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此举正式启动了2020年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进程,从而打破了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自2009年以来陷入的法律僵局。虽然该协定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温室气体的强制减排中,但仍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确立了国家自主贡献减排的法律模式,创建了包括可持续发展机制在内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新机制。然而,《巴黎协定》在实体和形式方面仍存在诸多不完善和不确定之处,这需要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合作与努力。对中国而言,在国际上,仍需发挥其大国作用,积极筹划相关制度安排。在国内,应考虑后者与"十三五"规划的衔接,探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中的制度选择,实现地区气候治理模式的多元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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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是国际气候合作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是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纲领性文件。在主要缔约方的共同努力下，《巴黎协定》达成一年内即正式生效，转入执行阶段。但因该协定本身法律约束力较弱，加之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转变恶化了履约环境，其落实进程势将面临重重挑战。长远看，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趋势不可逆转，《巴黎协定》中的原则、规定、理念等具有深远政治、经济意义，将影响各国气候、能源、环境等政策取向，塑造出新的全球气候治理模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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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2016,(4)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试图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欧盟倡导下,从2013年底的华沙气候大会开始,国际社会正式就"德班平台"及其特设工作小组进行务实谈判。在2015年底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国际社会达成了"后京都时代"最为重要的法律性文件《巴黎协定》,以此规划了2020年之后全球气候治理的工作方式和法律框架。在此过程中,欧盟也在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不断调整其气候外交政策:针对"2015新协议"和"后2020机制设置"问题,欧盟更为强调新协议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提倡将减排由"承诺"向"国家自主贡献"过渡;更加重视气候金融和技术援助问题,并关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连锁效应;基于现有减排与2摄氏度目标的差距,欧盟更强调对缔约方进行监督的重要意义,重申透明度及可说明性原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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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托维兹一揽子计划是特朗普宣布美国将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之后,国际社会出台的第一份关键性气候安排。该计划包括了多个重要议定成果,但最为关键的仍是,其正式出台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这意味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正式开启了《巴黎协定》法律规制的全面适用,但同时也意味着包括中国在内的缔约方将面临新的法律挑战。为此,须高度重视《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化建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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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变暖问题所引致的国际利益冲突中,美国因为其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受到举世瞩目。正因如此,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才会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引发巨大反响,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热议,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运用修正的利益基础解释模型,纳入了三个重要的分析因素,包括生态脆弱性、减污的经济成本以及国内政治因素,分析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背后考量,并重点分析了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导致《巴黎协定》的成效大打折扣;《巴黎协定》履约中的领导力赤字问题显著恶化;引发不良示范效应,重创国际气候合作信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压力增加;导致全球减排这一紧迫问题遭受重大影响。在未来全球气候治理问题的博弈中,中国需要做到长远谋划、审慎决策。 相似文献
10.
与奥巴马时期的"绿色型"国家定位不同,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气候政策呈现出"工业复兴"的特点,其不仅颁布了大量"灰色型"气候立法,重国内经济发展而轻国际气候合作,还宣布退出《巴黎协定》。作为"美国优先"国家政策下的产物,特朗普政府的上述举动不仅导致中美气候外交的利益互动模式失灵,使得中美气候外交的既有合作成果面临颠覆之危险,而且严重阻碍了中美气候外交预期目标的实现。对此,我国宜谨慎寻求中美气候外交的新出路,也即在立场上确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导思想,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基本原则;在方法上采取"协作共进"式的气候外交策略,提升我国的气候治理话语权,进而提出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国方案";在形式上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强中美两国间次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交流合作,倒逼国家层面的气候合作;在内容上以两国碳市场的连接为主要发力点,并以清洁煤炭技术合作为突破口和辅助手段,进而撬动中美气候合作与对话。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