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诠释与话语：社会分析模式比较——以自杀现象为例（上）

实证主义社会学家将“自杀”视为一种纯粹给定的、独立于社会成员个人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性现实”,诠释社会学家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个人的主观意识建构出来的“主观性现实”;与它们都不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则将“自杀”视为一种由社会成员在特定话语系统的约束和引导之下、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话语策略而建构出来的“话语性现实”;与此相应,实证主义社会学家们在对“自杀”现象进行研究时总是致力于探究支配着“自杀”现象形成和变化的“客观规律”,诠释社会学家们则总是致力于考察导致“自杀”现象产生和变化的那些主观意识,而多元话语分析学者们则主张致力于探讨人们将一起行为建构为“自杀”现象的那些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系统。     

文学社会学的观念和方法

文学与社会的必然联系既决定了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学的必要性,也导致文学理论批评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这是文学社会学产生的根由。文学社会学的起因在于19世纪实证主义的流行以及社会学的兴起;此时文学批评对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主要是以实证精神探寻文学作品产生、发展及其特定形态的社会、历史和民族的根源。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立足于社会实践与生产关系,发展出"理论的和批判的"文学社会学。而法国的文学社会学学派则以"统计材料"为依据,把文学社会学的观念和方法扩展到商品流通和消费领域;也有批评家致力于对文学语言的社会性及意识形态性质的探讨,建立所谓"文本社会学"。     

论公共行政伦理责任的理性建构与社会建构

公共行政经历了从理性建构到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演进,这种演进为理解公共行政伦理责任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框架。在理性建构情境下,公共行政伦理更强调对官僚组织忠诚、对制度负责、对上级负责的客观伦理责任,忽视人们的人性需求与价值选择。然而,在动荡的、复杂的、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中,理性建构的伦理责任在处理现实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端必然预示着一场伦理责任的建构革命,社会建构的伦理责任由此产生。该建构重构了主观伦理责任,认为自我的省察、批判性反思、创造伦理对话、参与社会互动、有自治意识、致力于思考、分享信息等都是公共行政的美德。     

政治话语生态下中国声音的对外叙事:翻译的视角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思想。伴随着话语形式的演变,中国的政治话语走过了一个历时发展的历程。在叙事内容、讲述方式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中国的政治话语在国际话语生态中表现出很多独立性的特征。将"中国的声音"对外传播,翻译是重要的发声方式,其实质是用译释手段对政治话语内涵作出二度叙事,实现新一轮的话语建构和价值诠释。政治话语的国际化表达必须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形成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达到主动宣示自我的特征,从而在国际政治话语生态中保持自我价值并获他者认可,使来自中国的声音不仅被"听到",还要能被"听取"。     

魔鬼、精神与大象——对公共行政学理论失败的反思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那些给公共行政领域划定了边界的领军式的"理论家们",专注于攻击价值中立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罪恶。文章对过去半个世纪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进行了评论,这是一种挑起争议的评论,评论的焦点是西蒙-沃尔多争论,该争论最终导致公共行政学接受了一种"专业"身份,而不是在社会科学中寻求学科地位。对该领域的学术领袖和"看门人"近期著作所作的审视表明,这种反实证主义研究的迷狂仍在继续,而无视社会科学中的重要进展。公共行政学家要进行一场政治的与范式的变革,以满足将该领域推进到一种学科地位的需要。     

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及其应对:框架理论的视角

中国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也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西方污名化中国的浪潮此起彼伏,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污名化是社会舆论阴影下施污者出于特定目的、对特定个体或群体形象的负面建构。其中,施污者的框架建构是理解污名化过程的关键所在,受众的框架共鸣是评估污名化影响的基本指标,受污者的反框架是去污名化斗争的重要举措。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正是通过框定中国的"他者"意象及其对西方主导国际秩序的"威胁",架构种种涉华负面话语以煽动国际社会共同打压中国,进而建构一种"污名化中国"框架。这一框架虽缺乏可信度,但极大损害了中国国际形象,乃至危及中国核心利益。百年变局下,国际社会更加关注中国的一言一行,西方或将趁机加大污名化中国的力度。中国要做好进行长期去污名化斗争的准备,揭露西方污名化中国框架的狭隘性,推进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提升中国主体性框架的国际传播力。     

法源概念的本土化重构

法治话语是以塑造法治认同为目标的法学表达。“据法裁判”是司法语境下的法治表征，法律渊源构成“据法裁判”之“法”的来源。因此，确定法律渊源的法源概念，应当被视为塑造“据法裁判”认同的法治话语。任何法治话语都是与特定法秩序相关联的、对特定法治实践的理论概括与反思促进。因应全面依法治国实践和中国特色法治话语建构的法源概念，应当以获致法理共识为目标，超越概念争议和功用定义，进而以形成性质定义之方式，有效彰显本土法治价值观，并就我国法治建设的现实问题给出有力回应。在具体构造上，法源概念应以“良法善治”为价值依归，将“效力”作为法源的类型要素而非概念要素，最终生成“包含权威性规范命题的事实”这一法理内涵。     

谁让农民“灰头土脸”?——作为流动地景的中国乡民

清末民初以来,农民就不断被知识分子塑造成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绊脚石",在当代现代性语境下,透过无远弗届的影像则更广泛地建构出有如都会中流动地景、属于他者想象的弱势无知的农民。中国当代的乡民研究需要关切的主题是如何从外部,也就是透过城市或他者的眼睛观察当代中国农民意象如何形成,以及现代性的话语如何导致人群与人群、人群与事物关系的变迁。在大量的影像展演中,农民与农村意象经常被呈现为相对于"标准化"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异例,不断被形构为难以融入当代的"次族群",而农民自身也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将"现代性"话语纳入日常生活。缩小城乡差距是当前必须积极进行的重点工作,然而,如果以政策制订统一标准、规格与模式的现代化来引领农村与农民,则不仅无法去除农村与农民被现代性话语沙尘暴蒙上的"灰头土脸"形象,更会使得农村的区域特色逐渐消失。     

“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的内涵剖析

近年来",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相关研究日趋升温,但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却缺乏一致的科学界定。学者们在使用它时各说各话,甚至自相矛盾,从而导致相关研究成果存在较大的纰漏和缺憾。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已势在必行。按照概念、理论推演的逻辑和现实中人们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多维实际理解与运用,可以将"意识形态话语权"较为合理地剖析界定为"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利"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力"两大层面及四个维度。     

论实质价值伦理学与司法实践——对哈贝马斯关于价值与规范对立命题的反思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一个可靠的判决推理需要有价值判断及其推理的支持。哈贝马斯认为法律规范是一个由原则提供的规范体系,反对将其理解为具体的价值秩序,从而把价值与规范作了严格的区分。如此虽有建构法律商谈理论的必要性,却与司法实践不符,且在主观上忽视了实质的价值伦理学。而马克斯·舍勒等则主张将规范奠基于价值之上,将价值与规范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做到"以事实为依据",并主张将价值推理的现实必要性与法律规范确定性的理想要求统一,实现"合理的"判决推理。     

软实力理论反思与中国的“文化安全观”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在全球得到广泛回应,不乏对其可测量性、可操作性、生效条件、适用范围的质疑,并存在误读和滥用。软实力理论对国家实力中文化等因素的强调,对中国等文化资源深厚的国家具有借鉴意义。但是需认识到,奈的软实力理论着眼于美国在战略收缩背景下如何维系全球领导权,中国则面临不同的语境与诉求,需接入符合自身历史传统、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本土思考框架,规避可能面对的"话语陷阱",形成独立可行的理论话语和实践路径,尤其是要契合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目标。中国学界广泛展开了有关"文化软实力"的理论对话与建设,与文化领域的各种实践同步展示了中国对软实力理论的本土诠释与超越,也推动了文化安全议题成为国家文化建设和安全体系的重要关注。基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资源与未来发展目标,基于一种面向未来的"务实、自信、开放、多元"的"文化安全观",推进以文化传统、当代社会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安全为内核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是应对外来文化影响、保持文化独立性的客观要求,也是为未来发展营造良好国际环境的基本举措。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议题连线构成动因的比较研究

2005年相继成立的美国国会"美中工作小组"和"中国连线"已成为国会议员介入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渠道.本文对两个中国议题连线成员在第110届国会众议院的分布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前者强调经贸合作,而后者倾向军事提防.两个中国议题连线的成员均多来自南部和太平洋地区,且更多为军事委员会和交通与基础设施委员会成员.比较而言,美中工作小组成员来自那些亚裔人口比重较大、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选区;而中国连线成员则以共和党人居多,且对华持有保守立场,借炒作中国议题为选区谋利.同时,资历较浅的议员也将加入中国议题连线、参与中国事务视为提升影响力的有效途径.基于两个中国议题连线分布的特点,提出理性处理中美关系中美国国会因素的一些建议.     

行为概念与行为体系的重新界定——以不作为犯罪为研究对象

"无行为则无犯罪"的适用存在局限性,其是对纯粹思想入罪的否定,不能据此认为只有"存在行为"才"存在犯罪",当刑法命令人们必须实施某种特定行为时,不存在特定行为的不作为反而会成立犯罪。将具有社会意义视为行为概念的认定标准,取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也造成了行为概念的空洞化。不作为犯罪规定的并不是一种有害行为,而是一种有益行为的不存在状态,该行为并不是促使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而是制止危害结果产生的"阻却条件"。不作为犯罪违反命令规范,以定型之有益行为的不存在来彰显不法,作为犯罪违反禁止规范,以定型之有害行为的存在来彰显不法,二者在客观上为两种互斥的事实状态,两种规范则表明了实现犯罪的两种不同途径。行为只能是人事实地控制客观条件而作用于具体的人或物之存在状态的现实过程,社会事实才是能够同时涵盖作为与不作为的上位概念,行为则是作为与不作为共同内涵的下位概念,其通过宣示"何种行为成立犯罪"来明确不法路径或者宣示"何种行为不成立犯罪"来明确合法路径。划定罪与非罪的界限是行为作为刑法中基础概念的核心功能。     

基于共生哲学视角的学校道德教育问题反思

立足于"价值多元"和"价值共生"的全球化时代背景来看,共生理念的缺失是现实学校道德教育面临的最突出的根本性问题。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秉承"人类中心主义",忽视人与自然的共生教育;德育泛政治化,忽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教育;奉行道德灌输,无视价值多元与个性差异;忽视群体的道德教化,道德教育遭遇将个体的无私转化为群体自私的尴尬。缺乏全球视野和国际理解意识的"非共生"道德教育,无法正确教化他人,完成"成人"的特殊使命。鉴于此,走向共生便是学校道德教育的紧迫选择,共生道德教育便是未来学校德育的发展走向。     

国内城市社区冲突研究十五年:回顾与反思

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和社区利益分化引发城市社区冲突多层面发生。通过采用文献统计和文本分析的方法,辅之以Citespace软件,对国内城市社区冲突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经过十五年的发展,学界引入矛盾分析、多元治理、国家与社会关系、公民权利等多元视角,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定性分析为主、社区冲突"双重变量属性"为核心的研究脉络。社区冲突研究也经历了三个转变:从初期就事论事的"本体论"走向"方法论",从将社区冲突默认为"不稳定因素"的片面认识转向发掘社区冲突的双重建构功能,从初期静态的理论思辨转向动态的具体环节的研究。但是,社区冲突研究与现实需求尚有较大差距,应当在做好对策研究的同时,重视理论研究,特别是加强综合性、系统性和差异化研究。     

从群体性事件到群体性行动——认知理念转换与治理路径重塑

改革开放以来,整体化利益结构逐步解体,利益多元与利益分化成为现实。利益表达成为公民维护自身利益的主体工具。然而,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狭窄与低效使部分公民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回应与弥补,演化为制度外基于利益诉求的群体性行动。政府如果放大或仅聚集于制度外群体性行动不当行动方式,必然会形成对群体性行动的消极与负面的认知,进而形成与理念认知一致的"防控——应对"模式。这种模式由于背离了群体性行动的衍生逻辑,用"现象来解释现象",必然陷入"越维越稳"的"怪圈"之中。要破解这一"怪圈",就必须首先在认知理念层面实现从负面的"事件"到中性的"行动"的转型。认知转换必然也会带来治理方式的重塑,拓展与引导是新治理模式的核心元素。拓展包括利益表达和获取渠道的拓展,而实现群体性行动的有序与理性则是引导一词的要义所在。     

传统“天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对接——对《清帝逊位诏书》宪法意义的反思

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目前学界已有诸多讨论。不可否认《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在形式上结束了中国传统"天下"的秩序模式,从而开启了"民族国家"时代,但这只是历史的表面。20世纪初的清王朝已无力控制时局,真正的军政大权落到了以北洋军为后盾的袁世凯手里,清帝的逊位与其说是禅让政权,倒不如说是以禅让自保从而换取些实在的优惠(优待)条件罢了。中国历史上不乏以《逊位诏书》的形式实现天命流转的事例,这种流转的真实性就好像是"皇帝的新装",无论彼时的君臣,还是当今的我们,都明了其中的荒唐与讽刺。故而《清帝逊位诏书》是否真的完成了政权的转让,赋予了中华民国存在的正统性,我们应慎重言论,同时亦应抑制住动辄将"清帝逊位"打上西方模式烙印的冲动,而致力于建构我们自己的理论话语和民族自信。     

制治互洽逻辑的西方困境与中国重建: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理论阐释

制治互洽指的是特定制度与善治目标间的契合状态及其合理化论证.受限于西方的话语霸权,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制治互洽关系的理解被桎梏于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制度的单一制度形态中.然而,实践与理论双重困境的出现,宣告着西方制度条件下制治互洽逻辑的解体,也促使人们反思西方制度在政体思维、选主崇拜,乃至制度根本属性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实践则带来了举世瞩目的"中国之治"的伟大成就,从而重建了中国本土的制治互洽逻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深入、系统、准确地把握中国之制的比较优势,理清中国制度中历史基因、革命道路、实践导向的有机统一,将有助于以正确的改革导向更充分地发挥出中国的制度优势,并为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建构与中国实践相匹配的中国理论,从而重塑制度自信、文化自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共享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的中国视域

"共同威胁"与"共患意识"引发人类对非传统安全的普遍关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实质是"共享安全"。共享安全不仅是安全指涉对象的扩展与转型,也是非传统安全理念的提升与非传统安全话语的创新。西方非传统安全理论经由传统安全研究与和平研究的延伸与扩展,形成了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后结构主义、批判安全理论、人的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主要流派,其主要价值取向是"建构安全"。然而,共享安全的关键是如何面对与解决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异质性"冲突,中国的安全观与外交方式的价值类型此有着重大的意义与贡献。中国以"保合太和"、"万国咸宁"、"和而不同"为标志的"和合主义"思想渊源,为共享安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内核与独特的价值坐标。中国学者的"新天下主义"、"多种行为主体的共同安全"、"人类共同安全"、"全球深度治理"等对"共建安全"方案的多维度探索,为共享安全提供了极具创意的可能性论证。中国与各国"合作共赢"的外交实践与融入世界的"优态共存",为共享安全提出了解决现实冲突的重要范例,也为共享安全的可行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现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