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期日本海权防卫战略的转型及对中国的影响

战后日本由战败国重新崛起并成为亚太地区的海权国家,其海权战略的演变也是日本不断崛起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冷战结束后日本选择了"渐进式"海权扩张战略,目标是由战后"防卫性"的海权战略逐步转变为具有"扩张性"的海权战略,其海权战略的进攻特性愈来愈明显。本文通过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方法构建了海权战略转型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层次分析法,论证了后冷战时期日本海权战略扩张的动因及其所来自的体系层次、国家层次以及社会层次;日本海权战略转型对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打破了原有的海上政治力量平衡格局,加剧了东亚国家间的海洋军备竞赛,使中国面临的海洋争端复杂化。在日本海权战略转型的背景下,注重培养海洋意识,拓展海洋外交与繁荣海洋经济,建设具有远洋作战能力的强大海军是中国对外战略的必然选择。     

中国崛起与海洋秩序的建构——包容性海洋秩序论纲

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性大国,在国际海洋秩序的建构与调整中应当采取何种立场?中国之崛起需要何种海洋秩序?不仅困扰着国人、也困扰着我们的邻邦和国际社会。强调海洋自由以供包容性使用与锁闭海洋以供排他性使用之间的动态紧张关系,反映出国际海洋秩序一直处于不停的互动、不断出现需求与回应需求的过程。在这个动态的建构过程中,不同的国家根据其自身的政治理念、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海洋利用提出不同的主张与制度构想。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地理相对不利国以及新兴的海洋利用大国,在海洋秩序建构过程中需要合理平衡包容性与排他性制度安排。     

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

自近代以来,日本就开始探索海洋立国的方略和具体政策.经过不同历史时期长时间的酝酿、积累、争论、挫败和调整,21世纪以来其海洋战略目标和方向愈益明晰,政策行为日见具体,并形成了一套为之服务的决策体系.日本海洋战略作为一项国家综合性战略,其核心是日美海权同盟,具体而言即以日美同盟为主轴,联合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形成全球性海洋伙伴联盟,将日本的国家力量和国际影响扩至世界各大主要海域,最终建立一套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经济等利益的海洋综合安全保障体系,在新的国际海洋秩序中实现海洋大国的梦想.当今日本政治出现保守化趋向,其海洋战略及政策行为也给东亚地区的战略稳定带来严峻挑战,亟须引起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与警惕.     

“一带一路”的契机:浅析中国欧亚战略的构建

中国在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中其身份仍然是一个欧亚地区性大国,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展越来越表明中国的战略重心聚焦于欧亚大陆,这为构建中国外交的欧亚战略提供了契机。中国构建自身的欧亚战略具有多方面的因素,涵盖地缘政治、经济发展、国家安全、文化传播、大国责任以及战略时机层面。如何构建这种欧亚战略也需考虑兼具系统的战略体系和清晰的战略布局,同时保持战略灵活性以避免与他国战略对抗。"一带一路"战略又与中国的欧亚战略之间具有重要关系,前者推动着欧亚战略构建,并成为后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又应共同归属于总体的"和平发展"战略,将会长期指导中国外交实践。     

北约海洋战略及其对中国海洋安全的影响

作为最古老的全球公域的海洋,承载着世界的安全与繁荣的重任。确保航海自由、海上贸易航线、海上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能源流向,都涉及北约的安全利益。在海洋安全面临着巨大的诸如海洋环境恶化、海盗肆虐、新兴国家海军快速发展等挑战下,北约打着保护全球公域的旗号,根据后冷战时代海军执行的几个行动实践,在北约新战略概念指导下,2011年1月通过了"联盟海洋战略"。北约海洋战略赋予其海军承担"集体安全与威慑"、"危机管理"、"合作安全"和"海上安全"的核心使命。在利比亚战争中、在反海盗行动中以及目前的叙利亚危机中,北约海洋战略得到检验,尽管也暴露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如缺乏政治意愿投资海军。偏重于海洋的军事领域、并以军事手段解决海上安全的北约海洋战略,对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存在着潜在的负面影响:北约的海军力量可能会遏止中国海军突破第一、第二岛链;可能会介入中国与邻国的海疆纷争;对中国海军保护能源安全也会构成挑战。这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所必须高度重视的。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接触中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以克林顿政府为例

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接触政策,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崛起"的初步反应。其在政治领域,主要是通过政府高官乃至元首的多边和双边会谈、访问来进行;在经济领域,是使中国在接受美方相关条件的基础上,把中国纳入多边国际经济体制,并试图加深中国对美国和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在安全领域,则试图在承认中国若干合法安全利益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把中国纳入相关国际安全体系,并注重推动两边军事交流。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具有国际和国内"双管齐下"、接触加威慑"软硬兼施"两大特征。然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其国际行为还是其国内进程,都要基于中国自身的战略考量,都有其复杂的内在逻辑,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接触政策只是中国发展与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变量而已。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香港青年的公民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问题研究

在"一国两制"过去阶段的实践中,港人基于国籍与国家建立的"身份联结"更多具有形式意义,一定"虚置"的公民身份导致港人难以完整享有公民基本权利也无须履行全部公民义务,而成长在此环境中的香港青年一代对国家政治认同及自身公民身份认同就遭遇了一定弱化。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发展的新实践,可以为促进香港青年对国家的认同和融入提供新契机。未来,国家应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过程中对港澳居民作为中国公民的主体资格进行有效填充,为香港青年建构起实质化的政治—法律公民身份,以促使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切实感受自身作为国家政治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实现香港青年的人心回归。     

印度洋地区安全态势与印度洋海军论坛

随着近年来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作为印度洋地区惟一聚焦于海洋安全的泛区域性合作组织,印度洋海军论坛已成为该地区海军和海岸警卫力量共同讨论海洋安全事务并寻找合作性解决方案的平台。然而,作为传统的海洋大国与正在崛起的海洋大国,美国和中国等在该地区有着重大利益的地区外国家均被论坛首倡国和主导国印度有意识地排斥在论坛之外,这与印度可能的地缘战略意图一脉相承:欲变印度洋为"印度之洋"。鉴于中国在印度洋具有重要的海洋利益,着眼未来,中国应当努力争取获得该论坛的常任观察员或正式成员国地位,着力倡导"和谐海洋"的思想,积极而稳妥地推动对于建设21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宏伟构想的认识与实践,追求一种开放、包容、全面的海上安全秩序,在确保自身海上交通生命线尤其是至关紧要的能源进口安全的同时,为印度洋海域、亚洲乃至世界的持久安全、稳定和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地位政治与中国崛起的地位伸张

非西方大国在总体和平的国际体系中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的突出特征。崛起国如何将实力转换为国际影响力是一个需要审慎考量、深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聚焦地位政治有助于我们理解21世纪大国的利益需求和促进自身国际影响力的方式和策略。对崛起国而言,国际地位是一种既重要又特殊的资源,提升地位有助于崛起国将日益扩大的利益正当化,地位伸张则会成为其提升影响力的重要手段。21世纪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伸张突出了地位诉求对于崛起国的重要价值。本文在辨析国际地位概念、厘清地位诉求和地位焦虑等发生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地位政治视角解释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尤其是与美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从崛起国地位政治的视角来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同时,需要管控民族主义情绪、重视国际制度创新和稳定周边环境。     

构建新世纪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路径探索——以全球化和中国身份变化为视角

全球化与中国身份变化共同演进是21世纪中国生存与发展必须立足的基本现实、必须面对的重大考验和必须适应的根本变更。全球化改变了国家安全环境、国家问安全利益关系以及安全维护模式；中国的崛起亦使得自身的安全利益、所面临的安全形势以及寻求安全的战略观念有别以往。构建当前和未来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应以此为路径，在战略方针拓展、战略能力发展和对外战略选择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战略戒拒与战略调适:日澳对中国崛起的反应

中国崛起和亚太成长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这两大趋势是当前国际格局变动的最鲜明特点,并促成了两个主要亚太国家——日本和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调整。通过对调整中的日澳对华政策的比较分析发现,日本对华政策呈现出"战略戒拒"的特点,即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地区合作等方面进行不同程度的戒备,拒绝与排斥中国主导的各种双边、多边倡议或地区架构安排,政策上前后矛盾、起伏不定;而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则呈现出"战略调适"的特点,开始逐步、全面、系统地转变对华政策,以适应中国崛起,其政策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地缘上临近与否、经济上的依赖程度、国家身份认同、国内政治因素是造成日澳对华政策差异的主要原因。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探析

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国家权力安排的重要组织表现,也是公民安全诉求的主要凭借。以1947年美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起点,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国安委"模式的建构。安倍内阁为突破战后体制束缚,谋求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出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革新。它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机构依托,辅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与《特定秘密保护法》,借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日本安保体制带来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改善,是安倍集权外向扩张的先兆,将给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东南亚地区海事安全合作的国际化:东盟海事论坛的角色

安全国际化是东南亚国家实现安全的基本途径,推动国际海事安全合作是东南亚国家在海事领域实现安全的重要表现。为了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美国和日本一直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主导角色。东盟海事论坛成立后,东盟在本地区海事安全合作中的中心地位得以机制化并为大国所承认。东盟海事论坛及扩大会议为东盟国家与美国、日本和中国开展海事安全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有助于保障东南亚海域的安全,提高东盟国家的海事行动能力,提升东盟总体的地区治理能力。然而,"东盟方式"、大国权势竞争以及地区海洋争端,也制约着这一海事安全合作机制的深化和拓展,讨论南海争端等问题则更有可能加剧问题的复杂性。     

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传承与当代战略选择

粮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是关系国家安全、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粮食安全化与政治化是国际政治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鉴于此,重新发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形成的粮食安全思想,从粮食对国家安全、国家权力以及国家道义层次考察彼时粮食安全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生粟之国亡",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富国以粟",粮食是国家富强的保证;粮食关乎人心向背和国家道义。齐桓公为建立霸业实施了粮食外交与粮食战略,开创了现代粮食战争的先河。"不生粟之国亡"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粮食安全思想的核心和根本,也是对中国古代粮食安全思想再发现的落脚点。基于此,当代中国粮食安全战略应立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保障国内粮食生产,积极开展粮食外交,实行粮食"走出去"战略,在全球化背景下确保实现国家粮食安全。这不仅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最重要的物质基石。     

北极地区安全维度变化与北极地区议题安全化

从狭义的国际政治（国家间政治）演进到广义的国际政治（全球政治）,始于冷战后期,而全球政治成为国际政治的主流则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使得安全维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纵向维度看,安全关注层次从国家向上扩展到国际体系和次国际体系、向下扩展到次国家和个体,由此导致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体;从横向维度看,全球政治时代的安全关注已超越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议题领域,拓宽到环境、经济和社会诸议题领域。北极地区的安全层次和安全领域变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随着全球政治时代的来临,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也日益引人关注。作为近北极国家,中国兼具安全指涉对象和安全化行为体的双重身份,在北极地区议题的安全化过程中,既要关注自身国家安全利益,也要关注超越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类安全利益。     

日本政治全面右倾化及其对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危害

近年来日本政治的右倾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自2012年底安倍内阁成立以来的种种举措，充分显示出日本政治正全面走向右倾化，如扩军修宪，图谋实现“正常国家”；否认侵略历史，侮辱受害国人民；重新修改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公然挑战国际社会。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既有日本自身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也有美国的影响，它在钓鱼岛问题上态度强硬，危害中国主权；在中国周边构筑包围圈，威胁中国战略安全，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中国必须对此高度警惕。     

图像与国际安全建构——以安全化研究为视角

随着视觉传播技术的发展,图像逐渐成为与文字同等重要的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工具。当代社会文化的视觉转向更凸显图像在符号体系内的本体性地位和社会建构作用。图像不仅是呈现世界的一种视觉形式,更是意义生产和交流的场所,而且在国际安全中建构了"自我/他者"的身份对立,即"自我"的安全受到"他者"的威胁。在安全化研究领域,哥本哈根学派的分析视角集中在言语行为层面,忽视了视觉在表象指涉和建构国际安全方面的作用。而通过探讨图像、意义与安全建构之间的联系可以发现,图像不仅作为独立变量影响国际安全,更作为社会和政治意义竞争场所不断塑造安全话语体系,建构主体间性安全。与文字相比,图像感官性更强,传播方式更有效,意义解读更直接、更开放,能成功地建构存在性威胁,有效推动安全化进程。因此,将图像纳入安全化分析框架,不仅能解释一些由视觉引发的国际安全现象,还有助于丰富和完善国际安全的学理研究。     

崛起国的战略收缩缘何逆转——以日本（1920—1927）和苏联（1953—1960）为例

作为大国的一种对外战略调整行为,战略收缩既具有以节约战略成本来缓解国际压力的传统内涵,又具有积蓄和集中战略资源以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积极面向。根据战略资源集中程度、竞争对手数目变化、强硬手段运用等指标,崛起国也有可能实施必要的战略收缩。作为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崛起大国,1920—1927年的日本与1953—1960年的苏联都曾短期推行过成效显著的战略收缩,却都在不久后骤然逆转为战略扩张。超越对战略收缩弊端、崛起失败原因、过度扩张根源等问题的既有讨论,可从战略收缩本身的内在风险中寻找崛起国类似战略调整自我蜕化的机理。具体而言,日本和苏联重塑大国协调的努力虽然缓解了体系压力,却无法消减对手的威胁认知。专注于经营周边的谋划虽然改善了安全环境,却难以塑造自身的国际权威。推行国内改革的举措虽然开启了战略竞争模式转型之路,却因弥补国内政治合法性的需求而转变为自我加剧国际竞争烈度的短视行为,以致发生战略收缩的悲剧性逆转。如何化解战略收缩的内在风险,使其助益于大国持续崛起,将是旨在主动创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的崛起大国务须深思的课题。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海洋权益维护

海洋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进入21世纪,注重海洋合作与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既是化解自身发展过程中面临困境的必要手段,又是保护和拓展中国海洋权益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海洋是"一路"战略的基础和载体,中国拥有广阔的海洋领土,海洋权益分布广泛,加强自身海洋维权对于"一路"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