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亚太地区反腐追逃的基本途径、法律困境及其对策

我国在亚太地区开展反腐追逃的基本途径有引渡、移民法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等,其面临的法律困境主要有法律制度不完备、法律文化冲突、司法公正面临挑战、政治避难和酷刑条款滥用以及引渡问题政治化等。为化解这些困境,我国应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个层面进一步完善反腐追逃的法律体系,健全和充分利用刑事司法国际合作机制,并采取多元化的追逃模式和方法。此外,还要加强法律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法治和人权宣传,赢取国际社会对我国法治的认同和信任。     

被告人的权利和反酷刑(上)

重视和保护被告人权利，严禁和预防酷刑发生，是当前我国人权保护和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课题。文章从我国参加签署的国际《公约》、加强国内立法、加强执法监督和公众舆论监督等方面展示我党和政府为保护被告人等的合法权利、从法治意义上改善人权状况所作的努力和成效。同时也指出我国目前仍存在少数司法工作人员违法实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为和现象。作者从观念转变，正确认识，加大反酷刑斗争力度和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培养教育四个方面构建了理论对策     

地方政府治理的差异与平衡分析

行政管理创新是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手段,是弥合我国行政法制度与实践脱节的桥梁。但行政管理创新行为也对现代法治行政提出挑战,必须有法律保留原则、基本人权原则、责任追究机制来约束,同时应设计参与、自诊等具体程序,引导行政管理创新向现代法治迈进。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的立法理念——以人权保障为视角

人权保障是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以法律为表现形式的某些制度缺陷导致侵害人权现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这种制度性侵害的首要来源和起点,就是刑事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在认可刑事措施强制必要性的前提下,强制措施的正当性、合理性、限定性以及主动的程序约束和被动的程序对应、对抗,是强制措施获得正当性的基准。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需要结合现代法治和人权保护理念加以完善,实现人权保障和强制措施的正当化目标。     

人权与宪政的关系问题

人权与宪政密切相关。人权是宪政的灵魂。现代宪政的基本精神和实践原则都发源于人权理论。宪政在发挥众多功能、追求多方价值的同时,始终围绕着保障人权这个中心。人权对于宪政的意义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只有理解人权,才能正确理解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宪法与权利的关系以及法治的作用等一系列宪政方面的重大问题。21世纪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必须充分考虑人权的价值和意义,以人权为基本标准构建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从人身权利保护的国际标准看我国刑事诉讼法

围绕人权保护的国际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这一主题,业界人士大多分析研究国际人权标准,以期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改革,并将研究重点放在沉默权、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禁止酷刑及刑讯逼供、死刑的运用等,而较少依国际标准对刑事诉讼中人身权利保护的相关具体制度诸如审前羁押审查制作进一步的探讨。在现代司法活动中,刑事诉讼程序与人权关系最为紧密,涉及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如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护的水平显示着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水平。     

法治行政及其背景分析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执政党依法执政、立法机关依法立法、政府及其部门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公正司法,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基本环节;市场经济需要自由与平等,自由与平等需要法律规范行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法治行政与之呼应;人权不得侵犯与人权需要发展要求行政厉行法治,对人权的关怀框定了法治行政的架构和内容.依法治国、市场经济和人权关怀,不仅成为跨越世纪的热门话题,更构成中国法治行政的深刻背景.实施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注人权保障和人权发展,使中国法治行政前景明朗.     

我国犯罪预备立法与法治的矛盾及批评

随着社会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宏伟目标的确立,我国刑事立法上的那种不作区分,原则处罚犯罪预备的立法已显得不合时宜,且与法治理念中的法律至上,人权保障,司法公正原则相冲突。预备行为是否入罪,不仅仅是制度设计问题,深藏在其后面的是对法律价值的认识问题。重新建构我国犯罪预备立法,使其与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相适应,已成为当务之急。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中的国际合作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由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腐败犯罪的国际化特征、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义务履行的必须性以及反腐败刑事法治全球化的需要所决定,中国必须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的国际合作。目前我国尚存在刑事法制基础薄弱、前提性法律制度缺失、人权保障明显不足以及国际合作面临重重困难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应该改进反腐败刑事法治的指导思想和立法技术,做好反腐败刑事法治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衔接,健全反腐败的相关法律制度,重视反腐败刑事法治的人权保障功能,强化检察机关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欧洲人权法院眼中的“酷刑”

酷刑是一种摧残人类肉体、精神的行为。二战以后，世界诸国签订了大量包含或者专门禁止酷刑的国际文书，关、欧、非各洲的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也得以确立。本文结合相关判例，系统地介绍欧洲人权法院对“酷刑”的界定，以期为我国公民免受酷刑权的保护制度构建提供借鉴。     

“刑期于无刑”思想的社会价值

对“无刑”的追求,法家主张“以刑去刑”的政策,而儒家主张“以德去刑”的政策。“以刑去刑”的政策最终导致重刑主义,而“以德去刑”的政策却具有轻刑的趋势。历史证明,“以刑去刑”的政策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后被“以德去刑”的政策所取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应当借鉴“刑期于无刑”刑事政策的经验。     

刑讯逼供久禁不绝成因探析及对策研究

刑讯逼供是一种为现代国际公约和各国法律所严格禁止的审讯方式,它严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危害司法制度及民主法治建设。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却屡禁不止,成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一大毒瘤和痼疾。刑讯逼供是特定角色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体现,口供对案件的重要作用等均是刑讯逼供久禁不绝的根源。我国应从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角度明确无罪推定原则,通过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对刑讯逼供案件实行证明责任倒置等途径遏制刑讯逼供。     

论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对于保护被追诉人权利,抑制侦查权的滥用,遏制刑讯逼供和司法专横有着重要作用。它是一个国家刑事讼诉中人权保障状况和诉讼民主文明的标志。文章从沉默权历史发展的角度,阐明了我国目前尚未规定沉默权制度,同时有必要在吸收外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沉默权制度,进而推进我国的法制建设。     

遏止刑讯逼供的刑事实体法责任

从根本上遏止刑讯逼供,有赖于决策层、立法、司法界及理论界直至广大国民树立反刑讯逼供、反酷刑的人权保障理念和保护人身权利的价值永远高于查明案件事实的价值观。决不能将刑讯逼供的目的、动机的“善良”作为为刑讯逼供辩护的理由,也不能使其成为刑讯逼供与相关犯罪法定刑存在不适当差距的“合理”依据。我国刑讯逼供罪的法定刑应当重新设计。     

耕地征收权限、程序及补偿之法制思考

近些年我国在耕地征收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关法律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因此,严格限制耕地征收权限范围,完善耕地征收中的程序、补偿等制度,对于保护耕地和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意义。     

刑讯逼供的制度成因及其对策

刑讯逼供是我国司法活动中的一个顽症。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展开了长期研究和治理,然而收效甚微,刑讯逼供行为依然盛行。需要新的尝试。从法律制度(包括诉讼结构、法律实体及法律文化)的基点立体切入,剖析其制度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应可作为值得研究的课题。     

关于“刑讯逼供”的逻辑考量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尽管刑讯逼供为我国现行法律所禁止,可仍有个别侦查人员捧着"有罪推定"这个"法宝"不放,最终酿成冤案,不仅践踏了法律的公正与尊严,而且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积累了社会的负能量。刑讯逼供久禁不绝,除了法律制度、思想观念和社会等原因外,还有被忽略的更高层次的原因——逻辑原因。法律规定是逻辑要求的具体体现;刑讯逼供不仅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更是违反了逻辑的要求;侦查人员只有增强法律意识,提高逻辑思维能力,才能摒弃刑讯逼供,杜绝冤案的发生。     

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法律援助制度是一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诸多差距和问题。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首先要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同时又充分考虑地区不同情况和差异的法律援助制度,并要完善立法,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法律援助权利,制定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完善部门法中有关法律援助的内容和地方法规、政府规章。     

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研究——以遏制刑讯逼供为目标

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是被讯问者面临的风险。而刑讯逼供并不体现为身体上的折磨,而应是讯问者形成假设和对被讯问者行使权力的结合体,为实现遏制刑讯逼供的目标,在我国,必然合理构建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体系,其内容包括:1.实现刑事诉讼法律观的转变;2.将我国现行的“由口供到物证”侦查模式转换成由“物证到口供”的模式;3.在讯问程序中注入人文精神,体现“以人为本”的现代法治信念;4.立足本国的国民性,合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自白”。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成因及预防对策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化、团伙性、暴力性的特点,分析其原因,既有家庭、学校、社会等外部原因,也有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等自身原因。要使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需要政府、社会各界及每位公民的共同关注与支持,营造和谐的氛围,创造全新的环境,并辅以完善的法律体系,构建多条社会防线,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