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我国侦查效益策略与途径研究

在侦查资源稀缺、犯罪形势日益严重以及保障人权呼声不断高涨的今天，要求侦查活动必须有效地利用和科学地配置有限的侦查资源，最大程度地实现侦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既是侦查效益的品性，又是侦查效益价值的本质追求。因此从价值和操作层面对侦查效益进行分析，以解决侦查理论和实践中出现的效益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侦查谦抑性刍议

侦查谦抑性要求合理配置侦查资源与适度开展侦查工作。使查谦抑性的内涵包括：侦查行为的启动应当以回应性侦查为主,主动性侦查为辅;侦查行为过程坚持比例原则;侦查结果处霹要有内敛性。确立侦查谦抑性是合理配置侦查资源、实现侦查效益、实现侦查程序目的和当前刑事致篆的要求。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要通过正确认识侦查谦抑性与积极侦查的关系、改进侦查模式和工作方法来实现侦查谦抑性。     

论并案侦查及其效益的最大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大量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导致了近年来刑事犯罪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其中尤以系列案件为多数,直接影响着公安机关破案的效率和质量。同时,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国家对侦查资源的投入还受到局限。因此,将并案侦查措施与侦查效益理论相结合,从侦查成本投入和侦查资源配置两方面入手,实现并案侦查工作机制的创新,是解决侦查资源不足,提高破案率的一条现实途径。     

论侦查效益

侦查效益是侦查实践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影响侦查效益的主要因素是犯罪因素、侦查自身因素、自然和意外因素。追求侦查效益应当遵从时效原则、政治效益、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成本和风险原则、最佳与满意原则。实现侦查效益最大化应重点做好加强侦查队伍建设、加强侦查科技装备和刑侦基础工作、提高侦查决策水平、讲究侦查艺术和侦查谋略等方面的工作。     

贞查信息论——侦查信息的开发与应用

侦查信息化能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和效益，能提升侦查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及整体破案质量。而要实现侦查信息化，必须搭建网络化工作平台，开发各种应用系统和数据库，全面收集可资利用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科学的整理、归类、存储、管理，实现侦查信息资源的共享，充分利用侦查信息的使用价值，进一步提高侦查效率，减少侦查成本。     

论信息化侦查效益评估机制建设

信息化侦查是指围绕侦查工作目标,利用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优化和完善侦查业务的一切理论与实践的总和。就目前我国公安机关尤其是侦查业务部门的现状而言,信息化侦查尚未成熟到可以支持全部案件侦查的程度,故而建立起一套标准化的信息化侦查效益评估机制,迫在眉睫。     

侦查效益原则论

效益是经济原则对法律活动的必然要求,侦查程序的运行应当确立侦查效益原则。侦查程序的运行以最小的成本投入实现查明犯罪事实、收集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的结果,并实现有效控制犯罪的社会效益。实现其最大效益的要素应为:一是合理确定侦查资源与案件侦破难度之间的比例;二是侦查活动应持续进行;三是禁止拖延诉讼期间,超期羁押现象;四是强制性侦查行为的实施以必要为限;五是侦查机关不得阻碍或剥夺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合法诉讼权利的行使。     

侦查机制再探

刑侦部门的侦查水平和破案效率与刑事案件总量高发的态势出现了一些矛盾。其根本原因在于侦查机制不适应新的犯罪特点,不适应新的法制要求,不适应人民群众新的期待。解决这种矛盾的重要途径是创新侦查机制。改进侦查机关资源的配置和管理,发挥警力资源的最大效能,将会显著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质量和效益。     

论侦查资源的配置与侦查效益

科学的侦查资源配置对于提高侦查效益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当前的侦查体制模式下,侦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了侦查效益的低下。较高的侦查效益必须建立于合理的侦查源配置的基础之上。当前我国侦查体制中警力资源配置的不足在于侦查机构设置不合理和警力资源投入上的缺乏理性。在刑事诉讼法治的语境下,侦查权力资源的配置必须遵循比例原则和必要性原则。从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关系来看,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的领导权力。从控辩关系来分析,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一定的辩护性调查权力。在现代社会里,要拓展侦查资源,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建立信息资源共享系统,从而提高侦查效益。     

侦查效益的评估机制初探

法律制度是一种资源,资源具有稀缺性,因此,需要对资源利用的效益状况进行判定与评估,以优化资源的适用方案。从侦查机关现实的办案状况来看,与侦查高效益的实现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片面追求＂破案率＂,忽视了其他衡量标准,因此,还必须将侦查效益放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考察。侦查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应全面囊括侦查活动的各种不同语境,置于刑事法律制度、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整体效果环境中,从侦诉关系、侦防关系的相互联系中界定侦查效益的内涵,而非仅仅局限于侦查学意义上的侦查效益,这是建立科学侦查效益评估机制的前提条件。     

效益最优视角下的我国视频侦查工作进路——基于周克华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伦敦地铁爆炸案的比较研究

我国视频侦查工作的实施状况包括投入与效果两个层面。周克华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伦敦地铁爆炸案中的案件基本参数状况、资源投入状况与收益状况是评价视频侦查工作实施状况的具体指标。视频侦查工作效益最优是指在视频侦查资源成本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实现侦查效益的最大化。视频侦查工作效益最优的经济学模型包括理想与现实状态两种函数。视频侦查工作的效益最优还应当兼顾法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内容。效益最优视角下的我国视频侦查工作进路是一种体系化的工作形式,由原理、硬件、人员与机制四个层面的内容组成。     

两种侦查模式的建构和完善

专案侦查模式应对时下多发性、动态性案件倍感艰难。传统的专案侦查存在着效率低下、方法简单、功利性强、资源消耗过大等明显缺陷。尤其是面对信息社会，专案侦查表现出极不适应的一面。建构大案实施专案侦查和小案实施并案侦查的侦查模式已是当务之急。公安机关应进一步完善现有的专案侦查模式，建立并案侦查的工作机制，改革侦查工作的绩效评价制度。     

刑事侦查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其理论应用

成本收益分析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它不仅涉及有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刑事侦查领域亦不例外。我国侦查部门的办案资源严重缺乏且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不充分的情况，由此导致侦查工作的低效益。目前的侦查现状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要借助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刑事侦查学的成本与收益并构建理性犯罪人模型与刑事侦查边际收益递减模型，以此为基础指出我国目前刑事侦查活动的低效益现象并提出若干建议。     

侦查成本论

从经济成本角度定性和定量分析、研究和评价侦查效益,是侦查学研究的新方法之一。透视侦查主体、侦查程序、侦查行为的成本、投入、产出、效益和利润,可以观察我国侦查成本的分布形态,进而在"减低侦查成本投入,提高侦查效益"的观念下,结合侦查实践,发现我国侦查部门存在的成本分布不平衡和成本浪费等问题,并探索相应解决问题的对策。     

侦查信息论-侦查信息的开发与应用

侦查信息化能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和效益,能提升侦查的规范化、法治化水平及整体破案质量。而要实现侦查信息化,必须搭建网络化工作平台,开发各种应用系统和数据库,全面收集可资利用的信息,并对信息进行科学的整理、归类、存储、管理,实现侦查信息资源的共享,充分利用侦查信息的使用价值,进一步提高侦查效率,减少侦查成本。     

侦查效益、侦查效率及其实现

效益与效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追求效益必须考虑效率,即考虑效益实现的速度问题;只追求效率而不计成本即不考虑效益,这样的效率是没有意义的。当前侦查机关应树立广义的效益、效率观,制定相关制度,改革刑侦工作体制,创新刑侦工作机制,优化侦查资源配置,建立多元化的侦查模式体系,从整体上提高侦查的质量、效益和效率。     

侦查行为的经济分析

侦查行为是一种稀缺性资源 ,对侦查行为进行经济分析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对侦查行为进行经济分析主要是运用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如何实现使侦查成本投入最佳的最小量 ,而同时使侦查收益处于最佳的最大量。对侦查行为进行经济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侦查资源的合理配置。     

论侦查成本与犯罪成本的关系

侦查成本与犯罪成本是对立统一的范畴,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侦查效益有着直接的影响。从宏现来看,提高犯罪成本、压缩侦查成本有利于降低犯罪率和提高侦查效益;而从微观的角度分析,简单地提高犯罪成本和压缩侦查成本是片面且不可取的。应该从合理投入侦查成本、降低犯罪率和控制犯罪能量等方面全面开展工作并加强落实,以达到提高侦查效益、减小犯罪危害的目的。     

法经济学视域下侦查效益的研究

社会转型期内刑事违法犯罪逐年递增,而刑事司法资源分配相对匮乏,加之受到传统忽视成本的侦查模式影响,使得现有侦查工作愈发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侦查学界和实务部门均开始探索侦查效益与侦查成本之间的平衡。而借助于法经济学的独特视角与成熟理论,进行跨学科交叉研究,无疑为破解提升侦查效益的现实困境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困局与突破:大数据侦查发展路径

大数据侦查方兴未艾,公安机关围绕资源整合、挖掘技术和应用三大要素进行大数据侦查的开发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侦查实践呈现出侦查思维发散、侦查力量更新等转变。但由于未形成数据应用范式、结构要素未培育成熟、科技驱动力不足的因素,大数据侦查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侦查思维僵化、侦查资源统筹困难、外部依赖过高的发展瓶颈。侦查机关必须冲破思维僵局、改革侦查机制、培养公安内部大数据人才,为大数据侦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