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侦查资源配置现状及优化

在我国当前的侦查体制下，侦查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导致侦查效益低下的现象已经大量存在，因此，有必要对如何合理配制侦查资源提高侦查效益的问题予以研究，以求用最小的侦查资源投入实现侦查效益的最大化，从而有效遏制犯罪，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     

论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配置问题是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立法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凸显出不少矛盾。当下学界流行的"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和独立的反腐败侦查机构模式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不具有可行性。在保留现有侦查体制下对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进行完善成为必然选择。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的基本路径是:重新划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扩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机动侦查管辖权,建立检察系统内部侦查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设立合理的管辖冲突解决机制。     

从侦查效益角度看我国刑侦机制改革

侦查效益就是指在侦查中投入与产出的比,即以最佳最小的侦查成本投入获取最佳最满意的收益。理论上提高侦查效益的方法不外有两种:一是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减少侦查成本;二是在成本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优化其配置。在我国目前不可能大量增加侦查投入和警力的情况下,应改革刑侦机制,优化侦查资源配置,提高侦查效益。     

警力资源配置问题浅析

科学配置警力资源可以提高警务工作效率,解决警力不足、财力有限的问题.目前,我国警力资源配置存在很多问题,因此需要在合理的原则下实现警力资源的科学配置.     

侦查效益、侦查效率及其实现

效益与效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追求效益必须考虑效率,即考虑效益实现的速度问题;只追求效率而不计成本即不考虑效益,这样的效率是没有意义的。当前侦查机关应树立广义的效益、效率观,制定相关制度,改革刑侦工作体制,创新刑侦工作机制,优化侦查资源配置,建立多元化的侦查模式体系,从整体上提高侦查的质量、效益和效率。     

公安机关现行侦查体制存在的问题评析

侦查体制是指侦查制度中的组织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规则体系。我国公安机关现行侦查体制存在以下问题:从数量上看,侦查部门呈急速膨胀的趋势;从权力配置上看,"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侦查体制致使侦查办案易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从职能上看,兼具侦查权与行政权的双重职能,易造成权力的混淆和滥用;从运行上看,各自为战的侦查部门使侦查协作呈现出临时性或随意性;从结构上看,层级过多,侦查警力布局倒挂;从资源上看,侦查手段和侦查基础工作重复建设突出。公安机关侦查体制急需针对存在的问题加以完善。     

优化警力资源配置必须正确处理"三个关系",走出"三大误区"

优化警力资源配置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警力资源配置和改革机构设置的关系,搞好警力资源重组,走出"警力倒置、不愿作为"的误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警力资源配置和改革警务机制的关系,提高警力使用效益,走出"警力流失、难有作为"的误区;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警力资源配置和开发警力资源的关系,激活警力资源,走出"警力不足、无法作为"的误区.     

我国侦查权限划分原则初探

侦查权限划分是一个确保法律严肃性和统一性的基础工程,明确侦查权限不仅有助于充分发挥侦查权中各种具体权能的功能与作用,而且有助于区分法律责任、有效落实人权保障原则、促进科学侦查的进程。根据我国侦查权配置理论及长期以来积累的实践经验,侦查权限划分应当坚持五项基本原则:权力与职责相匹配原则;权力与权利相平衡原则;权力分散与集中相结合原则;权力强度与程序繁简程度成正比原则;权力效益最大化原则。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法律监督视野下检察侦查制度优化

我国“侦查-公诉-狭义法律监督”检察权架构,对应形成了“职能保障型-公益保护型-权力制约型”法律监督体系。在法律监督体系中,检察侦查作为保障性职能促进检察机关保护公益、规制公权;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其作为制约性职能促进公职人员监督资源合理配置、形成监督闭环。从高质效法律监督履职和增强依法反腐合力的目标导向出发,当前检察侦查制度尚有完善空间。应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整体框架下,按照功能主义国家权力配置要求,通过机构和职能整合促进检察侦查的功能发挥和效能提升,同时遵循“分工、配合、制约”宪法原则。循此逻辑,在权能配置上,促进权能内容体系化,启动条件和范围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完善侦查权限措施,对接调查核实权;在体制机制上,设立独立于批捕、公诉部门的专门侦查机构,保留公诉部门自行补侦权,理顺“检察一体”与检察官依法独立办案关系;同时从程序性控制和多元监督等方面健全内外监督制约机制,据此系统推进检察侦查制度优化完善。     

对刑事侦查的司法审查之探究

对刑事侦查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是平衡诉讼格局、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合理分配侦查实施权和侦查监督权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必然要求.司法审查应由法院来实施,法院有权对侦查主体是否适格、证据是否合法、程序是否正当等进行审查.文章认为,实施对侦查活动的司法审查还有赖于对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对检察机关职权和地位的再认识以及对法院体制和法官任用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侦查效益的评估机制初探

法律制度是一种资源,资源具有稀缺性,因此,需要对资源利用的效益状况进行判定与评估,以优化资源的适用方案。从侦查机关现实的办案状况来看,与侦查高效益的实现还存在较大的差距,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片面追求＂破案率＂,忽视了其他衡量标准,因此,还必须将侦查效益放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考察。侦查效益评估体系的建立应全面囊括侦查活动的各种不同语境,置于刑事法律制度、打击犯罪与预防犯罪的整体效果环境中,从侦诉关系、侦防关系的相互联系中界定侦查效益的内涵,而非仅仅局限于侦查学意义上的侦查效益,这是建立科学侦查效益评估机制的前提条件。     

检察机关刑事诉讼职权之比较

两大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影响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作用的发挥。应当比较借鉴国外的制度修改完善我国检警关系、检察机关自侦权、起诉裁量权和公诉变更权,并确立我国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     

也谈刑事侦查效益

刑事侦查效益的提出是经济学方法对法律的渗透,是对法律的经济分析的运用,是现代刑事侦查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运用法律的经济分析理论来透析我国刑事侦查实践,会发现我国当代侦查实践中存在的明显的弊端就是高成本、低效益,应合理配置侦查资源,实现侦查效益最大化。     

主动应对律师法的修改对刑事侦查工作造成的新挑战

《律师法》的修改对侦查机关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也形成挑战。公安刑事侦查机关要进一步增强证据意识，切实强化诉讼意识，进一步提高刑事侦查的科技含量，减少对口供的依赖。     

故意伤害轻伤的经济分析--以对佛山市司法实践的调查分析为视角

轻伤案件因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多发性而必然耗费大量的司法资源。我国现行法律所规定的轻伤案件的处理模式不利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确立轻伤害案件的自诉制度、刑事和解制度和社区矫正制度既符合刑事谦抑性原则,又避免了诉讼迟延,有利于及时对被告人实施教育改造,以较好地恢复被加害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且体现了刑事法律关系中的人文关怀。     

论我国侦查权的性质

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的诉讼权能。如何认识侦查权的性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有着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长期以来,关于侦查权的性质一直就有行政权说和司法权说之争。事实上,侦查权的性质应是行政权,但现代侦查权又具有一定的司法化倾向。     

浅论律师在刑事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 ,而我国在此方面没有相关立法规定 ,实践中律师和侦查机关常因此发生冲突。建议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通过立法形式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 ,但同时应在法律中对调查取证权规定相应的保障措施和必要限制。     

日本犯罪侦查制度发展的三种形态

古代日本经过大化改新,学习唐朝政制,成为中华法系的一个分支,其犯罪侦查制度可称为"唐化形态".近代受西方法律文化冲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纳入大陆法系,建立了以检察官为主、司法警察为辅的法、德式犯罪侦查制度,即"西化形态".二战后,在美国法律思想的影响下,日本法律向混合法系发展,逐渐形成颇具日本特色的犯罪侦查制度--"中间形态".三种历史形态更替的特点,对我国犯罪侦查制度改革有所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