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协调两种治理机制，更好的发挥整体社会治理效果，是建立科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协调的路径选择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都是在我国总体政治框架下运行的社会治理机制,两者具有统一的社会目标--社会治理。只是前者对社会的治理是一种有意识的法定行为,而后者是在满足自我需要的基础上,进而推动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如何协调两种治理机制,更好的发挥整体社会治理效果,是建立科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我国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探究

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作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与实践方式，是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当前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还存在参与主体、参与渠道、参与程度等方面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亟需不断完善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包括利益机制、组织机制、决策机制、监督机制和协调机制。     

区域公共危机治理的逻辑基础与机制构建——基于利益衡量的视角

区域性危机频发存在着一种机制上的误区，危机治理理应关注区域中的公共利益、个体利益和区域利益等利益因素。需要对区域公共危机治理领域进行利益层次的分析，以利益衡量方法确定区域公共危机的治理路径，通过构建区域危机治理的社会参与机制、利益平衡机制，发挥各治理主体的动能，形成一种区域性危机合作与协调治理的有效模式。     

合作制组织及其治理功能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人类就进入了后工业化的进程，如果说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社会治理活动赖以展开的基础是官僚制组织的话，那么，人类进入后工业社会之后，将会依赖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去开展社会活动，这种组织应当是合作制组织。合作制组织在结构上是一种网络结构，它的规则体系是为了合作者开展合作而设置的，它的运行机制是一种高于协作机制的真正合作机制。合作制组织是通过信任而实现着对整个组织的整合的，它的社会治理功能表现出服务的特征。     

去“悬浮化”与有效治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与类型学分析

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以及社会自主性的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脱嵌"和基层党建的"悬浮化"问题同时浮现出来,将这两大问题统合起来进行解决,实现基层党建的去"悬浮化"和基层社会治理的再嵌入,成为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逻辑,它涉及多层次的治理网络,多种形式的议事平台以及正式、非正式合作机制的构建等多个维度,这些探索的目的是实现嵌入式引领与有效治理的统一。围绕治理在何种理念上展开、治理依托哪些主体参与、治理需要哪些资源以及治理在何种机制上运行,按照类型学的划分,可以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分为价值引领式治理、平台搭建式治理、资源整合式治理、机制保障式治理等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层次分明、互为补充,共同展现了新时期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整体图景。     

“共生型治理”:城市街区治理体系再造及运作逻辑——以杭州市凯旋街道为例

在中国的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街道"既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也是落实治理之策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发展的新态势下,街区治理存在明显的"效能迟滞"问题,突出表现在治理成本过高和效能偏低两大困境。杭州市凯旋街道紧紧抓住"人"和"机制"两大关键要素,通过培育治理理念、再造治理体系,积极促进政府、社区、社会、企业等力量之间的联动、吸收、互促,逐渐形成融合"共通理念、共识文化、共荣团队、共治机制、共享平台"为一体的"共生型治理"模式。这种重在彰显社会共生思想、营造良善街区生态的地方性创新实践,是对既有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一种超越。     

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加快法治社会建设需要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关键在于增强全社会的法治观念，努力培养全民法治信仰；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以良法促善治；完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形成可持续的社会治理内生机制；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增强法治认同感和公信力；建立社会安全指标体系和考核机制，增强社会安全感。     

和谐社会研究中的几个重大问题——一种政治哲学的分析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有利于最大程度的凝聚改革共识，增强改革动力。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建构的关键，针对当前我国社会利益关系的特点，应该着重加强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补偿机制以及社会流动机制的建设，以不断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政府与社会的两相配合、协同治理。     

“小服务”撬动“大治理”

<正>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指示精神为载体，不断将社会治理引向深入是沈阳市的创举。沈北新区清水台街道在践行“两邻”理念的过程中，注重发挥志愿服务的作用，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之路。党建引领，完善机制以基层党建工作凝聚志愿者队伍，是清水台街道社会治理的显著特点之一。     

论城市群治理体系现代化——基于我国三大城市群的比较

城市群发展提出了城市群治理议题。从我国三大城市群发展来看,由府际协作、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参与构成的城市群治理机制促进了城市群发展,但缺乏现代化治理体系使城市群发展面临着治理资源短缺、流程不畅、结构失衡等导致的治理效能低下困局。实现城市群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推进城市群治理创新的必然要求。要夯实城市群府际协作机制,激发城市群治理中市场和社会的活力,实现府际协作、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参与的联动治理。     

合法性与联动性: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嵌入——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推动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结构,是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治理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合法性机制从不同维度建构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现实逻辑。从健全正式制度的均衡治理,推进规制性要素的强制性形塑;从实现策略性的专业化治理,推进规范性要素的适应性形塑;从强化共同理念的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内生性形塑。社会组织“嵌入式”发展是阶段路径,“融入式”发展是升级路径,推动制度要素和技术治理联动优化,形成更加成熟健全的组织自主性生长机制。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基层智慧治理的逻辑与进路——以苏州市G区“住枫桥”App为例

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是基层治理创新的重点场域,其治理成效事关民生福祉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行动者网络理论看,基层智慧治理遵循问题呈现、网络组建、利益赋予、多元互动的行动逻辑,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但同时,也存在权力与责任不匹配导致的权宜性治理、治理一体化与个体差异化张力导致的居民参与不足、技术应用数字鸿沟导致的老年群体被边缘化和技术平台公益性与运营部门营利性之间的冲突等治理限度。因此,要从深化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需求识别的精准度、提升行动者的技术应用能力等方面进行优化。     

“一张一弛之谓道”:复杂局面中的国家治理节奏

对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来讲,掌握国家治理中的节奏感都是十分重要的。现代国家都处在复杂局面之中,张弛有度的国家治理节奏,全面、深刻地影响国家前途与命运。在把握社会总体周期的基础上,处在复杂局面中的国家,应当因应于社会总体态势,或强化政策力度,提高政策张力,推进国家发展;或弱化政策进取,俾使社会休养生息,保障国家生机。如果在社会需要国家强化政策力度时反应迟缓,在社会需要国家弱化政策刚性时霸王硬上弓,那么,就会导致国家治理的张弛失度,让国家治理节奏紊乱,催生国家风险与危机。这让国家治理无法保持一种适应社会周期的力度变化:要么以过度的政策强度而摧毁国家治理的正常运转机制,要么以不及的政策而跟不上社会变化的速率导致国家权力瘫痪。对中国而言,这点尤为紧要。     

国家治理效能:基于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

国家治理效能是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势、基本倾向及其理论特质,表明意识形态不仅可以构成一个分析框架,而且对国家治理效能的影响不容低估。意识形态与国家治理效能的互动过程遵循现代政治的运行机理,二者既相互促进、彼此协同,又呈现出特定张力甚至是激烈冲突。其实践逻辑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内在于国家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必要工具、基本场域和精神旗帜,国家治理是执政党指导思想变革的内在依据。其理论逻辑集中概括为,本体论层面的结构关联、认识论层面的功能耦合、方法论层面的路径互成及价值论层面的目标共生。新时代意识形态视角下的国家治理效能提升,需要在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中谋求新突破。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中的信任机制:类型、特征与再生产

社区信任是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存在着行政信任和人格信任两种截然不同的信任机制。行政信任是指对社区行政组织的认同,行政主导、行政在场和行政加冕程序强化了行政信任的生产与再生产,使行政信任具有了可迁延性。人格信任是指对社会组织这一外来治理结构的总体性疏离和对其中个体行动者的特殊化信任,具体化信任、功利性信任和总体不信任是人格信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格信任具有不可逆性。超越对社会组织的人格信任需要从建立总体性关联、把社会组织推到前台、提升服务自主性与专业性、加强制度宣传与公民教育等四个方面着手。唯有如此,才能走出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悖论"困局,真正发挥社区信任的治理功能。     

双向汲取:社区社会组织的行动路径分析

社会组织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聚焦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外部制度环境制约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运行机制。运用"制度环境-行动策略-行动目标-行动任务"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剖析复杂制度环境下社会组织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多元化行动路径。S市G组织的个案研究表明,G组织通过"双向汲取"的行动策略能够实现社会组织行政性目标与社会性目标的双重目标达成。由于G组织接受任务的不同行动目标来源以及不同任务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差异,使得G组织"双向汲取"行动策略呈现出复杂制度结构约束下的多元化行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