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责任的制度困境分析

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必须为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和结果承担广泛的责任.然而,由于公共行政本身的性质和特征也导致难以为其确立恰如其分的责任.各种形式的行政责任制度在建构起责任的同时,也面临着了广泛的制度困境,并导致了各种类型的责任难题.本文主要从政治性、公共性、有限性和规则至上性四个方面归纳出行政责任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并尝试建构一个理论分析的视域和框架.     

行政责任的伦理分析

行政责任在伦理意义上是指行政主体应当履行的由伦理法典确定的责任以及基于自由意志而承担的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实质上是行政主体作为人民公仆应履行的角色规约责任,并具有习惯道德法的意义;行政责任作为道德责任,它是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消极责任与积极责任、他律责任与自律责任的统一。     

行政责任的制度困境分析

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必须为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和结果承担广泛的责任.然而,由于公共行政本身的性质和特征也导致难以为其确立恰如其分的责任.各种形式的行政责任制度在建构起责任的同时,也面临着广泛的制度困境,并导致了各种类型的责任难题.     

行政责任机制的价值承载与基本意蕴

行政法治是法治政府特有的权力运行机制,它由多种相互关联的机制构成,行政责任机制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行政责任机制不仅承载着控制政府权力的功能价值,而且还承载着保障民主政治的功能价值。从广义上分析,行政责任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诸多方面的因素和关系。在不同的国家,责任机制的具体构成和表现形态也存在一定的差别。就一般意义而言,行政法治的责任机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从一般意义上分析,行政责任机制至少应当包括(1)"有权必有责"的权责关联机制;(2)"用权受监督"的权力监督机制;(3)"违法受追究"的责任实现机制;(4)"侵权须赔偿"的法律救济机制。     

论行政责任与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责任作为行政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与行政自由裁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关于行政责任的来源,学术界形成了官僚制责任观、形式的—合法的责任观、公共利益责任观等不同的观点。这些不同的责任观表明了行政责任来源的复杂性、多样性,但都忽视或否认了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责任,尤其是行政伦理责任的重要来源与前提,而行政伦理责任又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根本机制。     

长沙首推行政问责制:政策文本解读及其分析

针对我国行政责任制度不完备,普遍存在重权力轻责任的弊端,特别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的行政权力实际上处于无责任、无风险运行的状态,长沙市人民政府率先出台、实施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突出了行政管理中行政权力与行政责任一致的原则,是政府实现其行政责任的一种自律或自我控制,其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官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也将着力强化"无功便是过"的新为官之道。实施行政问责制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必将大大拉近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大大提升政府形象,加快推进高效政府、诚信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     

基于“差序格局”的行政责任困境探讨

"差序格局"是对中国社会关系的一种描述,包括横向的亲疏差等和纵向的等级序列两个维度。这种格局,在行政中容易造成行政人员的自私性与行政责任公共性冲突、等级序列下淡漠的行政责任意识、行政责任界限模糊等问题,进而给行政责任的履行带来困境。要突破"差序格局"带来的行政责任困境,在行政道德上,要以行政人员的官德消解行政自私性;在行政制度设计上,融入人性的内核;在行政文化上,借助"差序格局"的推浪形式,优化公共行政环境。     

我国行政责任制度的完善与行政道德建设

行政责任是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取向之一,建立一个负责任的行政主体体系,是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共识。而加强行政道德建设,则是提高我国行政人员整体责任的治本之策。     

试论行政责任冲突的解决途径

从行政政治责任、行政法律责任以及行政道义责任这三个层面出发，分析探讨行政责任的基本内涵，并通过对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责任冲突的剖析，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行政责任的实现是困难的，应全面考虑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种途径，以增进公共组织中的负责任行为。     

现代性叙事下的行政责任伦理阐释

现代性作为西方公共行政的宏大叙事背景,与行政责任伦理的诞生有着直接关联。以工具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框定了公共行政思维与实践走向,使其走上技术化、工具化、非人格化的道路。在此背景下,一种强调价值性、主体性与责任性的行政责任伦理被提出。行政责任伦理是行政主体即各级行政组织与行政人员对社会公共需求的积极回应以及对自身行为后果的伦理担当,它具有个体与公共、自律与他律、实然与应然相统一的特质。从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应对的视角来看,行政责任伦理理性回应了行政的现代性危机,充分彰显了行政的价值理性和有力地改变了行政与道德无涉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