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文化中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超越与融合——基于公共行政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视角

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是现代性在公共行政领域内的产物,工具理性行政文化是西方公共行政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它表现为公共行政的科学化、专业化、效率化以及公共行政体系的科层化、行政原理的普适化、公共行政研究的实证化。虽然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给公共行政带来了一定发展,但是工具理性行政文化的过度张扬掩盖了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光辉,在社会环境的日益变化不定以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后现代性进入历史舞台,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中国,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呼吁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主题,价值理性行政文化具有积极的功能,呼唤价值理性行政文化的回归具有重大的意义。     

危机即新纪元:基于本体论反思的公共行政理论重构

从公共行政学的知识本体特点及其危机切入,可以对学科本体论在中国的所指与所不能指进行深入分析,并由此论证中国场景对公共行政理论重构的影响。政府作为公共行政学不断变化的最大公约数,在对象上框定了公共行政研究的变与不变;而在千变万化的议题之中,"公共特质"成为公共行政议题的重要锚定点,也即一旦所研究议题与公共特质无关,则其必然也不再是公共行政学议题。公共行政理论的重构本质上是政府理论的重构(重建场景、理性和秩序),重构的关键是公共行政学如何更好地回应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此而言,危机即为新纪元。     

分离状态下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之整合

公共行政过程中对"行政"权力的过于强调和对"公共"属性的无情漠视致使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长期处于分离状态,公共行政天然地涵摄了其内在伦理属性--公共件,因此,对分离状态下的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进行整合有其必然的价值内蕴,公共行政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则是公共行政与公共伦理进行整合的应然双向路径.     

公共行政的伦理冲突场景与消解途径

中西方公共管理人性假设尽管殊异,却遭遇并非宿命却又难以避免、普遍而又典型的公共行政伦理冲突场景:角色冲突、权力冲突、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以及法理与情理之间的冲突。置身于我国情民意环境下的行政伦理冲突,可以在正义和民主原则框架内,通过构建行政责任模式和推进行政伦理制度化来实现消解。     

公共利益：现代行政强制的逻辑起点——以责任行政的伦理精神为视域

责任政府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是责任行政模式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必须回应和满足社会和民众的要求,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与"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价值追求与新公共行政所主张的社会公平理念相契合。而现代行政强制作为责任制政府的制度和机制安排之一,在实施过程中所表现的伦理缺失显然与责任行政追求公平正义、回应和满足公众利益诉求的这种"应然性"相背离。因此,现代行政强制,要从伦理的维度出发,站在公共利益的基点上,真正合乎维护社会正义的正当目的,回应和满足民众利益,重塑政府行政的伦理精神,以实现现代责任制政府的精神底蕴和价值追求。     

从宪政维度审视新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流失

新公共管理采取了一些旨在增强政府回应性、责任性的改革措施;然而,从公共行政合法性的宪政维度来看,该理论推行的诸多行政改革理念在事实上对政府的"公共性"形成了挑战,造成了公共行政民主价值观的流失.如"政府掌舵"论弱化了公共部门的回应性与代表性;"顾客导向"理念促使政府逃避相关责任;公共利益"废止论"将公民的公共利益降格为副产品:企业家精神鼓励行政人员制造风险和规避责任;政府职能市场化容易导致行政责任的流失.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行政伦理危机与控制

在我国政府尚不具备公共管理的公共价值理性的前提下，运用公共服务市场化这一治理工具容易引发行政伦理危机，如责任危机、信用危机、效率危机和公平危机等。而近期改进管理方法技术、中期完善社会治理结构、长期建构法治治理文化是防范和控制这些行政伦理危机、实现公共利益的现实路径。     

试析行政责任冲突的伦理决策

随着现代社会多元化进程的加快,公共行政人员面临的行政责任冲突变得更加多而复杂,但大多数冲突的解决却只停留在一般决策层面上而未进行深入的伦理决策分析,从而大大影响了行政责任的履行和公共行政组织的有效运作。运用库珀的伦理决策模式来分析典型的行政责任冲突,目的在于培养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正义感,以及保持做出负责任行政行为的意识。     

公共行政发展轨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选择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交替成为关注的焦点。以效率主义为核心的工具理性，在行政学建立之初就被确定为行政业务追求的主要价值。新公共行政剖析到效率主义的弊端，呼唤价值理性的回归，主张行政学应更多的关注公平、公正、民主等价值。以市场化和工商管理手段为主要特征的新公共管理似乎又回到了“效率中心主义”。如何找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在公共行政发展中的平衡点，规范行政学科学地发展，给我们提出了现实的问题。     

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我国公共行政改革取向与方法的行政哲学维度

从行政哲学维度来看,价值与技术的分离奠定了行政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亦成为当下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陷于困境的根源。我国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分割导致的困境集中反映在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调整公共权力边界与运行方式;培育公民社会自治能力;重建公共行政伦理,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与技术的辩证统一,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必由之路。     

公共能量场隐喻与后现代公共行政范式——福克斯、米勒后现代公共行政述评

建立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泰勒管理主义和韦伯科层制基础上的传统公共行政自降生以来相继受到了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挑战,但与这些理论不同的是后现代公共行政从批判现代性入手,从本质上颠覆传统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效率主义、独白式话语垄断范式,试图构建一个没有价值预设和判断标准的公共能量场,从而实现传统公共行政向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范式变迁。     

公共行政的价值选择与观念转型——和谐社会视野中的阐释

和谐社会构建背景下公共行政价值选择的实质是行政功能的重新选择与定位。行政系统应注重发挥其矛盾协调功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功能、社会公平维护功能等。公共行政价值选择的目标是实现和谐行政。实现公共行政价值,行政主体应积极推进行政观念的转型,由事后处理型行政观转变为事前预防型行政观、由非伦理型行政观转变为伦理型行政观、由非协调型行政观转变为协调型行政观。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精神建设

公共危机突发事件对公共行政管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公共危机的管理需要政府行政精神的支撑，因为行政精神是公共行政管理的灵魂和核心。要塑造有强大支撑力的行政精神又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作为我国社会价值体系中的核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其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以及强大的整合力和引领力，决定着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精神的价值目标。     

公共行政价值的批判性反思——基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

公共行政价值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信仰和依托,是公共行政的灵魂与基石。在西方现代性的语境下,公共行政价值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新公共行政时期、新公共管理时期三大阶段的变迁。在主导和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在困境。回顾公共行政价值的历史变迁,并将公共行政价值置于现代性的语境下进行反思,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演变规律,推动新时期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建构。     

美国高级公务员制度的技术性回应研究

1978年的公务员改革在美国公共人事行政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借鉴了新公共管理的某些实践,创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功绩制的高级公务员制度.美国高级公务员制度在提升技术性回应方面的主要实践是引入私营部门的管理方法和经验,具体在于:引入市场化竞争机制,强化激励机制,赋予各联邦机构一定的管理弹性和自主权.技术回应模式赋予了政府很强的公共行政能力,使高级公务员的行政控制技巧得到提升,但它也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缺陷:管理主义的泛化和对技术性回应的过分强调将损害政府的行政能力.救治的思路在于:要注重高级公务员的政治性回应,强调高级公务员对民选官员的责任和回应性;要大力提倡行政伦理和道德;寻找公共行政中最具根本性的人文精神的支撑.     

试论行政责任冲突的解决途径

从行政政治责任、行政法律责任以及行政道义责任这三个层面出发，分析探讨行政责任的基本内涵，并通过对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存在的责任冲突的剖析，指出在现实生活中行政责任的实现是困难的，应全面考虑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种途径，以增进公共组织中的负责任行为。     

全球化时代公共行政伦理面临的挑战

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环境变迁给行政伦理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矛盾与问题,全球化日益迅速的价值整合和后现代思维对公共行政伦理价值标准、行政主体伦理意识带来了冲击,此外全球化的鲜明特征如技术信息化,全球化功利价值的广泛渗透都在无形中改变或者影响着公共行政伦理的价值取向、原有秩序等诸多层面。     

我国行政伦理建设的价值探析--以新公共服务的价值理论为视角

伦理的基本功能是通过个人的良心、社会舆论和政治信念进行道德判断和评价,实现对各种利益的调整,而个人良心、社会舆论和政治理念的背后则是价值理念,因此行政伦理的建设必须首先明确其价值取向,而后寻求行政伦理规范体系的构建.公共行政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其研究范式经历了从老公共行政,到新公共管理,再到新公共服务的转换,转换不只是涉及一些新管理方法的实施,而是含有一套新的价值观.本文拟从行政伦理的基本结构层面出发,在新公共服务的价值体系下探析我国行政伦理的建设.     

透明政府构建:后现代会话理论的视野

后现代主义的会话理论与现代透明政府的构建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逻辑性。在会话理论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公共行政理论对透明政府构建中公民的平等意识、参与奉献精神以及公共利益、公共精神等价值诉求的回应。会话理论有助于建立透明政府的对话与协商机制,有助于建立基层行政人员与公民的合作参与机制,有助于培育透明行政中的公共行政精神。     

反思视域下的政治与行政:行政学的元命题

中国行政学在表面繁荣下存在着身份危机,本土化不足是其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加强行政学的本土化有利于中国行政学获得其学科尊严,更好地发挥其实践指导作用。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非常重要的命题,可从功能和价值取向两个维度进行审读。行政学的发展,大致历经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直接或隐含的逻辑起点均是从功能或价值取向的角度对政治与行政认可或重新认定,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的元命题。对行政学元命题的本土化便显得特别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性吸收和本土化改造实现对这对元命题的超越,从而有助于缓解直至最终摆脱中国行政学的身份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