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汤止沸:韩国现代化中的早期反腐败--韩国现代化进程中反腐败问题研究之一

现代化过程为腐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大量机会.韩国现代化的过程既伴随着腐败的不断滋生,也伴随着持续不断地反腐败.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反腐败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本文的研究范围是其中的第一阶段,即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反腐败特点可概括为"扬汤止沸".政府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辅之强有力的反腐败惩罚措施,遏制住了腐败的泛滥,使现代化得以持续推进.     

健全反腐败制度不能养成“路径依赖症”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打出一系列反腐败"组合拳",反腐败力度前所未有,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有些人却脱离实际、回避问题,只从理论上强调制度反腐,认为查案只是治标,不能治本,更预防不了腐败;只有制定制度、健全制度才是反腐败的根本。其实这种观点是一种片面的反腐败的制度"路径依赖症"。实际上,反腐败必须以零容忍态度,从大案要案入手,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同时也要健全法制,将法治贯穿于反腐败的始终。     

反腐败要减少存量、遏制增量、控制变量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减少存量,遏制增量,同时需要关注和重视尤其是控制影响反腐败的变量。一、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查处了一大批腐败分子,抓了大"老虎",拍了小"苍蝇"。面上的腐败问题     

"灰色收入"与腐败以及反腐败的对策研究

"灰色收入"是腐败的一个重要的滋生地。少数政府官员利用特权大肆攫取"灰色收入",是导致腐败蔓延的一个直接原因。必须从现存的政治及经济制度的缺陷上来分析和认识腐败本质。腐败的物质基础是政府对社会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垄断。当前腐败现象难以遏制的现实基础是不对称的反腐败的收益和成本。建议精简政府机构,公开办事程序;削减公共权力,减少"灰色收入";完善法制建设,加大查处惩罚力度,推进反腐败的斗争。     

反腐败对腐败存量和增量的影响及其启示

在十八大以来铁腕反腐的大形势下,腐败存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减少,但总量依然很大;腐败增量得到了有效遏制,但并未杜绝,而是变得更为隐蔽。公共权力的不受监督、腐败动机的根深蒂固、腐败机会的大量存在等因素是腐败存量和增量短时期内难以彻底消除的原因所在。腐败存量与增量的消长变化对反腐败斗争的启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治理腐败必须标本兼治;反腐败的前景是光明的,必须坚定信心、永远在路上;廉政建设是整个公共管理的根本保障,必须充分发挥其作用。     

中国反腐败战略新动向

更加关注人权、反腐政策法制化、预防腐败与推进改革相结合:既打“老虎”又打“苍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中国反腐败斗争在过去一年取得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目前正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中央纪委有关人士最近在接受《瞭 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将这些新动向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在打击腐败分子的过程中更加关注人权;推进反腐败政策的法制化;预防腐败与推进改革相结合;在打击高官腐败的同时,高度关注基层腐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反腐败斗争。     

特定非金融领域反腐败洗钱的现状与对策

腐败洗钱分为放置、离析、合并三阶段,并且已经呈现出从金融领域渗透至非金融领域的趋势。非金融领域的洗钱行为愈发隐蔽、复杂和专业化。赌场、房地产企业、高价值物品交易商、律师、会计师等利用其自身优势和专业知识为腐败洗钱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防止特定非金融领域的腐败洗钱,要将特定的非金融机构纳入反腐败洗钱的义务主体,规定反腐败洗钱义务的内容,建立反洗钱激励和补偿机制并制定相应的惩戒措施,以遏制腐败进一步蔓延。     

科学地认识目前的反腐败形势

对我国的腐败状况和反腐工作取得的成就,应根据国际国内多项指标做出客观评价,既不能自我陶醉,也不能悲观失望,把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高发多发势头视为遥遥无期的目标.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已取得阶段性胜利,但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任务,决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松懈斗志.     

董必武的反腐败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董必武同志在长期领导中共财经和政法工作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反腐败思想:必须注意加强财经干部队伍的组织、思想和作风建设;共产党不能变成"商业党",不能"与民争利";腐败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监督;惩治腐败离不开法律,也需要"依法办事"。董必武同志的反腐败思想,对我们当代的反腐败斗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价值。     

中国反腐败机制问题研究

中国反腐败工作必须从机制问题入手,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反腐难点。本文以中国现阶段腐败现状为切入点,对中国现有反腐败措施进行述评的同时,着重研究了中国反腐败的三大机制问题——即建立健全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和不能腐的预防机制,根据中国腐败与反腐措施的现状,我们得出反腐工作刻不容缓以及建立健全系统化的反腐败机制是中国反腐败必由之路的结论。本文首次创新性地解读了不敢腐、不易腐、不能腐的概念并以此为出发点深入讨论了三大机制的内涵和制度措施,这将为中国彻底遏制腐败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建设领域贪污腐败犯罪防治机制研究

建设领域的贪污腐败现象特别突出,有经济、机制和思想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存在惩治贪污腐败不力的现状,应当通过完善我国相关立法、改革有关制度、加强监督预防、强化违法惩治等手段,健全我国建设领域的贪污腐败防治机制。     

农村财务管理中的腐败现状及其惩防模式构建

近年来,农村财务腐败问题从反腐败“盲区”变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违纪违法案件也呈现出数量由少到多、案值由小到大的发展态势,成为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前农村财务腐败的行为表征体现为：违规操作,牟取私利;巧立名目,虚假冒领;肆意隐瞒集体资产与收入;票据使用不规范,收支管理混乱;现金管理不合理,白条列支严重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是主体自律与他律意识呈现“双弱”态势,村级财务管理体制不规范,监控体系不完善,对现有的农村财务腐败案件的惩处力度也不够严厉。因此,要构建以教育反腐为基础、群众反腐和社会反腐为保障,技术反腐、体改反腐、司法反腐为手段的农村财务腐败惩防体系,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削弱高校反腐倡廉制度绩效的因素及对策

在制度反腐的时代背景下,高校反腐倡廉建设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存在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偏低的情况,直接体现为高校腐败形势的严峻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提高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制度绩效的视角来看,反腐倡廉制度绩效偏低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反腐倡廉制度对高校权力制约的不足与外部环境的不良诱惑共同作用降低了制度执行力,进而导致制度功能丧失或低效。因此,要提升反腐倡廉制度绩效需要以体系建设为重点建立健全反腐倡廉的各项制度,以权力制约为核心增强反腐倡廉制度的执行力,以廉洁文化为主题营造反腐倡廉制度运行的良好环境。     

塑造清正廉洁的政党形象——以严肃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案为例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特别是对刘青山、张子善一案的严肃处理是中国共产党塑造自身政党形象的一个重要举措。刘张案暴露了“机关生产”的普遍性和它存在的腐蚀性，中国共产党开始采取措施切断权力和财富的直接联系。以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展“三反”斗争是当时党内纯洁力量的共识，人民群众被动员到新的政治实践中来，体现了让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意义。严肃处理刘张案，中国共产党展示了这样一种政治姿态，即坚决地和国民党作风划清界限，自觉地接受人民的监督。     

我国农村腐败问题的成因及反腐败机制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腐败问题比较突出,已成为影响和破坏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彻底根除农村腐败问题,在加强教育、培育良好社会风气的同时,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建立健全完善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严密而富有逻辑的反腐机制必须在深刻分析产生腐败原因的基础上,从道德、立法、财务管理、考核、监督、惩处机制等方面深入推进。     

列宁关于加重对党员判罪的思想及启示

为加强执政党纯洁性,列宁结合苏俄政治建设实际提出了"加重对党员判罪"思想并贯彻在司法实践中。列宁思想的实质就是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过程中,反对执政党成员特权,反对腐败,加强纯洁性,从严治党。这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局部执政时期所继承,在全面执政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践中得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加重对党员判罪思想对党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反对特权,重申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政治准则;明确责任,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的法律意识;严明纪律,加大对违法党员干部的惩处力度。     

韩非子廉政思想及其启示

从西周时期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立法思想,到孔儒学派提出的＂德主刑辅＂的法制建设理念,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将道德作为主要的规范手段和标准,弱化了法律的作用。韩非子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始终推崇以法治国,从本＂法＂兴廉、以＂术＂促廉、因＂势＂倡廉三个角度构建了自己的廉政思想。韩非子主张法治,强调以法治贪;主张用贤,强调吏治监控;主张严刑,强调信赏必罚。其提倡的严刑罚、重权势、因人情等理念,对当代社会的廉政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腐败”的政治哲学分析与廉洁政治的路径探索

腐败的发生需要具备主观条件、客观条件和腐败机会三个要素:主观条件在于人性的不完美,客观条件在于(民众)权利向(国家)权力让渡的必要性,腐败机会使腐败由潜在可能变为现实。对于腐败的防治也需从这三个方面着手:主观因素上,构建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个人伦理,并通过"职业责任伦理"将对自我与他者两种责任伦理连接起来;客观因素上,从权力伦理与权力结构两方面对公权力进行规制,通过"权力为权利服务"理念表明权力的工具性地位;机会因素上,杜绝权力介入利益关系的机会,通过"零容忍"和"严惩处"加大腐败成本,设计具有追溯机制和预防机制的良性制度,创造廉洁的社会氛围。     

明朝初期“重典治吏”思想的意义及启示

“重典治吏”思想在朱明王朝立国执政的纲要中占据指导性位置,其“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核心理念贯穿于整个明初社会的恢复和发展阶段,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符合广大民众肃腐惩贪的愿望。反思当下依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明初的“重典治吏”思想有助于我们从思想根源上摆脱特权思想的牵制与羁绊,进一步提高反腐制度的执行力,在强化惩处的同时兼施奖励,做到德治与法治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