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统一监管模式选择

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过度投机交易所引发的一系列金融危机,使人们充分认识到加强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重要性。虽然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尚处在发展初期,但市场监管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本文通过对实行统一监管模式的必要性以及结构和体系的分析,着重论述了该种监管模式的比较优势,并就构建和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律制度提出了具体建议。     

对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风险防控法律制度的思考

金融衍生品在我国发展较晚,相关立法和基础研究都比较薄弱。本文主要针对金融衍生品风险防控法律制度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具体的建议,即：完善金融衍生品市场准入、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危机救助和跨国监管等制度。     

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理念

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行之有效的市场监管理念。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监管,要明确既要抑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消极影响,又要充分发挥其积极功能的监管目标;要构筑既注重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又能充分发挥市场化发展机制的监管体制;要完善充分借鉴ISDA规则的监管内容。     

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浅议

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场外金融衍生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场外金融衍生品由于其具有套期保值、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转移等功能,受到金融、大型企业等机构的广泛欢迎,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目前各国针对场外衍生品的监管少之又少,同时由于其具有高风险性,所以对于其加强监管的要求迫在眉睫。本文在对场外衍生品进行介绍的基础上,探讨了对其应否监管等问题,并就如何监管提出了一些建议。     

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反思

美国金融监管体系一向具有"危机指向"的历史特征,同样地,在金融危机仍未结束之时,美国已经开始酝酿包含金融衍生品市场法律制度在内的变革.这些变革立足于金融衍生品的扩张与监管不足对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主张标准化的场外衍生品进入交易所交易或通过集中的交易对手进行清算,设立统一的监管体系规制具有类似经济性质的金融衍生品和证券.同时,对于对冲基金等市场参与者,也提出增强约束的建议.     

我国金融衍生品发展的法律困境解析

金融衍生品迅速发展的今天,立法却明显滞后,这将增加金融衍生品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且必然会引致诸多的法律问题。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模糊了物权与债权的界限,金融衍生交易合同与传统的合同法理论相违背,净额结算制度与抵消制度无法融合,信用支持安排与担保制度相差甚远,需要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应尽快制定我国金融衍生交易法,并修订相关法律以适应其发展。     

试论金融衍生市场中的投资者教育

投资者是金融市场乃至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基础.因此,应重视保护投资者利益.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决定了加大投资者教育力度的必要性.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一个风险转移市场同时也会带来不同于传统金融风险的新风险,投资者教育的核心是客观揭示风险.而该职责应由政府监管机构和自律组织担任.     

如何防范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巨大风险——从税法角度思考

金融衍生品无疑是实现利润最快的少数投资工具之一。在赚取快速高额利润的同时，金融衍生品也是亏损最快以及最巨大的投资工具之一。而且，更加可怕的是，由于许多金融衍生品是具有合同性质的，所以投资者明知亏本，但还是要继续履行合同，除非缴纳高昂的违约金停止合同的继续施行，期货合同（forward contract）就是典型代表。     

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研究——以“海升—大摩案”为分析蓝本

场外衍生品交易的特殊风险是来自对方违约的信用风险。由此而建立的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不仅成为市场惯例,也符合当下各国金融改革立法的要求。场外衍生品交易担保之信用支持制度与传统债之担保制度存在显著差异,实质是提前兑现衍生品合同下的全部收益并以保证金方式缴付。但是,海升—大摩案表明,这套新型金融担保机制对于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企业用户而言可能代价过高。只有在追求信用支持制度适用之普适性的同时合理兼顾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才能保障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情势变更原则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基础的冲击——以韩国法院对KIKO合约纠纷案的裁决为例

KIKO合约是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领域最流行的外汇期权合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韩元贬值导致参与KIKO合约交易的韩国企业遭受重大经济损失,韩国法院适用情势变更原则解除了KIKO合约,这引发了广泛争议。情势变更原则与以风险为交易标的的金融衍生品交易之间存在本质冲突,基于情势变更而否定衍生品合同的效力是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最核心的价值和法律基础的极大冲击。面对金融危机,法律的公平性救济应当区分特定市场、特定交易、特定合约而审慎进行。     

金融衍生品法律监管探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金融衍生品迅速发展.但是金融衍生品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为我国所必需,又会带来巨大的风险,需要加以监管.在分析英美国家监管模式的基础上,提出我国监管模式的选择和相应监管制度的完善.     

破产程序中金融衍生品交易结算问题的解决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安全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为防止一方破产使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风险和损失扩散到交易对手,甚至使整个金融市场发生系统性风险,国际互换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制定了ISDA主协议,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也发布     

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规则演变及监管改革

美国场外金融衍生品规则经历了从普通法规则到成文法规 范,从分散到集中立法,从监管竞争到合作的演变。美国以证券和商品划分的传 统监管导致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面临法律的不确定,监管权异化为豁免权。监 管改革虽没有触及多头监管的基本模式,但交叉机制的引入以及协调合作的强 制性制度安排有效地防止了监管权冲突,顺应了场外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发展及 其与证券界限日趋模糊的现实需求。     

情势变更原则抑或其它——再论“韩国KIKO外汇期权交易合约案”的法律适用

不论是套期保值还是投机套利,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对象本质上就是市场上的风险,而这种作为交易对象的市场风险就是当事人赖以订约的“情势”。金融衍生品交易之所以具有射幸性,就是因为这种风险或者“情势”导致交易合同法律效果的不确定,因此,金融衍生品合约的射幸性与“情势变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既然法律肯定了其射幸性,也就等于认可了交易中的“情势变更”,因此,在金融衍生品交易案件中,应该严格限制情势变更原则的适用。“韩国KIKO外汇期权交易合约案”应在公平、诚信等宏观原则的指导下,多从交易商的适当性义务、信义义务以及注意义务等法律原理入手寻找解决该类案件的法律依据。     

金融衍生市场:危险的双刃剑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首要功能是规避风险,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它却很可能成为最大的风险之源给我一个杠杆和一个合适的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阿基米德的话正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变成现实。90年代以来,全球几乎每一场金融风暴都与金融衍生工具有关。在巴林银行风波前后,国际上曾发生过多起因金融衍生工具交易造成巨额损失的事件。     

我国金融衍生品税制之构建

我国现行税制滞后于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需求。针对金融衍生品交易双方,构建以金融交易税和所得税为主要内容,以风险调控为政策导向的统一税收制度,既是完善我国税收体系的需要,也是市场风险控制的要求。我国金融交易税的运用应区别套期保值与投机交易,区分交易商与终端用户,以抑制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所得税的完善则需要统一税目,并逐步引入市值计价法,以平抑市场的整体风险。     

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下的场外能源衍生品监管改革

2010年7月，美国颁布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简称《Dodd-Frank法案》），废除了《商品交易法》对场外能源衍生品的监管豁免，为包括能源衍生品在内的场外衍生品交易确立了一个新的监管框架。《Dodd—Frank法案》是美国政府和参、众两院对石油和金融双重危机反思的成果。主要目的在于，防范系统风险，保护金融消费者并结束华尔街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现状。其核心目的是保护美国的金融安全，恢复美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信心。《Dodd—Frank法案》虽然在各方利益博弈中得以出台，但因其概念界定不清、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实施效果和未来走向仍有待观察。     

金融衍生品交易风险控制中的制度与法律——一个法经济学分析范式

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具有的迂回性特点.决定了该种交易面对高额的迂回链条断裂成本、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有效控制前述两种成本的制度手段.包括法律规则、行业自律规则和企业内部操作规则,这三种规则在普适性与针对性、稳定性与可变性问题上表现出各不相同的特点,不可混为一谈.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宏观风险的主要法律手段是明确交易主体资格和各行业协会自律监管组织的法律地位,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微观风险的主要法律手段是解决法律制度发展的相对滞后性问题、法律适用的不可预测性与差异性问题、各国法律适用冲突问题.     

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性质分析

明确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性质,对金融衍生品立法非常重要,本文主要从金融衍生交易是契约性与非契约性的统一、射幸性与确定性的统一以及具有信用性三个方面全面分析金融衍生交易的法律性质。     

KODA:内地富豪的超级财富杀手

2009年6月,中国内地一名投资者赖建平向媒体披露,香港荷兰银行诱导他购买高风险金融衍生品KODA,致使他从2007年7月到2008年10月,先后投入的2100万港元化为乌有. 而赖建平并非唯一受害者,去年以来,部分内地富豪被香港外资银行利用金融衍生品KODA大肆"血洗",蒙受巨额财富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