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管理工作的成绩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加入WTO后,必须加强科技成果管理和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管理,探讨我国科技成果管理的现状和问题,有利于改善管理,研究对策,协调地发展科技成果管理和知识产权管理。     

论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自律组织之关系

我国的律师监管体制经历了从单一司法行政管理阶段到行政管理和行业管理相结合的阶段.在不断加强和规范律师协会的行业自律管理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的不足.为了克服律师协会自律管理的不足和缺陷,司法行政机关应该把管理重点从直接管理律师转变到管理律师自律组织上来,这样才能够形成行政管理和自治管理良性互动的律师管理模式.     

社会管理创新之法治追求

传统上,社会管理是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政治管理职能、文化管理职能并列的一种行政职能。在当代,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已增进了对于社会管理的认知,逐渐接受并践行广义的社会管理概念。社会管理既包括政府的社会管理,也涵盖社会自治体、社会群体、     

论转型时期中、基层法院的管理结构

法院管理,是指根据法院的职能、性质和特点,为了实现审判的公正高效,通过计划、决策、组织、领导、控制与创新等管理职能的行使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法院工作既定目标的活动。从法院管理的对象角度,法院管理可划分为人员机构类管理、审务程序类管理、保障事务类管理,①而从法院管理的结构——功能角度,本文试图将法院管理在理念上借助网络科技的概念分     

律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体系建设

律师行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律所的管理需要完成由粗犷式管理向精细化管理的转变。规范化管理成为律师行业管理活动中普遍追求的目标,而律师业务质量管理无疑是规范化管理最核心的、最基本的内容。目前,在律师行业中,律师业务质量体系建设虽然已作为一个重要管理举措被倡导,但在长久的时期里,律师业务质量的概念并不是律师行业管理思想体系中一个重     

高校图书馆高效能管理浅析

高效能管理理念要求图书馆管理从整体上制定长远的计划保障图书馆有效管理。本文指出图书馆管理不仅仅需要一次或多次的图书馆管理改革,而是应从各个管理环节促进图书馆高效能管理。     

审判管理:从压制型向回应型转变

审判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求得在社会管理视野下的良善的回应型审判管理方法,纾解审判与民意的紧张关系,是当前审判管理改革面临的重要课题。①本文借助于对当下法院审判管理做法的解读,检讨当前法院审判管理做法中显现出来的压制型特征,探索在审判管理中如何回应社会期     

检察机关实行案件管理的现实意义和路径选择

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关于加强案件管理的规定》后,案件管理是各级检察机关突出强调的一项工作。案件管理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个体案件管理,二是总体案件管理。个体案件管理突出案件承办人在个案办理中所起的主动支配作用。总体案件管理则强调对进入检察机关诉讼程序的全部案件进行质量、进度控制,并对管理者作出决策提供依据。①本文将跳出个体案件管理的框架,从检察机关实行总体案件管理的现实意义出发,立足检察机关案件管理的现状,通过借鉴先进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探讨科学的案件管理路径,以期有利于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案件管理机制。     

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运行机制研究

从性质上讲,审判管理分为审判权内部的审判管理和审判权外部的审判管理。前者包括以院长、庭长、审判委员会以及法官为主体的审判管理,后者即审判管理专门机构管理,或称为综合性审判管理。20世纪末以来,综合性审判管理逐渐成为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热议的焦点,但院长、庭长审判管理权模糊化、有限化、边缘化异议显现的同时,相关的专门研究却鲜见报端。     

德国法上的不真正无因管理制度——通过对德国民法第687条的分析

德国民法第687条分两款规定了两种不真正无因管理的类型,即所谓的误信管理和不法管理。虽说同属不真正无因管理,但是误信管理和不法管理在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两者对于真正无因管理的规则的适用也不同,不法管理可以因为本人的主张而适用真正无因管理规则,而误认管理却不能。     

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新视角探求诉讼证明方法

诉讼证明本质上是一种思维活动,诉讼证明的对象可分为两种最基本的形式:法律事实的证明和法律关系之证明,而法律事实的证明又有赖于客观事实的证明和心理事实的证明。证明对象不同,其相应的证明方法也不同。客观事实的证明遵循的是自然科学规律,而心理事实的证明遵循的是思维规律。     

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联合国安理会职权关系论——《罗马规约》的妥协性规定评析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与联合国安理会职权的关系,《罗马规约》作出了妥协性的规定,二者的关系既表现为平等与协作,又反映出相互间的适度制约。这种妥协性的规定反映了国际社会现实,体现了国际刑事法院司法职能与安理会政治职能的相对分离和互动,具有现实合理性。     

论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形势愈发严峻，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极大危害，急需刑法的有效惩治。但由于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存在着一定的缺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效果。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缺陷进行相应的完善，以期增强运用刑法打击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犯罪的威慑力。     

论医疗过失刑事责任成立范围的限定

医疗行为较之于其他业务行为具有更高的风险性。如果让医务人员对所发生的任何损害结果都承担刑事责任的话,必然不利于医疗行为的完成。为此,有必要通过被允许的危险理论和信赖原则对医疗过失刑事责任的成立范围进行限定,减轻医务人员刑事责任过重的负担,这对于患者的利益维护及医学的进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法经济学在立法中的应用审视——主流的经济分析法学之批判

新古典经济学侧重的是私人领域,探究的是既定社会制度下的个体行为,它通过供求关系的分析来剖析现状产生的原因,不但具有强烈的建构性,而且也表现出为现状辩护的特点;相反,法律制度则属于公共领域的课题,它所规定的是人们的应得权利,要体现社会正义和人本关怀,从而本质上应该是演化的和关怀弱者利益的。正因如此,法律制度不应只是体现力量的较量和博弈,对它的分析也不能仅仅用基于供求的收益—成本范式,而是要遵循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路线;特别是,由于我国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依旧很不健全,还不存在私利和公益自然和谐一致的制度基础,因而简单地搬用相对成熟市场下解决私人领域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来探究市场很不完善下的社会制度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囚徒困境泛滥。因此,我们在应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范式来解释尤其是在完善或设计法律制度时就必须非常慎重。     

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具有量和质的双重蕴涵,在量的意义上,这一合理性主要由差距大小,拉距速度的适当性,富裕家庭或人口的相对比重所构成;在质的意义上,则主要表现为致富资源的可选择性,致富手段的正当性,贫富关系的非对抗性,所有这些合理性都是有限度的,这些限度是可以运用一定方法和指标进行测定的,我国贫富差距合理性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致富手段的非正当性和贫富发展趋向的两极性,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开征遗产税、继承税和赠予税,设立个人收入帐户,实行个人财产申报和个人信用等制度,建立和健全保护劳动合法权益的法律和法规。     

物权请求权能否作为诉讼时效客体

各国关于物权请求权是否为诉讼时效客体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颇多争议,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正在起草的《民法 典》关于这方面规定存在着许多弊端,从理论与实务角度分析认为物权请求权不能够成诉讼时效的客体。     

论过错赔偿原则在医疗纠纷处理中的应用

生命健康权是人最根本的权利,在医疗纠纷中无论发生何种侵权行为,只要损害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都必须进行救济和赔偿。医疗纠纷可以通过诉讼、非诉讼两个途径来解决。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民法确立的对医疗侵权行为造成损害予以救济的基本原则,是法治社会对人权提供的最基本法律保障。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活动中过错赔偿原则通过刑法的非刑罚处理方法体现出来,在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受害人可以从中获得经济赔偿。     

论占有制度的秩序价值

我国物权法关于占有制度的立法也只有五条，为了更好地促进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必须对占有制度本身所具备的价值进行全面的研究。占有制度产生的初衷就在于止暴安良，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秩序；先占、时效取得制度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占有制度划定利益、分配利益、调整利益，确保社会秩序；人们按占有制度设立的模式去行为，可以形成秩序，并形成对其行为的合理的预期，避免了整个社会的混乱状态。     

隐私权制度中的权利冲突

现代社会,隐私权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基于隐私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局限性,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解决的方式有立法和司法两种。其中司法中的利益衡量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从类型化研究来看,隐私权与表达自由的冲突主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则主要通过立法途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