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四大历史变革阶段。一是建国初期 ( 1 949年到 1 95 0年代末 )的“一边倒”战略 ;二是 2 0世纪 60年代的“两条线”战略 ;三是 2 0世纪 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 ;四是 2 0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战略。这种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充分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作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必然是适应时代变迁需要的产物     

中国外交的三维发展

中国外交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呈现三维的特点:在空间上从总体外交向立体外交发展,公共外交日益突出;在平面上务实地确立对外关系中重点、基础和首要的格局;在时间上与时俱进,适应形势的变化,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是从时间维度看,一些外交行为和公众观念仍然受到某些旧政策惯性的影响,摆脱其影响,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     

中国外交观念演进的话语视角

任何外交都离不开话语实践,就如任何意识形态离不开语言这个＂物质外壳＂一样。60多年来,中国外交从和平话语到革命话语再到和平与发展话语、合作话语的变迁,真实记载着中国外交不断成长的历程,体现了中国外交中的和平观念、革命观念、发展观念与和谐观念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和辩护功能。     

中国新外交：一个领导力的解释模型

中国外交领导力是新中国外交不断开拓新局面的重要推动因素。在中国外交领导力的构成要素当中，外交理念的变革创新能力是核心推动因素，领导机制是外交政策得以实现的制度保证，对人才智力、物质资源和公众力量的组织动员能力是外交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保障，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中国外交的领导力。在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变化和国际格局与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中国外交还需要在理念创新、机制优化和组织动员等方面不断加强，从而构建面向21世纪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领导力。     

浅析新中国外交理念的转换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国外交理念经历了五大变化 ,包括外交从受意识形态制约转向按国家利益要求选择对外政策 ;从反体系外交转向积极、主动地融入国际体系 ;从简单地按敌我友划线制定对外政策转向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 ;从在美苏两超中作非此即彼的选择转向独立自主 ;从以政治、军事安全为外交主要任务转向重视经济外交等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和谐意蕴与现实启迪

和谐世界理论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在拓展外交空间、维护国家利益与探索“共建和谐世界”契合点的外交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极具和谐意蕴的外交思想。和谐理念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建国后周恩来外交思想中所蕴含的和谐意蕴对新形势下我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战略思想与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借鉴和现实启迪。     

关于中国外交学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建设当代中国外交学要以毛泽东、周恩来外交思想，特别是邓小平外交思想为理论基础，新中国外交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今世界的总体形势和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富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和思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外交家对当今时代特征，战争与和平问题，中国外交的纲领、路线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论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中国外交风格和艺术丰富了外交学的内涵。     

外交哲学的四个基本变量及实证分析

外交哲学的四个基本变量是实力、利益、观念与行为,其中实力、利益与现念都是自变量,行为是因变量。自变量决定因变量,实力、利益与观念分别作用并共同决定行为。同时,三个自变量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     

危机公共外交初探

危机公共外交指国际行为体在已经或者可能即将处于危机状态的情况下,通过应急的公共外交,树立正面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以化解其不利影响,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它有着突发紧迫性、利害重大性和灵活敏感性三大核心特征。在一个全球危机多发的年代,危机公共外交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不仅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际关系中同样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就发展方向而言,危机公共外交将走向经常化,与其他外交手段进一步相互配合,其操作方式、主要对象和功能都在发生转型。     

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建立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他分析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力与可行性,认为: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在东方--日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敌人;日本属于“中间地带”,是联合反霸的对象。提出了对日外交策略:新中国建立以后,和平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严厉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主张宽容今天的日本;以宽松的民间外交打破中日外交的僵局;面向未来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在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日于1972年恢复了友好的邦交关系。     

新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比较研究

国际战略思想是一国外交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外交大局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新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外交战略思想的提出与创新,特别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创造性地提出国际战略思想,对当时和此后的外交工作进行全局指导。对新中国领导人的国际战略思想,在理论基础、时代特征、国际形势和国家实力等维度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出新中国外交中的国际战略思想发展脉络。     

建国初期西藏问题的解决与中国外交局面的转变

新中国的成立洗刷了中国人民的百年耻辱,与此同时,西藏问题的解决扭转了旧中国"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被动局面,开启了新中国"站立起来"办外交的崭新历史。     

学术共同体与中国外交变革

学术共同体是否影响了中国外交的变革,影响外交决策过程,影响程度如何,这是外交政策分析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体系、国家和个体三个层次梳理了有关中国外交变革动力的现有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外交决策者的平行社会化问题。中国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基本确立了学术专业分工,形成了一定的知识共识。但因为元理论的缺失、西方话语主导等因素,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对中国外交变革的影响仍然有限。     

经济外交概念辨析

经济外交这一概念是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经济外交是从经济这一根本属性出发,对具有这种根本属性的外交活动的反映。经济外交强调的是外交活动的经济属性,与政治外交等并不矛盾,只是侧重点不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和新发展的趋势下,经济外交将会在中国外交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当代中国外交的国际定位：影响因素及动态分析

外交的国际定位,是一定时期内一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所处地位或位置的基本看法和评估。历史、国内、国际、个人等层次都是分析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定位的形成与嬗变的关键影响因素。将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纳入对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定位衍变的诠释中,并以此将整个1949年后的中国外交历史贯穿起来,可以总结出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定位的变化特点是:历史上的大国情结与现实物质力量相对薄弱的矛盾始终存在;由结盟外交转向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由体系外革命性国家转向体系内现状性国家;强意识形态转向弱意识形态;理想化、传统化转向务实化、国家化。     

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一种国内政治的考察

中国元首外交是中国特色“首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元首外交在数量上渐显活跃、在形式上渐显多样、在内容和性质上渐具实质性意义。国内领导体制的变革对中国元首外交产生了深刻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高领导体制的转型,使中国国家主席成为集执政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于一身的真正的“国家元首”。国内政治的“外溢作用”强化了国家主席的权力地位,拓展了元首外交的实践空间,进而使中国元首外交的兴起成为可能。     

论周恩来的求同存异外交思想

求同存异思想集中体现着周恩来的外交风格，贯穿于周恩来外交实践的始终。周恩来在其外交生涯中首创求同存异方针，并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多次强调和模范践行，创造了多种不同的形式，解决回答了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求同存异思想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周恩来精神的集中体现之一。     

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中国国家自主性的演进与外交的进步

外交的进步性绝不是自封的,而是社会性的。中国外交的进步性、化解中国威胁论,不能仅仅求助于和平友好的政策宣示,而必须基于具有说服力的理论阐释。国家自主性是阐释外交政策的有效理论工具。国家自主性不仅涉及行动能力问题,而且涉及自主地位问题。国家自主性的基本类型及其自主地位性质决定着外交的性质。国家自主性包括权力主导型、制度主导型与观念主导型三大理想类型,不同类型的演进决定了一国外交进步的基本趋势,但外交的进步性还离不开合法性的认可与嵌入性的支撑。建国以来,中国国家自主性在国内经历了从权力主导型到制度主导型的演进,在外交上经历了从绝对自主性到嵌入自主性的转变。正是国家自主性的历史性演进,促进了中国外交嵌入性和观念合法性的平衡增长,推动了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进步。     

六十年来新中国外交布局的发展——对党代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

外交布局是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对与不同国家关系轻重缓急、先后顺序的安排，体现国家对外关系的定位和战略。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文本分析，可以看出，从八大到十一大，中国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和国际观，在对外关系布局中始终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放在第一位，其次是对被压迫民族的支持，第三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而从十二大到十七大，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的不断调整，到本世纪初中国形成了“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舞台”的成熟、稳定的外交布局。随着对外关系布局的变化，中国对外交往的领域在扩展，内涵在丰富，以关系为导向的外交正在朝以功能和领域为导向的外交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