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罪中的数额认定

贪污罪既是一种职务性犯罪,也是贪利性的财产犯罪,它对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的破坏及其程度主要是通过对公共财产的侵害而表现出来的。因而贪污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主要表现在贪污数额上,其数额大小,是衡量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主要依据,从而也是对贪污罪处罚的主要根据。如何正确认定贪污数额关系到贪污罪与非罪,量刑轻重,至关重要。(一)贪污共同犯罪中的贪污数额认定在单独犯贪污罪的情况下,以个人贪污数额作为处罚的基准,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在共同贪污犯罪中,刑罚的适用与单独的贪污犯罪相比要复杂得多。由于贪污罪的刑罚适用是…     

刍议降低贪污罪量刑数额标准

处理贪污案件,数额是量刑的主要依据,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追究贪污罪的刑事责任的最低数额标准是5000元。笔者认为,这一规定在理论上有明显的不妥之处,与刑法基本原则不符,也不利于严厉惩处贪污犯罪,应当进行修改完善,相应降低贪污罪的量刑数额标准。一、从行为的危害性和刑法的有关基本原则分析,贪污罪的量刑数额标准应相应降低贪污罪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侵吞、窃取、骗取或者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作为侵财性犯罪的盗窃罪,在行为上主要表现为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实施了秘…     

贪污罪数额标准的定量模式分析

贪污罪绝对确定的法定数额标准存在明显弊端,对此标准加以调整是经济发展规律使然和刑法标准"确定性"的要求。"立法相对模糊、司法相对确定"的定量模式能够使贪污罪的数额标准保持实质的稳定性与合理性。贪污罪法定刑设置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在数额标准和法定刑区间的划分过于粗糙,有必要予以细化。贪污罪数额标准的司法定量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根据"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量化"数额较大"这一入罪标准;二是按照入罪标准的一定倍数来确定"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针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现状,在司法中应推行地区差别化的数额标准。     

“贪污数额”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究

犯罪数额是贪污犯罪构成的"心脏",决定着犯罪的成立,影响着量刑的轻重。但"贪污数额"究竟指什么,刑法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存在较大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贪污罪中的犯罪数额指公共财产损失数额。第二种观点采"占有说"、"控制说",认为贪污罪中的犯罪数额就是行为人通过贪污实际占有(控制)的公共财产数额。第三种观点采"实得规则",认为贪污犯     

贪污罪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中贪污犯罪认定的诸多疑难问题,主要集中于贪污对象的认定、贪污罪客观行为要件的判定、贪污罪的既未遂形态界定以及贪污罪数额的认定等问题。本文选取若干典型案例,有针对性地对这些问题展开论述。     

受贿罪的数额标准若干问题探讨

在受贿罪的定罪与量刑中,构成受贿罪的数额标准应当确定多少才妥当,受贿罪的数额标准是否应与贪污罪等同,以及受贿罪的数额标准是否应有立法规定等问题,都是有必要加以明确,也是值得探讨的立法问题。一、受贿罪的数额标准确定问题1979年刑法未对受贿罪的数额标准作出规定,198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开始规定受贿罪的数额,其标准为2000元。对此,有学者认为,将受贿罪的数额起点定为2000元,规定太宽,并建议降低受贿罪科刑数额标准。[1]但是,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没有接受此种“降低论”,将受贿罪的数额标…     

试论共同贪污受贿犯罪数额

在共同贪污受贿案件中 ,贪污罪、受贿罪的犯罪数额存在分配问题 ,只有准确地计算出共同贪污受贿罪中各共同犯罪人的犯罪数额 ,才能恰当地给各共同犯罪人适用刑罚。因此对共同贪污贿赂犯罪数额进行探讨有其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一、共同贪污贿赂犯罪数额的概念在贪污贿赂案件中 ,犯罪对象多数是公共财产或国有财产 (个别时有私人财产 ) ,或者表现为其他具有经济价值的物品 ,这些财产或者物品往往具有一定数额 ,这种数额集中体现了贪污贿赂罪的社会危害性 ,因此 ,数额对贪污贿赂罪的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共同贪污受贿犯罪数额是指贪污…     

贪污贿赂犯罪定罪数额的现实化思索

对于贪污受贿罪的犯罪数额问题,在严格把住刑法底线,严厉打击贪污贿赂的底线犯罪暨小额贪污罪、受贿罪,坚持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基础上,结合具体犯罪情节的考量,对于一定数额以下且具备特定从宽处罚条件的贪污罪、贿赂行为给予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处遇是可行的。     

贪污罪对象认定中的争议问题研究

债权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对象。贪污犯罪所及数额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贪污债权既遂标准应采“控制说”。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 ,借企业改制之机隐匿国有资产 ,待企业改制完成后归改制企业所有的 ,可以被其隐匿的财产或被其实际转移的财产数额认定犯罪数额。国有单位的使用权房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对象。     

如何理解此类案件的起刑数额？

如何理解此类案件的起刑数额？编辑同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６日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规定：“在一案中，挪用的公款一部分已退还，另一部分未退还的，……不退还的数额未达到追究贪污罪起刑数额的...     

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     

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贪污罪量刑基准体系的构建及回归分析

应当根据刑法规定,通过贪污罪的犯罪结果与处刑数量之间的线性关系,把定量分析方法应用于贪污罪的处刑实践,并依此建立了贪污罪的量刑基准体系,以准确确定被告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数量,这样,可以减少司法实践中法官个体之间对贪污罪行为处刑的差异。     

The suppression of black societies in China

Recent events have shifted the way the Chinese state responds to 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The re-definition of organized crime, improved judicial oversight and the re-assessment of ‘strike-hard’ style police campaigns are key reform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cent changes in law, practice and oversight in the context of a brief overview of criminal groups in China and the Chongqing policing model. Revisions to the criminal law are described and the likely outcomes are assess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key struggle to contain corruption and organized crime.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博弈分析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罪名自设立之日起,就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本文试图运用博弈论这一数学方法为工具,通过比较相关当事人的收益在有无该罪名时的变化,分析研究该罪名怎样影响他们最终的决定,结果表明,虽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对贪污腐败分子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对反腐倡廉有一定的司法救济作用,但总体来看,由于该罪名客观上减少了司法机关取证的激励,增大了潜在的腐败分子的期望收益,与最初的立法宗旨背道而驰,因此该罪名的设立是弊大于利。     

贪污罪立法若干问题思考(上)

现行的贪污罪立法为惩治贪污犯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但随着社会经济政治与司法实践的发展变化,有必要对贪污罪的立法加以审视.结合2003年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贪污罪的体系定位与罪状等问题进行探讨.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受贿罪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点罪名,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多发性的腐败犯罪。本文以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为线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提出刑法规定应该扩大我国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范围,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犯罪构成要件。     

Democratic transitions and forms of corruption

Any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has implications for corruption. This papertakes a contextual and procesual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democratisation and corruption. It disaggregates some variables wherebydemocratisation can provide the contex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rruptionand crime. This paper does not argue democratisation causescorruption and crime. Nor does it argue democratisation does not providethe social space for the reduction of corruption and crime. This paperconcentrates on the areas in which democratisation provides an oftencomplex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rruption and crime.     

浅谈职务犯罪的预防

职务犯罪是腐败的集中体现,也是当前较为突出的现象。在加强教育,廉洁自律,使职务犯罪"不想为";健全制度,完善监督,使职务犯罪"不能为"的同时,还要加大打击力度,强化警示作用,坚决惩治腐败,使职务犯罪"不敢为"。只有坚持预防与打击相结合,治标与治本并举,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有效地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建立高度透明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杜绝腐败现象,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     

浅谈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主要表现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是腐败现象最突出的表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腐败现象的黑影也在不断扩展，当前职务犯罪呈蔓延之势，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危害。本文分析了职务犯罪的内涵、特徵、危害及其成因，并从思想上、立法上、完善监督机制和加大打击力度等方面深入探讨预防对策，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