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构建贪污贿赂犯罪量刑平衡机制的思考

一、贪污贿赂犯罪量刑失衡之现实表现 第一，存在罪刑不均衡及“同罪异罚、同罚异罪”的情况。我国刑法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根据我国刑法分则关于贪污贿赂罪的有关规定．贪污、受贿罪的犯罪数额和量刑一般成正比关系。     

贪污贿赂犯罪起刑数额研究

2009年10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提出:1997年定的贪污贿赂犯罪起刑点5000元的规定该调整了。此言一出,立即引发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是否需要调整的热议。我国关于贪污贿赂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立法从定性模式发展到定量模式,增强了明确性,但也体现出刑罚配置失当的弊端。1997年《刑法》所确定的5000元的量刑起点在司法实践中早已形同虚设。在社会对腐败行为越来越不能容忍的当下,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提高起刑点,而是重新配置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     

试论对贪污贿赂犯罪惩以罚金刑

试论对贪污贿赂犯罪惩以罚金刑蒋宪平罚金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在我国现行刑罚体系中，罚金被规定为附加刑。司法实践表明，罚金作为一种经济制裁型的刑罚，对于惩治和预防追求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具有明显而有效的作用。然而，在...     

贪污贿赂犯罪刑罚问题研究

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拟定过程中不断涉及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存废问题,并由此涉及到贪污贿赂犯罪刑罚在立法和司法上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因此我们需要采取更为严格和科学的刑罚缓解贪污贿赂犯罪高发的态势。     

共同金融犯罪的数额与量刑

金融犯罪,是指发生在金融业务活动中,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在金融犯罪中,一般都涉及到犯罪数额问题,金融犯罪的数额与定罪量刑的关系如何,尤其是在共同金融犯罪中,犯罪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如何,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也是见仁见智。本文拟从刑法条文对金融犯罪的相关规定出发,重点探讨共同金融犯罪数额与定罪量刑的有关问题。     

数额犯刑罚设置科学性研究

数额犯在我国刑法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不仅关系着犯罪的认定,也事关刑罚。但目前数额犯的立法与司法解释存在着立法确定固定数额、司法解释确定数额标准的固定性、滞后性,不能准确反映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问题。因此建立立法规定法定性、司法解释规定相对确定的数额标准体系是我国刑法实践中审理数额犯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贪污贿赂罪的立法检讨及其重构

进一步完善立法对于更好地惩治贪污贿赂犯罪,加大反腐力度意义重大。本文从犯罪数额、法定刑配置、犯罪情节等方面对我国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罪的规定进行探讨,并提出重构刑法条文的建议。     

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冲突及其解决

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冲突及其解决高一飞我国刑法是“倾向于罪刑法定主义”的￣①，我国刑法第１０条规定“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刑法第５７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刑法把罪与刑限制...     

刍议商业贿赂犯罪法定刑设置的立法缺陷

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处罚一般而言要轻于公职贿赂罪,因为其社会危害性轻于公职贿赂犯罪。其法定刑设置的另一准则是轻自由刑重财产刑,这一点缘于商业贿赂犯罪的食利性特征,并与公职贿赂犯罪的自由刑、财产刑并重相区别。（刑法）反映了两个原则的要求,但仍有不足之处：（－）（刑法）对各类贿赂犯罪的数额情节均未明确,只规定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幅度。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此幅度时,要解决如下问题：1．如果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起点高于公职贿赂犯罪数额起点以体现刑罚严厉程度不同的话,（刑法》第八章各类主体在经济往来中收受…     

非典型形态的减刑现象研究

一、减刑制度与非典型形态的减刑减刑是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一项经常性的刑事司法活动,是我国刑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行刑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刑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适用减刑的对象应当是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显然,适用减刑的对象条件只有刑罚种类的限制,而无犯罪性质、罪过形式和刑期长短的限制。     

“终身监禁”刑事立法的刑罚精准性研究

对本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实际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同时决定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的终身监禁,既不是执行"死刑"之"重",又不是减为可进一步通过减刑、假释使实际服刑期变得相对比较短的一般"无期徒刑"之"轻",既实现了罪责刑均衡,又实现了震慑其他潜在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一般预防目的,还能够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对贪污受贿犯罪行为进行精准的打击。终身监禁单独设在贪污受贿罪里,正是考虑到贪污受贿罪的特点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而作出的,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在刑罚轻重的"度"上把握到位,体现出刑罚制定和适用的精准性。从刑罚精准性的视角分析,终身监禁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效益原则,具备刑罚正当化根据。     

中日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之比较

中日两国对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都十分重视,但两国刑法对于商业贿赂罪的规定则不尽相同。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做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诉讼程序的反思与重构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权力型职务犯罪，越来越具有高智能性、高隐秘性的特点。现行刑诉法所规定的诉讼程序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仅为普通刑事犯罪所设计，并没有考虑到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性而赋予相应的特殊诉讼程序，已不能满足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侦查与审判工作的需要。规定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特殊诉讼程序，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合理配置与运行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国家应权衡利弊得失，有必要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在立法上进行修改完善和在制度上进行科学构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野下的受贿罪

受贿罪是我国刑法中的一个重点罪名,也是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种多发性的腐败犯罪。本文以受贿罪的犯罪构成为线索,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提出刑法规定应该扩大我国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范围,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犯罪构成要件。     

反贪工作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作为一种基本的刑事法律指导方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我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实践活动中早有体现;但是,在司法实务过程中,以数额为主导确定定罪量刑幅度法定刑的规定,存在诸多法律或技术上的障碍和困惑,以及对贪污贿赂犯罪处理上宽严失衡客观情况的存在,都给全面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造成了困惑和尴尬,因此,完善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刑罚规范,并修改程序法以提高侦查机关依法打击贪污贿赂犯罪能力,将反腐败斗争纳入法治化轨道,同时完善反贪工作中运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相关工作机制,成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主要途径。     

我国刑法贿赂犯罪行为对象之外延界定——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贿赂犯罪是腐败犯罪的基本类型。于犯罪构成的视角考量,关于贿赂物本质的认识和外延的厘定对于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贿赂犯罪意义重大,而中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存在林林总总的标准。在世界一体化格局和国际刑事司法协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价值指向,将财物、财产性利益及可折算成货币价值的非财产性利益界定为贿赂犯罪的行为对象是较为合理的,能够适应反腐败斗争不断深入开展的客观需要。     

行贿犯罪的刑法规制与完善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要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应当取消特别自首制度,明确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在立案过程中的平等地位。要实现刑法对行贿犯罪的有效规制,还需完善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改为＂不正当好处＂,将行贿犯罪中的＂给予＂改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实际给予＂;完善行贿犯罪的刑罚配置,为行贿犯罪全面配置罚金刑,并完善行贿犯罪的资格刑,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实施同等处罚。与此同时,行贿犯罪的罪名体系也应作出适当调整。     

日本受贿罪立法及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日本刑法中关于受贿罪规定了7个具体罪名,各个罪名之间既互相区别又相互补充。不同的具体罪名虽总体均属受贿罪,但每个罪名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又有所不同,日本刑法中受贿罪的立法模式对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立法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日本刑法中受贿罪的行为基本模式、特殊行为的规定模式及法定刑设定模式对我国刑法的借鉴意义重大。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实体法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个确定的罪名,而是对应我国刑法中多个罪名。这样的立法符合国情,也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精神。但在罪名体系、罪状设定、刑罚设定和犯罪形态等问题上需要借鉴该公约的内容进行完善。具体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贿赂犯罪,适当扩大贿赂的范围,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谋取不正当利益"要件,罚金刑的数额应当更加合理,取消贿赂犯罪的死刑,并增设资格刑种。     

论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应对--以国际刑法的国内化为视角

在我国缔约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犯罪的规定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是不同的.现行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贿赂的范围、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与受贿罪、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三个方面.完善相应的现行刑法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