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证据确实充分到排除合理怀疑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二款对我国的证据确实充分标准进行了界定,首次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丰富了证明标准的内涵,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对不同法系及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进行比较和梳理,对如何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据确实充分"标准及"排除合理怀疑"标准进行了分析。提出正确把握"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必须遵循的逻辑规律,并就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刑事案件多层次证据与证明标准做出进一步的思考。     

刑事证明标准的新发展——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52条及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明标准的"确实、充分"作出了进一步的解释。这种努力方向值得肯定,但是,具体的表述有待商榷。在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不宜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表述。证明标准的多元化应当在条文中予以体现。死刑案件的定罪标准和普通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应当适用相同的证明标准。死刑案件涉及立即执行的不利被告的量刑情节应当坚持最高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审判中心主义下的“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发源于英美,2012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时予以吸收,作为"证据确实、充分"的补充,具有突破性的意义。"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一直存在着争议,如何解释并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这一证明标准,是证据法学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为保障"排除合理怀疑"的有效运用,在实践中需要建立配套制度和诉讼规则。     

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证明标准的理解与适用

《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构建,立法论上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实现刑事证明标准,首先要明确刑事证明标准应该以法律真实说为理论基础;其次,证明标准就是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最后,关于具体适用问题,一方面需要强调《刑事诉讼法》第53条的适用范围并不是指所有的案件事实与量刑事实,而是指定罪事实和从重处罚事实。另一方面则要强调排除合理怀疑旨在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还未完全建立,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排除合理怀疑的外部和内部保障制度。     

佘祥林冤案的刑事诉讼制度反思

佘祥林冤案的发生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制度设计违背了诉讼的本来含义,作为“裁判方”的人民法院与作为控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应是互相配合的关系。刑讯逼供是导致冤案的重要根源,遏制刑讯逼供应对症下药:一是规定沉默权制度;二是将案件证明标准由“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三是加强社会治理,健全客观证据生成机制。此外,刑事诉讼法应明确程序法律责任,以促使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诉讼程序。     

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及证明标准新论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主要有狭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和广义的证明责任分担说两类。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主要活动有立案证明活动、提起诉讼证明活动以及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证明活动等 ,都存在证明主体、证明责任、证明标准及认定权问题。以案件客观真实作为我国刑诉证明标准在逻辑上出现矛盾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确定、充分”和西方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内心确信”等证明标准并无质的不同     

从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看公检法的刑事司法关系:如何互相制约——基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和第五十三条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将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的证明标准"证据充分确实"具体化为三项内容。同时,这一标准同一性地体现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条、第一百七十二条和第一百九十五条,即作为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和人民法院审判的判断标准。这样的法律安排体现了《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中公检法刑事诉讼中互相制约关系的新趋向:从重正向制约到重反向制约,重笼统概括制约到重具体规范制约,重实体制约到重程序制约。     

略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出发,结合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理论,探讨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改进和完善问题。否定了客观真实说,对法律真实说和排除合理怀疑进行了论证。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提出遵循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和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的两条思路。     

治安管理处罚证明标准的构建

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未规定治安处罚的证明标准,加之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标准也不明确,致使公安机关在治安执法中难以正确收集证据对违法事实做出认定,乃至在行政诉讼中屡屡败诉.本文认为,我国的治安处罚应采用"优势证据"标准和"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分层次标准.     

论对刑事证据的收集

我国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疑罪从无原则,实质就在于收集、固定和使用的证据未能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存疑不诉和无罪判决案件的增多,究其原因,主要是刑事案件中收集、固定证据等相关环节存在一定的问题,导致对定案造成困难。文章结合司法实践,在对刑事证据收集的概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提出了收集刑事证据的原则,同时指出我国刑事证据收集活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进行原因分析,最后提出相关完善建议,以期对指导刑事证据收集活动,揭露犯罪、打击犯罪有所裨益。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环节的羁押适合性因素探析

在审查逮捕工作中,检察机关一般重点对逮捕的三个法定条件进行审查,却往往忽略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第2款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适合羁押的考察。而犯罪嫌疑人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羁押,实际上是影响检察机关做出批捕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刑事诉讼法对羁押适合性只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因此,对于其在理论上的定位、与逮捕条件间的关系、实践中的考量、审查的标准和程序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探讨的。     

关于完善刑事诉讼中起诉引导侦查机制的研究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体系中,检察机关作为监督机关对于侦查活动的监督措施主要是采取事后制约,致使侦查活动得不到及时、科学、合理的监督指导,造成侦查资源浪费,侦查效率不高,侦查效果不佳。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修改后《律师法》的实施,建立起诉引导侦查机制成为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中检察制度改革热点问题之一,全国检察系统的公诉部门均处在积极的摸索和试行之中。值此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本文从建立和完善公诉引导侦查现状、意义、理论体系和法律基础以及应注意的几点问题入手,进行深入研究,意在为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某些有价值的立法建议。     

我国技术侦查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较多、较明确的规定,是我国证据法治、侦查法治建设取得的重大成就,推动了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法治化进程,对于有力地打击犯罪,有效地保障人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概念模糊、种类不确定、适用范围不清、适用条件宽松、证据材料使用不科学等,在司法实务操作中易导致技术侦查权的滥用,无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需要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程序,严格控制采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期限;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合理的适用范围,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实施主体;并采取有效措施,在保密的同时保证辩方的知悉权、质询权,从而使我国的技术侦查措施予以完善。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

刑事证据制度作为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刑法的实现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我国目前关于刑事证据制度的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较笼统,致使在刑事审判中往往对刑事证据的认证难以把握。本文旨在通过对刑事证据制度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探究,分析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不足,结合目前刑事审判中的实际情况,提出改革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建议,以求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     

新刑诉法语境下检察技术侦查权配置的探讨

新刑诉法修改后,第一次在刑诉法的语境下,系统、明确地提出了侦查机关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侦查的法律规范,是我国技术侦查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新刑诉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于已经立案的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各级检察机关要在保障人权、平衡程序和实体正义的前提下,科学、规范、合理地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更为有效地开展和推进检察自侦工作。     

论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不仅是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环节,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保证。举证时限制度作为证据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实现程序公正的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真正建立举证时限制度。由于现行的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设立不久,无论理论还是实务,开掘深度与实践要求差距都较大,存在着许多缺陷和不足。文中在分析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举证时限制度的若干立法建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特色

2010年5月30日,"两高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是我国刑事证据法法制建设上的重要成果。其中,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具有四点鲜明特色:单独立法,世界独创;言简意赅,遣词精当;明定倒置,举证转移;概念周全,分类排除。《两个规定》是在立法机关刑法室不重视刑诉法、证据法修改和完善的情况下,客观形势迫切需要"我的地盘我作主",由中央政法委牵头、"两高三部"制定的具有广泛适用效力的法律文件。《两个规定》的出台,是对立法机关负责人轻视、怠慢态度和行为的警示和抗议。     

“无罪推定”原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

我国无罪判决率明显较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全国无罪判决基本上维持在每年2000件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千分之四左右,到90年代末无罪率有所提高,最近几年无罪判决数量增加明显,每年的无罪判决超过6000件,无罪判决率也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我国是否应当在法律上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刑诉法第12条只是吸收了无罪推定的某些精神,但尚未确定无罪推定。无罪推定在我国的确定仍是刑诉法修改的一个未完成的课题。     

多措并举加强适用简易程序刑事案件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

适用简易程序办理被告人认罪的刑事案件,是解决近年来检察机关案多人少矛盾的必然选择,也是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本文旨在通过对简易程序刑事案件公诉人出庭现状进行分析,解读刑事诉讼法修改对基层检察院工作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探求践行简易程序刑事案件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的新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