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法司法适用的作用与价值

民间法是在一定区域内,由习惯风俗长久演变而来的逐步制度化的规则,具有地域性、非正式性和内生权威性等特点。虽然民间法与正式的国家法有所不同,但它在维护乡土社会的稳定和解决婚姻家庭矛盾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应当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在社会中起实际调整作用的民间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分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解决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探索民间法司法适用的合理性,对我国法律继承和法律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     

基层司法过程中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根源及解决

当今中国的法治障碍主要表现为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这一矛盾导致民众普遍不信任裁判结果,降低民众对法律的确信。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首先源于不同的经济基础,但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矛盾的关键因素集中于不同的法律文化,国家法属于"形式的理性的法",民间法是"实质的非理性的法"。二者各有优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融合便于开启中国法治梦的理想图景。着眼于二者呈现的不同法律文化,明确二者在中国法治路途上可相互补益,最后提出具体措施,树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思维,适用区际法律冲突法缓解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矛盾,培育法官理性的裁判思维,发挥陪审制的作用,增加裁判语言的说服力,提高法律解释的可接受度。     

民间规则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与限度

民间法研究在中国方兴未艾,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研究民间法参与司法过程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大多将法律单纯视为解决纠纷的机制,而忽视了法律解决纠纷的特殊方法,从而将民间法参与司法过程的问题简单化.本文试图基于司法过程的内在逻辑,提出民间法应用于司法过程的一般原则.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建设与民间法再造

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基层法治建设面临着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碰撞,然而民间法与国家法并非水火,民间法根植于乡土社会,旨在规范民众行为,与国家法形成互补,既有助于国家法发挥统合基层社会的作用,也有助于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还可以培育基层社会崇尚规则的习惯。在实践中,再造民间法并实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互动,可通过律师下乡、完善调解制度与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等来实现。     

医疗纠纷诉讼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三辩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发布实施在解决医患纠纷,缓解医患冲突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我们仍然应当清醒地看到其中存在的盲区、与相关法律存在的法益冲突以及可能对医疗纠纷诉讼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医疗纠纷诉讼中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应用的几个问题作简单地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能有所裨益。     

国家法与民间法之冲突--读《无需法律的秩序》所感

国家法与民间规则、民间法之间存在着较大冲突。国家法律的规定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实际存在一定差距,其原因在于生成方式、历史传统、内容的合理性等多个方面。因此,国家法律要从国情出发并遵循社会发展规律而定。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法律作为一个变量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具有较大的差异。而在法律分布数量较少或不均衡的地方,恰恰是民间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就决定了民间法与国家法既有相协调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因此,在法治建设中应当谨慎权衡,尽可能的消除规范适用中的冲突,从而实现法律的和谐。     

司法案件、司法审判与网络舆情事件研究

网络舆情不必然具有负面性,舆情事件中"司法买单"、舆论与司法冲突和异化现象是舆情风险所在。舆情的形成与案件自身特点有着莫大的关系。网民道德良知论与司法法律价值论造就舆论与司法冲突。司法权威尚未形成加剧网民"信法不如信网"心态。面对舆情风险,法院应该针对案件,融理入判,提高裁判说服力,预防舆情发生;运用沟通机制,缓解司法与舆论冲突,减少风险冲击;稳步树立司法权威,提高抵御舆情风险能力;运用法律惩戒机制规制舆情中异化现象。     

法治乡村建设视域下民族村寨传统乡贤的功能优化 ——以四川省Z县"法律+德古"为例

民族地区法治乡村建设,一直面临着国家法与民族习惯法的冲突与调适难题。对此,民族村寨的传统乡贤通常是关键角色。四川省Z县彝族村寨的"德古",一方面在"禁毒防艾"中积极支持国家法律的落实,另一方面在民间调解中又固守民族习惯法。近年来,该县"法律+德古"实践模式表明,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对村寨传统乡贤"德古"采取身份合法化、培训经常化、行为规范化等一系列功能优化措施,较为有效地缓解了这一难题,为民族地区法治乡村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     

法律概念的规范构造:从"既定规范"到"个案规范"

由于案件事实的变化莫测与规范文本的模糊、冲突或漏洞等情况,事实与规范并非一一对应,法律究竟是立法者制定的既定规范还是司法者续造的个案规范?通过分析司法裁判的形成过程,推导出法律是一个从既定规范到个案规范的体系化概念.既定规范只是对未来行为的预设,并不必然适用于当下的个案,个案规范潜藏于既定规范和案件事实之中,是一个有待于通过解释规则发现、选择甚至续造的具体规则,是直接适用的个案裁量基准.既定规范是指由制定法、判例法、习惯法、公共政策等组成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规范体系,个案规范源于既定规范的转换和特定化以及解释者的漏洞填补,解释规则是勾连既定规范与个案规范的通道.个案规范不仅保障了法律的个案适用性和灵活性,而且对法律概念具有建构价值.     

彝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与整合

“法律多元主义”的风靡使我们理性对待民间法有了全新的认识,但法律多元的具体操作却无法趋一,当下中国依然面对着如何处理民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通过对彝族习惯法及习惯法在彝族社会适用的透析,能为我们在看待民族习惯法文化与主流法文化的冲突中找寻到理性的思路。     

论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多元框架下的考量

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民间法研究得以展开并深入发展之根基,因此有必要对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一番考量。文章将民间法研究的理论基础置于多元框架下考量,分别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大传统与小传统、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法律教义学有效性与社会学有效性等方面展开相应的探讨。文章认为,在寻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架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理性沟通、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动态平衡、法律教义学有效性与社会学有效性的适度兼容中,彰显了民间法研究的理论价值及其实践意义。     

农村法制的困惑与民间规范的适用

在农村法制建设过程中,国家法律之推行得不到农民应有的尊重,是有其现实和历史原因的。而民间规范大行其道,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法律互动中适用民间规范是当前推动农村法制发展的途径。     

法律结构论与乡土社会中的法律结构

在法治建设中,法律结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法律结构的界定不同决定了我们法治建设的发展模式的不同。从法律结构角度进行考查,我国的历史上形成的乡土社会是一种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律二元结构,我们应该在法律二元结构模式下进行法治建设。     

论司法过程中民间法法源的位阶

司法过程中民间法法源的位阶研究,实际上是对民间法跨越法律方法之桥进入司法场域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探讨,但对置身于法律移植进程中尚未历经严格法制时代的传统文化坚韧的转型国家而言,必须对民间法法源的位阶予以高度关注并将其限定并运作于现行法治的程序轨道中。     

民间法研究之于中国法学：意义与方法启示

现时的中国法学正行进在多元路向上。民间法作为法律的社会化阐释方式,一方面作为法律多元之一而有利于法律的多元本质阐释,另方面作为媒介法律与社会的方式而助益于解决法律内部的逻辑困境和实现法治。民间法要以法源等方式和途径在制定法中凸现自身的存在和价值,才能助益于法治的实现。民间法研究不仅以条分缕析的问题意识、疑难思维突破和弥补系统论法律思维方法的局限性,而且在其中渐进的、点滴的展现和型塑着作为法的目的与价值素材的时代精神及其自身,因而从思维方法和目的与价值两方面不断型塑和提升着中国法学的科学性。     

法律解释的限度

法治并不反对法律解释,而是和法律解释形成互动发展的关系。但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要求法律解释必须在一定限度内进行。法律解释的限度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同法治国家中法律解释的限度并不相同。法律自身的状况、法律文化传统、形成法治的历史背景等法治建设的状况,制约着法律解释的限度。我国的法治建设状况决定了我国的法律解释应当从自由解释转向严格解释,从维护权力的解释转向保护权利的解释。在形式上坚持严格解释,在实质上坚持保护权利的解释,是我国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法律解释的限度。     

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

站在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认识民俗习惯的法源地位,民俗习惯是作为法官法源存在,但是,如何判断民俗习惯的法律属性存在着理论困惑。对此,我们应该对民俗习惯的司法功能在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上进行分别分析,在法律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法官法”存在,需要法官从司法判决中对民俗习惯进行法律发现;在事实层面上,民俗习惯作为经验法则或者事实证据存在,法官可以将其作为经验法则进行认定,在民俗习惯合理性存有争议时,可以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分配予以解决。可见,民俗习惯司法适用的问题是一个诉讼法或者证据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法律方法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