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解释权: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

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应当按照一定的原则创造性地解释和适用法律,这是现代法学理论在法律解释问题上的主导观念。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立法上赋予法院或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解释构成了司法过程中的一项基本作业。作为特定制度结构下的集体智慧化的产物,司法解释权由最高司法机关统一行使具有正当性和现实合理性。建国后沿袭下来的我国司法解释权制度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缺憾。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当代中国,正日益面临着发展和创新司法解释权制度的历史重任。重构我国司法解释权制度的总体思路是:在正确界定不同审级法院职能分工的基础上,促进最高人民法院功能由司法审判向法律统一适用转变;按照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树立司法解释在法律适用上的应有权威;从法律解释的内在规律出发,建立科学合理的司法解释规则体系。     

欢迎订阅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月刊)

及时公布司法解释全面公开信息资料刊载各类典型案例指导法院审判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开介绍我国审判工作和司法制度的官方文献,由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办,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裁判文书、典型案例及其他有关司法信息资料的法定刊物。《最高人民法院会报》的主要内容包括重要法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司法统计、任免事项、文     

司法解释的前生后世

抽象性司法解释是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理解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及其功能是理解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问题。本文分析了司法解释的制度起源与功能,作为革命化和行政化的工具,在立法不规范的前提下,司法解释在明晰法律规范、统一法律体系中发挥重大作用,但同时欠缺制度约束的司法解释也面临功能异化的问题。如何规范司法解释,进而通过规范立法和指导性案例最终替代司法解释,就成为未来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研究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是我国司法解释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具有解释对象只限于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解释内容侧重于刑事法和程序法、本质上体现了法律监督属性三大特征。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具有体制合理性、功能正当性和实践必要性,在保障检察人员正确理解法律,促进司法办案尺度的统一;弥补立法和立法解释迟延之不足,为立法或者立法解释积累司法经验;弥合司法机关之间对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认识分歧,促进公正司法,维护司法权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应当遵循合法原则、必要原则、科学原则、协调原则、公开原则,加强计划性、时效性、协同性、系统化和建立效果评估机制。     

欢迎订阅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月刊)

及时公布司法解释全面公开信息资料刊载各类典型案例指导法院审判实践《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开介绍我国审判工作和司法制度的官方文献,由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主办,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公布司法解释、司法文件、裁判文书、典型案例及其他有关司法信息资料的法定刊物。     

试评近年来中国有关仲裁的主要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基于报告制度对某些仲裁案件作出的答复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司法解释。本文通过对近年来(2001年2月至2003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此类司法解释进行归纳式的分析,一方面从司法实践角度探讨仲裁法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考察最高人民法院制作司法解释的水平,并认为报告制度无法确保案件得到正确、一致的处理,理应废除。基于已判决的个案发布司法解释才是最佳模式,但应注意加强司法解释的说理成分和价值补充功能。     

司法能动性何以实现?——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为分析基础

司法过程中法官在法律适用中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司法能动性.我国主要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大量抽象性司法解释的方式来指引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适用,这种司法能动性的行使方式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一定的争议.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待我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应当在纯化现有司法解释体制和审级制度改革的基础上,辅以判例,并逐步扩大法官在个案审理中的法律解释权.     

论我国刑法司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关于建立多级审判解释体制的构想

目前，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制度很不健全，存在着诸多问题。解释主体的混乱和不一，就是其中一个颇为突出的问题。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的规定，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才享有司法解释权。对此，刑法司法解释权当然不能例外。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仅有“两高”单独或联合制发的刑法司法解释，而且还出现了它们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依法不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联合制发的司法解释。     

论司法解释的程序

论司法解释的程序蒋惠岭我国的司法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所作的关于司法活动中关于法律适用问题的解释．这里仅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例进行论述．一、司法解释是一项独立的司法程序我国的法院行使司法权的形式有两种。一是审判案件，这是司法权的核...     

论最高人民法院公共政策创制的形式及选择

最高人民法院创制公共政策有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典型案例和司法审查四种形式，司法解释的存在曾经有其重要的意义，但这种立法化的司法解释也产生了许多弊端。作为将全国法官组织起来重要手段的司法文件，存在着一些潜在的问题。虽然存在着理论解释上的障碍，但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典型案例却实际上在发挥作用。由于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被限定在狭窄的对行政机关行为合法性的审查之内，所以其作用非常有限。在进行完善的前提下，案例形式应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创制公共政策的较好选择。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现状、问题与前景

除了制定司法解释之外,我国最高人民法院还通过颁布各种形式的抽象性司法文件来指导甚至约束各级人民法院的法律适用活动,这一方面可以视为最高人民法院试图在通过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法制统一的目标,但其中也蕴含着某些阻碍我国司法体制进步的消极因素,因此,需要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加以关注并予以有效解决。     

医疗损害赔偿诉讼难题及审判对策

《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留下诸如当事人选择、案由确定、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病历证据属性、鉴定体制等许多实践操作的难题。对这些司法实践难题的解决．最高人民法院目前已经出台了部分司法解释,但实质性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有一个过程．在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之际,地方高级人民法院针寸当地的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可以因地适宜出台地方司法审判指导文件。我们现在看到的浙江、江苏、上海、北京四个省市的地方审判指导文件,解决了各地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的一些难题,在制度上有创斯之处,且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地方司法审判指导文件的出台,既解决了当前地方上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理的困境．也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积累经验。     

解读“无单放货”最新司法解释

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简称＂无单放货＂,是航运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海商法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热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对此仅作了极其笼统的规定,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2月26日公布了《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颁行以来关于提单法律制度的最重要的一部法律文件,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对无单放货问题作了全面细致的规定,共15个条文,均具有鲜明的裁判法意义,权威而实用,必将对中国航运实务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过解读这部无单放货最新司法解释所确立的一些重要法律制度,为航运相关从业人员提供有益的参考。     

最高法院对外国法适用的上诉审查

最高法院位于一国司法体系的顶端,同时负有上诉终审裁判功能和发展法律的功能.最高法院是否应对外国法的错误适用进行上诉审查,各国实践和理论分歧甚大,从中可以概括出三种基本模式:拒绝审查模式、有限审查模式和全面审查模式.从最高法院的上诉裁判功能出发,为落实当事人的上诉救济权利,尤其是在我国二审终审和法官对外国法的查明和确定拥有主导权的语境下,最高法院应对外国法的错误适用进行上诉审查.外国法的适用与本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并不割裂,相反两者具有实质关联,最高法院从其发展法律的功能出发,也应主动审查下级法院对外国法的错误适用.最高法院解释和适用外国法,有助于增进本国法律体系的包容和开放的精神.     

案例指导制度的法理考察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0年分别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式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判例制度,它的建立使我国形成了法律—司法解释—案例指导规则这样一种多元的法律规则体系。本文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案例的性质、形成机制以及与国外判例的界分等问题作了论述,并期待着案例指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从而使案例指导规则成为我国除法律、司法解释以外的一种规则形成机制。     

证据立法问题笔谈--理想、现实与需要——刑事证据立法之我见

近十年以来,证据立法问题就一直是法学研究的热点。从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民事、行政证据规定的两个司法解释开始,学者和司法部门就对证据立法投入了空前的热情。《统一证据法》草案、《刑事证据法》草案、《民事证据法》草案以及《人民法院统一证据规定》草案陆续面世,各地司法机关的证据性规定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针对实践的需要和学界的呼吁,最高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也在酝酿如何从立法或司法解释层面改革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基于此,我们约请在证据法学领域颇有造诣的几位中青年学者,就此问题发表观点．以期提供有益的参考。     

最高法院关於买卖合同案件的司法解释对国际货物销售的影响

中国的货物销售法是由一组规范性法律文件构成。这些文件中,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是基本的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於这两部法律的司法解释为补充。合同法实施後,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1999年）、《关於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2009年）、《关於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03年）、     

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检察工作的实际需要不间断地制定司法解释,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进行解释,为我国法治建设、社会治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合理性为保障法律统一、正确适用发挥法律监督作用;为填补法律条文的不完善作了积极贡献;为解决司法中新情况新问题提供司法依据等.这些合理性因素充分体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价值所在.面对当前学界和社会部分人士对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的种种质疑,需要从检察价值合理性、检察目的合理性、检察实践合理性三方面进行论证,以期待人们正确认识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的实质合理性.     

公共政策与最高人民法院的角色——以关于汶川、玉树和舟曲的通知为分析对象

最高人民法院在一系列的司法文件中形成了关于社会环境因素、管理因素和价值因素的公共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回应公共政策有非常状态的应对、社会改革的诉求、政法传统的延续等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从公共政策视角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在与公共政策相互关系、价值追求、司法哲学等角色定位方面都呈现出一些新趋向。     

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的缺陷及重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之检讨

最高法院《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的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施行中遭到许多质疑,本文从推定规则的制度来源、价值衡量、举证责任分配等方面分析其存在的立法缺陷,并提出重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