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卧底侦查的法律基础

卧底侦查是秘密侦查中的一种,对于侦破有组织犯罪及"无受害人犯罪"具有显著效果。但由于实践中卧底侦查常常出现破坏法制、侵犯人权的后果,因此其存在、使用的正当性遭到了公众的质疑。很显然要保证侦查机关在实施卧底侦查时具有正当性,就必须在理论上具有坚固的法律基础。     

秘密侦查正当程序之理论解说

秘密侦查的正当性,源于犯罪控制与个人自治利益的价值冲突与合理平衡,其平衡点的合理确定可以从哲学、伦理、法律的多重视角展开.应根据秘密侦查措施强制性程度的序位,依次确定大小不等的适案范围;在适用上,通常遵循必要性原则和比例原则,并区分司法令状与行政令状程序.     

中国秘密侦查之法律现状研究

秘密侦查方法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与犯罪做斗争的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犯罪侦查自身规律的必然产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出现。在司法实践中,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手段已经被广泛使用,并被司法机关大致认可,但时至今日秘密侦查的使用仍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法律上没有明文授权,仅仅依照部门规章、政策行事,加之具体的界限不明,秘密侦查一直游走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     

权利保障视野下的秘密侦查竞技化析评

秘密侦查指的是侦查机关采取隐瞒身份、目的、手段的方法,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乃至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活动。秘密侦查的困境在于启动陷于随意、武装不能平等、裁判难以中立、程序无法公开、侦查行为的违法性和求真的悖论。现代司法的核心在于竞技,司法决斗便是此核心的集中体现。而秘密侦查具有司法决斗中竞技的理性品质,合乎竞技的经验理性。秘密侦查的竞技化有利于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充分体现。秘密侦查竞技化的理性构想包括：厘清秘密侦查的两大类别——任意秘密侦查与强制秘密侦查;规范秘密侦查适用条件与原则;设计秘密侦查的概括程序和细节规制;评断秘密侦查行为过程及其结果。     

诱惑性侦查正当性研究

伴随社会发展的同时,我国的犯罪案件也是日益秘密化、智能化.以前通用的一些侦查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刑法追究犯罪的需求.因此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诱惑性侦查也就应运而生.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虽然在我国法律上对其尚无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大量出现,其手段的合法性在理论上备受争议.对于此问题正当性研究,我国应区别地承认...     

刑事秘密侦查措施的理论重构

秘密侦查措施作为打击和惩罚犯罪的有效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它同时又存在着一定的侵害性。因此,需要对秘密侦查措施的应用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以对其进行规范和制约,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然而在我国,相关法律制度并不完善。本文认为值此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将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的统一调整范畴,赋予它以合法性、正当性,并规定严格的程序来遏制它的侵害性,避免对公民个人权利与隐私的过分侵害成为当务之急。     

秘密侦查措施的立法构想

针对刑事犯罪具有的隐蔽性和暴露性特点,各国都采取了秘密侦查和公开调查相结合的双重方式,我国也不例外。文章论述了秘密侦查具有存在的现实基础,秘密侦查手段存在的合理性,以及秘密侦查措施的正当性;考察了外国在秘密侦查措施方面的立法情况,提出了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秘密侦查措施的构想。     

应当赋予检察机关特殊侦查措施

特殊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采取隐蔽身份、目的的方法，在侦查对象不知晓的情况下，发现犯罪线索，收集犯罪证据，以及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侦查活动。根据司法实践，特殊侦查措施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技术类秘密侦查措施，如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等，这是实践中使用较普遍的一种，俗称“技侦”；二是特工类秘密侦查措施，如使用线人、特情、卧底侦查员等：三是诱惑类秘密侦查措施，如机会提供型引诱、虚示购买、控制交付等：四是传统侦查行为加密类侦查，如秘密搜查、秘密提取、秘密辨认、秘密拍照或录音录像、邮件检查等。从职务犯罪侦查实际出发。笔者认为诱惑类侦查措施不适用于职务犯罪侦查。而其他三类都应当用法律的形式赋予检察机关使用权。     

诱惑侦查的理性分析——从一起贩卖毒品案谈起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侦查手段,在打击各种严重的社会犯罪尤其是毒品犯罪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诱惑侦查在我国的犯罪侦查理论研究上是一个新的领域,由于缺乏指导和规范此类侦查活动的程序规定和证据规则,对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就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通过诱惑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的采用应当符合现代法治的精神和法律的原则。诱惑侦查作为秘密侦查手段应当法制化,并且针对其在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也要相应的予以必要的规制。     

浅谈职务犯罪的秘密侦查

当前，我国反贪案件的侦查模式基本上属于“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一般是在掌握一定犯罪线索、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获取更充分信息后，再以嫌疑人口供为基础搜集其他的证据。如果收集的其他证据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所出人，就继续讯问。如此循环往复，整个反贪侦查程序基本上都是被动地围绕嫌疑人口供进行。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模式极大地制约了反贪部门的侦查成本和效率。笔者认为，为适应反贪侦查的严峻形势，提高侦查效率，采用秘密侦查不失为一种切合实际的选择。秘密侦查是指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在严密的指挥和监控下，秘密使用跟踪、设伏、录音监听、摄像、伪装潜入等合法的手段，掌握侦查对象的动向，控制其活动，从而发现和揭露犯罪的一种侦查方法。秘密侦查对于反贪污贿赂案件的破获具有巨大的效应：     

论诱惑侦查的法理正当性

我国学者对诱惑侦查是否具备法理正当性进行了长期的论争与探讨，各派学者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出发，分别论证了诱惑侦查的法理正当性和弊端性。要认同诱惑侦查的正当地位，必须进一步追问其正当化的法理基础。     

秘密监听与隐私权保护

随着科技的发展，犯罪手段也在日益的科技化，给侦查案件，打击犯罪带来诸多挑战，这就使得侦查机关不得不在侦查过程中运用一些科学技术手段，增强侦查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秘密侦查，也被称为技术侦察，秘密监听就是这类侦查措施之一。秘密监听是指刑事侦查机关在未经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安装窃听器听取当事人通话内容进而从中获得犯罪证据的一项侦查措施。秘密监听措施的运用极大地增强了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提高了侦查机关的破案率。     

浅析非法证据的几个问题

秘密侦查手段获得的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是一个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划有关的问题。我国刑诉法对秘密侦查手段没有进行规定，更谈不上对秘密手段获得的证据的可采性的规定了。但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在侦查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收集犯罪证据，以更迅速，更准确地侦破案件。在侦查中使用秘密侦查手段是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侦查策略之一，但很多国家都是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秘密侦查手段的种类、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控制

诱惑侦查是侦查人员或其安排的“特情”通过对侦查相对人使用诱惑手段,促使犯罪发生并当场破获犯罪的侦查手段。而其中“特情”是指侦查机关从社会人员中秘密选择用于协助侦查活动的特殊情报人员,与西方国家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所称的狭义上的“线人”近似,均用来指在警方的控制下为侦查活动提供线索或者协助警方开展侦查活动的公民。     

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与法律监督

不需要得到相对人自愿配合而直接实施的侦查措施为强制性侦查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具有正当性，同时也具有侵害公民基本权益的弊端。为避免或减轻强制性侦查措施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需要通过法律规范强制性侦查措施，同时需要加强对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目前我国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严重不足，对于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局限于对逮捕等强制措施适用的监督，对搜查、扣押、冻结等大量强制性侦查措施尚未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强化对于强制性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需要通过立法完善强制性侦查措施的规范体系，同时也有赖于检察机关改革、优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     

秘密侦查立法之我见

秘密侦查是一种具有独特效力的犯罪侦查方法,也是一种侵犯公民权利的侦查方法。我国应该借鉴外国的经验,尽快制定有关法律,把秘密侦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强制性侦查与令状主义

令状主义产生于英国普通法,旨在通过令状的方式实施法律上的强制处分,并对个人权利给予适当的救济,本质上是一种权利救济原则。目前许多国家对强制性侦查采取令状主义原则。广义上的令状主义,是指侦查机关在强制性侦查过程中,获得许可,可以通过法律允许的手段进行,并不限定颁发许可令状的机关一定是排除侦查机关本身的其他机关。狭义的令状主义是指侦查机关在侦查一定范围内的犯罪时,原则上可以根据法官签发的令状进行监听。我国没有实行狭义的令状主义。令状主义是追求实体真实和正当程序结合的中和产物,在诉讼的过程中要保障实体真实,同时又要注重程序的正当性,以保护人权。     

秘密侦查兴起背景探究

秘密侦查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背景与原因:其一,犯罪类型与形式中有组织犯罪与隐形犯罪愈发突出;其二,常规侦查手段的控制日益严格,许多国家将秘密侦查作为疏通管道;其三,社会结构向陌生人社会、工业化社会、多元社会的转变为秘密侦查的适用提供了更为适当的社会环境。     

秘密侦查中的证据使用问题

秘密侦查现成为了重要的侦查手段,但是由于秘密侦查特殊的属性,尤其在我国,对秘密侦查手段的使用又存在法律缺失,致使其证据的使用存在着诸多的争议。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背景下,通过对由于秘密侦查所产生的证据使用问题进行研究,提出一些解决秘密侦查中证据使用问题的建议。     

论反贪秘密侦查及其证据力

当前我国的贪污犯罪,其行为方式从一般行为方式转为特殊行为方式,其犯罪形态从单一型转向特殊型,从内向型转向外向型。这种客观形势要求我们在侦查意识、侦查观念和侦查手段等方面,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必须把公开的侦查手段和特殊的秘密侦查手段相结合,才能有效的同贪污犯罪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