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因《古代法》中的法律人类学思想

19世纪英国著名的法律学家梅因爵士是历史法学派的英国代表人物、比较法理学奠基人以及法律人类学创始人。他于1861年出版的《古代法》一书不仅对西方法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人类学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法律人类学的前史：19世纪欧美学界的原始法学思潮北大核心

19世纪欧美学界的原始法学思潮，对法律人类学学科的诞生有着直接影响。麦克伦南、摩尔根、梅因、巴霍芬等就原始法本质与内容展开了激烈争论，形成了“符号说”与“规范说”两种学说。萨维尼与梅因对法律的单线演进过程予以了描述，初步揭示了法律的进化逻辑。在对原始法的本质、内容及进化逻辑的探究中，相继涌现出了过程分析、文本分析与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系统研究19世纪欧美学界原始法学思潮与法律人类学学科之间的历史关联，对我们思考当下中国法律人类学“向何处去”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为法治找寻沃土──法律人类学的历史、主题与启示

作者在介绍西方法律人类学从 1 9世纪到 2 0世纪末的历史的基础上 ,对法律人类学的法律观、研究范式、具体方法作了总结和归纳 ,并结合近年来出现的“本土资源论”、“民间法”研究热潮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阐述了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对中国法学研究和法治建设的启示     

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

本书研究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兴起的一股批判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法律传统的左翼思潮——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它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和历史发展，它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主要作品，它对美国其他法学流派的批判、对当代美国法律制度的批判，后批判法律研究运动以及它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法学理论更新的比较。     

“不受羁绊的人类学”——劳拉·纳德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及其贡献

劳拉·纳德是当代西方法律人类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她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对法律人类学、人类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纳德在法律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上有三个重要的贡献：提出了具有适用价值的西方社会研究进路,给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法输入了活力;建构了纠纷过程研究和过程控制理论,对法律人类学研究由规则中心向过程中心转变起到了推动作用;创新了和谐理论,为不同语境下的社会和谐提供了理论分析工具。     

中国法律史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形成

19世纪以来,欧风美雨影响下,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学术架构悄然发生改变,逐渐与近代西方学科体系接轨。20世纪初期的清末变法修律对新式教育的推动,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与此同时,中国法律史学科在近代中国也应运而生,通过对中国法律史学课程设置考察证明,中国法律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     

中国人类学研究50年回顾

人类学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前半世纪是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开始起步发展和传播的时期,在"抗战"前后达到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峰值;后半世纪中国人类学经历了坎坷曲折的发展过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跌落至谷底,本世纪80年代,中国人类学研究重获新生,并于90年代后期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与日俱增.经历了大起大落之后,中国人类学在面向21世纪之时,在新的起点上正逐渐走向规范化、体系化及本土化,并以崭新的姿态准备充实现代国际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人类学研究做出相应的贡献.回顾和反思这一历程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地认识中国人类学的历史地位、社会价值及总结经验教训,为中国人类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建设性的参考意见.     

信仰:当代青年完成历史跨越的课题

(一)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不仅在编年的意义上,而且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的意义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整体层面上真正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面对即将逝去和正在到来的世纪,人们开始回顾和反思.当我们把历史的脚步移回到19世纪——20世纪的转折点时,仿佛听到曾惊醒19世纪西方世界温馨沉梦的哲人尼采宣布"上帝死了"的呐喊;似乎看到"激荡百年"后世纪的地平线开始倾斜,瘟疫一样的世纪末情绪,以迷惘、空虚、不知所措、绝     

我国行政诉讼引进判例制度的法文化思考

本文从法律文化视角透视了 中华法系的兴衰和西方法系的发展, 并加以比较分析,对判例法制度在西 方法系的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 思考;并结合中国的历史、现实和世界 背景,探讨了判例法制度在中国实行 的可能性。     

也论亲属容隐的当代意义

亲属容隐制度在中国和西方法律史上都有悠久的历史。在当下西方法律制度中仍然存在着亲属容隐的空间,而在中国当代法制中,其因被当成落后的封建法律文化而遭致弃绝。亲属容隐可以调节法律与人情之间的冲突,可以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因而在今天的中国法律中,应该对传统的亲属容隐制度的合理因素进行吸纳,从而构建以自由、平等为精神的新型亲属容隐制度。     

中世纪纠问式诉讼论说

纠问式诉讼作为一种诉讼方式在西方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而中世纪是其形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无论是诉讼法学界还是外国法律制度史的学界,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一篇详细论述纠问式诉讼问题的论文。如果我们能够就此问题作一个比较详细的研究,勾勒出此种程序的历史发展轨迹,并引起该程序变化的诸多方面的仔细考察,这于诉讼法还是对法律制度史的研究都将是一种贡献。     

浅谈罗马法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近代大学的兴起源于中世纪罗马法的复兴。世界历史上第一所大学——波伦那大学就是从研究罗马法开始的。法学是研究法律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自19世纪以来，罗马法实际上已成为各国学者共同研究的对象。本文从罗马法的概念出发，系统地阐述了罗马法的产生背景和渊源，法学理论家所经历的时代、对现代法学研究以及对我国民法研究的重要意义。并根据我国的民法精神和制度，深入地比较和探讨了我国民法与罗马法的异同，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借鉴罗马法进行理论创新。本文为我国的法学理论精神和法律制定完善提供了历史依据，同时对我国的民法典的制定具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     

法律人类学研究的方法及运用——以监狱的调查研究为例

人类学是以研究文化的现象为主的一门学科,如果将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看待,那么法律人类学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法律人类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它的田野调查法、文献研究法、深度访谈法、视频观察法对法律现象的探讨的帮助是很大的。完善法律人类学研究的方法,也是对监狱这一特殊领域进行学术深描的需要。     

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理性分析——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律与宗教》中译本的发行,"法律信仰"就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从伯尔曼式的法律与宗教入手,分析法律信仰的内涵,结合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三个途径: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立法的本土化;树立法律权威,增强人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培育法律信仰根植的土壤。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与西方沉默权制度的对话

传统道德规范是法律制度的社会历史基础和赖以生存的土壤,法律制度又是传统道德规范展现与光大的重要形式与稳固平台,二者血与肉关系要求对西方沉默权制度的研讨应以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为基本出发点;中国传统道德要义也决定了没必要也不应当确立西方沉默权。     

契约文明与法治

社会契约理论是16世纪以来在西方乃至全世界极有影响的一种国家学说,其兴起与西方的契约文化传统、与西方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日益发展的契约经济有密切联系。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契约发展的历史。契约这一民法上的名词在西方社会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正是契约理论与社会学说的结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革命提供了理论前提。另一方面,契约原理所具有的世俗性,所隐含的自由、平等、正义、功利和理性的原则等现代法律观念,正是西方法治文明的基础。     

论谭嗣同的法律思想及局限

谭嗣同的法律思想是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宗教文化和时局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他的法律思想深刻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封建伦理三纲,宣扬了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等西方法律思想。由于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功利目的,使他对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内涵缺乏具体的分析,没有认识到民主的不足以及民主和自由的关系,因而他的法律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不过,他的法律思想达到了中国思想史上极高的水平。     

法律社会学与法律人类学的边界

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在诞生初期,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前者研究西方社会的法律,后者关注非西方社会的法律。但是,这种对象上的边界,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学的国际化与人类学的本土化已然消失。与此同时,法律人类学又丧失了专属的职业背景,它与法律社会学在研究者身份上的边界也在消失。最后,随着社会学系的研究者可以使用深度访谈的田野调查方法开展法律研究,法律人类学又失去了专属的研究方法,它与法律社会学的边界最终彻底消失。基于对法律理解的立场,并无必要强调什么是法律社会学,什么又是法律人类学,它们之间的边界不能仅仅只是被动地消失,而必须要主动地开放。     

管窥女性主义人类学及其对教育研究的启示

社会性别一直是西方传统人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伴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 ,女性主义人类学在2 0世纪 6 0— 70年代发展成为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并且形成了其丰富的研究领域 ;我国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刚刚起步 ,处于萌芽阶段 ,但是其独特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将对教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风俗的法律研究:解释力、局限及未来可能

法学研究常常忽视风俗的存在及其意义,与此同时,人类学研究常常又会夸大风俗在法律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客观分析和理解风俗与法律的关系,有利于消解法学和人类学研究在对待风俗之态度上的紧张关系.一方面,透过结构-行动、文化阐释、行动以及法律信仰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过风俗理解法律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另一方面,通过对法律的外延、法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及法律在多样化社会情境下运作的分析可以看出,通过风俗理解法律同样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局限.从实践层面上来看,法律治理向风俗的适度开放,是促进法律治理从主观化向客观化迈进的必要路径；同时,在法律发展的问题上,风俗只是一个具体的变量,法律发展必须以社会变迁为立足点,以此促进法治与社会变迁的有效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