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的真正含义

法律信仰是一种从认识论意义上而言的、富有批判怀疑精神的信仰;它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信仰,是人们对正义、公平等基本法律价值和法律规范、法律活动应当蕴含这些基本法律价值的理念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     

论法律信仰论中的悖论

信仰的实质是一种带有神圣情感的超验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法律信仰在中国很难形成;法律信仰论者把法律与法律身上所固有的主体性品质割裂,造成法律与法律身上所固有品质的二元化,把信仰的内容与信仰行为颠倒,用如何信仰代替信仰实质。本文试图分析法律信仰在中国这块土壤不能生根发芽的成因,并认为法律信仰在中国的语境下是一个假命题。     

法律信仰的进路——从《法律与宗教》中得到启示

哈罗德J.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书将法律和宗教信仰问题放入西方的历史长卷中进行考察,提出了两者未来的发展前景。本文从中得到启发,结合中国法治和法律信仰的现实,给出了一种可能的法律信仰的进路。     

论西方法律信仰的主体生成

西方社会法律信仰主体的生成,离不开宗教意识的有力摧发,更离不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近代自由主义思潮的精神洗礼。本文通过对西方独立法律信仰的形成的探讨,获得建立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有益启示,以利于我们的法治建设。     

重思“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在我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其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法律信仰这个源自西方的命题不加审视地视其为真理而简单接受。笔者在考察伯尔曼法律信仰命题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基础上,认为法律信仰是将二元论下两个根本有别的秩序体简单联合在一起的失败努力。同时,基于对引发法律信仰思考的问题意识的肯定和公民宗教问题的讨论中,笔者认为在一元论社会条件下应该提倡的是"法律信心"而非法律信仰。     

法律文化与法律信仰之辨

法律文化与法律信仰关系极为密切,前者决定与影响着后者的发展,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外在表现形式。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家长制宗法社会体系、君主专制的政治特征以及根深蒂固的＂无讼＂法律价值观均不同程度拘囿了法律信仰的萌芽与发展空间,造成了法律信仰的整体确实。即便如此,只要我们极力追求良法之治,凸显法律的公心与良善,为法律之健康运作创造司法独立与自由、平等成为惯性的社会秩序,加大法律知识普及力度,提升公民运用法律解决争端的能力等,公民法律信仰之整体提升还是可期的。     

中国当下法律信仰的悖论——基于对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分析为视角

法律信仰是我国法治国家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的结论是在西方法律与宗教相互融通的框架下展开的。他在《法律与宗教》中，最终关切的是失去了法律的宗教日益失去其社会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内心、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崩溃。而观照我国当下的法律信仰问题，在法律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的国家，过于强调法律信仰的作用，可能让我们忽视了真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一定需要以民众的法律信仰为前提。     

当前中国法律信仰问题的理论争鸣

法律信仰问题成为当前中国法学界的热点,学者们就"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联及中国是否拥有法律信仰等进行争鸣。从语源学与中国古代法律传统分析,中国毫无疑问地存有法律信仰问题。随着法律信仰逐渐朝着自觉、理性的轨道发展,我们应努力推动法律信仰的理性转化,以促进法治文明。     

构建法律信仰下的法治中国

法治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法律化、制度化的程序保证,而法律化、制度化的体系的建立,又离不开精神与信仰的引导。健全的法律体系是筑起法治大厦的外部条件,而能够让公众形成普遍的法律信仰则是其内部条件。法律信仰为法治中国提供精神支撑、意识基础和信念鼓舞,然而由于受传统文化影响、法律工作者法律信仰薄弱、法律程序冗杂等因素影响,使得当前我国法律信仰缺失。对此,可以从提高公民法律认同感、提高权利意识、增强法律法律工作者的法律信仰、通过多种媒体进行舆论宣传和指导等方面来培养公民的法律信仰。     

论法律社会化的进路

始于80年代的中国法律社会化运动,舍理念采实证法律知识社会化的进路选择偏差是导致公民法律信仰依旧缺失的重要原因。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内在驱动力,因此,法律信仰的培育是我国法律社会化的核心进路。     

法律的宗教性及其缺失对法律信仰的影响

道德、宗教和法律是支撑人类秩序大厦的三大坚强柱石。在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 ,它们各自作用于社会的程度是不同的。现代社会 ,法律意识空前提高的同时 ,法律被当成万能的工具 ,道德退化 ,宗教淡出 ,且不论法律一柱擎天的状况是否合理 ,是否能支撑得住秩序大厦 ,本文想讨论的是法律的宗教性 ,分析作为法律内部元素的宗教性的缺失会如何导致法律信仰的剥落 ,就像营养不良的大树开始脱皮 ,最终法律之柱折断 ,秩序大厦崩塌     

论乡土社会法律信仰的建构

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形成的前提,乡土社会的法律信仰则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当下有限的法律认知、传统因素的阻却及法律运行的缺陷是法律信仰在乡土社会中缺失的原因。建构乡土社会法律信仰有三条路径:加强乡村普法教育,提高乡民用法律维权的意识;重视习惯规范,完善乡土社会立法体系;增强服务意识,健全乡村法律运行机制。而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乡土社会民众的法律信仰,进一步推动乡土社会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西方法律信仰形成的两大要素及其启示

西方法律信仰的形成与宗教信仰所造就的心理文化基础紧密相关。宗教之所以被信仰,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它满足了人们(至少是一部分人)的精神需求。法律信仰也是人们对社会秩序追求的精神理念。西方社会有今天的法治,与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发展和宗教信仰所造就的心理文化是分不开的。     

论法律信仰的培养

培养法律信仰的原因是法治本身的需要;影响法律信仰的培养所面临的障碍是缺失法律信仰的根基、法律信仰的前提、法律的权威性,是法律信仰普遍性的缺失。因此,要将法治精神的建设同市场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消融国家优位的理念,树立社会优住的理念,加强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法律信仰培养,培育国家公职人员现代法治精神。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探析

“法律信仰”源于美国学者伯尔曼的一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近年来，我国法学者对“法律信仰”这一命题，因对“法律”和“信仰”概念的理解不同而颇有争议。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对“法律信仰”的理解，应在现代中国语境下进行探讨，把握法律能够被信仰的理论基础、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论法律教育改革与法律信仰的培植

法律教育在培植法律信仰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的法律教育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这种消极影响不利于形成法律信仰精神.为了发挥法律教育在培养法律信仰中的作用,法律教育改革成为必然:首先,法律教育尤其是普法教育必须把权利教育作为重点,增强公民权利意识.其次,应该把培养公民的积极的法律情感作为教育目标之一,避免法律教育中意识形态漂浮现象.第三,注重法律教育中方法知识的传授,把培养法律思维,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作为培养目标.     

“法律信仰理论”在中国的学术脉络

在中国语境下,"法律信仰论"被学者们赋予丰富的意义,包括法律信仰内涵、法律信仰的原因、法律信仰实现途径等等。但是,对于这个概念,无论是借鉴还是批判,都需要对其本身进行考察,考察其产生原因、本来意义及影响结果等等。否则,就会偏离其原意。     

论法律信仰的培植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有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作为理念的基础.在我国,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公民对法律的信仰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法治化过程中,我们要高度重视法律信仰的培植.要通过完善立法,改革司法,建立起法律的权威;要通过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为法律信仰的形成提供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法律：由疏离到信仰——对公民形成法律信仰所需条件的思考

历史上法律信仰传统的缺位加上现实中法律自身及其实施中的缺陷,导致当代中国法律信仰的匮乏.法律信仰的形成条件应是特定语境中的具体的良法和良治的结合体,应以行使国家权力机构行为的法治化促生良法和良治,从而达至主体对法律的信仰而不只是被动地服从.     

法律应当被信仰

许娟在《法律科学》2009年第5期上载文《法律何以能被信仰？——兼与法律信仰不可能论者商榷》认为，社会的转型期法律与现实的不相适应甚至相互矛盾确实存在，这使人们往往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怀疑和重新审视的、心理，而法律信仰作为法律权威的主观心理机制，在中国语境下也因此被视为了一种“善良的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