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国际犯罪事项上的中非司法合作：问题与挑战——基于哈布雷案视角的研究

随着国际社会围绕严重国际犯罪达成共识的增多,国家间司法合作日益受到影响。司法合作一方面能有效防止出现“有罪不罚”现象,另一方面能帮助完善一国国内法制。随着中非关系的更加密切与发展,中非司法合作将愈益增多。中国要在中非司法合作中占据主动,呈现更正面的建设性形象,就有必要首先完善本国国内法制。哈布雷案在此方面可提供若干借鉴。     

孔子民本经济思想新论

孔子民本经济思想溯源于三代，特别是西周以来传统德治思想与宗法制度的长期影响，是孔子仁学思想在经济领域的自然展开。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居敬行简”的治民观、“敛从其薄”的税赋观、“宁俭毋奢”的节俭观、“取物有节”的生态观、“无信不立”的诚信观、“待贾而沽”的货殖观等，基本要义是惠民、富民。孔子民本经济思想开启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源远流长的“以民为本”优良传统，在新时代的语境下对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佛学的东方属性及亚洲核心思想之地位——高楠顺次郎的佛学价值功能论

日本“东洋学”家高楠顺次郎站在亚洲整体观及东方学的立场上，对佛学之于印度的“文化清算”功能做了深入系统的分析阐述，认为佛学的出现标志着来自西方的印度雅利安人的文化由物质性的文化改造为精神性的东方文化，指出佛学从十五个方面对以往婆罗门教文化做了彻底的“文化清算”，从而与雅利安人固有的“西方思想”分道扬镳，实现了佛学的东方化，不仅改变了印度的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逐渐成为“亚洲的核心思想”；他还进一步对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佛学特色做了比较。高楠顺次郎关于印度佛学的研究贯穿着“东方-西方”意识，表现了“亚洲核心思想”的认同，富有理论东方学的价值，值得我们进行批判的分析研究。     

重读上海都市“新感觉”：从技术地理学到技术感性学的视角

技术的更迭不断地改造着人类社会的空间形态,也重构着在空间中生存之人的生命体验和审美感知。现代都市作为技术性空间,构成了上海新感觉派的感知环境,也是其重要的表征对象。上海都市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种传播和移植的“技术现代性”,是西方现代军事、运输和通信等技术的直接地理后果;而其在地生产,包括了都市空间的营造和城/乡空间关系的重构。新感觉派作家对现代技术事物的感觉之“新”,是在作为技术性空间的都市中,与“技术”效应之间产生的剧烈感应与共鸣。新感觉派技法的电影化,则是一种感性表征的现代技术媒介机制。从“技术地理学”到“技术感性学”的交汇视域来重读新感觉派,彰显了现代都市中“人/技术/空间”的辩证关系,在当代语境中具有普遍的参照意义。     

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与国族认知——兼论《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

20世纪80年代后,学界的“记忆”研究逐渐兴起。法国当代史学名家皮耶?诺哈主编的多卷本《记忆之场》引领了这一潮流,将之聚焦于富有象征意味的“记忆之场”上。诺哈区分了“记忆”与“历史”,指出了“记忆”的“场所”具有的物质性、功能性与象征性,并以庞大的篇幅建构了法国国族自我认知的社会史。其中,孔帕尼翁的《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将普鲁斯特及其作品视为一种“记忆之场”,探讨了“泛普鲁斯特学”、成为“法国伟大作家”的普鲁斯特及其成功的社会基础,将“普鲁斯特”这类“建构之象征物”纳入到“法国之所以成为法国”的研究中,表明其保证了一种集体性的、文化与身份认同的再生产;该文也代表了作品研究的另一种进入方式。     

“情性”还是“性情”：中国诗歌价值取向的分野

中国诗论中“吟咏情性”与“吟咏性情”有着巨大的不同,标志着两种诗学理路。“吟咏情性”的主要内涵是“情”,是由“感物”而来的“感”情,与“性”的关系不大;而“吟咏性情”的主要内涵则是“性”,由“性”而来的“情”。早期理论以“情性论”为主,宋明以来则主要是“性情论”。“情性论”的“情”个体感性维度明显,“性情论”的“情”则理性色彩突出,从“情性”到“性情”的重心转移显示了中国诗论理性化的价值取向。要用“情性”与“性情”的双重视野来看待中国古代诗论中的“情”才较为全面。在这种双重视野下来审视中国的“抒情传统”,则会有不同的答案。     

社会工作“绿色转向”的本土思想资源——对费孝通相关论述的考察

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西方社会工作发生了“绿色转向”,并对我国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社会工作在接受西方影响的同时,也要关注相应的本土思想资源。费孝通围绕“天人合一”“消遣经济”“人文生态”所作的论述,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工作的“绿色转向”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费孝通从差序格局的角度对“天人合一”所做的社会学解读,有助于我们走出西方社会工作“绿色转向”中的潜在张力。其次,作为一种源自本土的经济态度和生活方式,费孝通所说的“消遣经济”为我们探寻有别于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另类社区发展道路提供了本土经验参照。最后,从费孝通对“人文生态”的强调中可以看到,在当前的社会处境下,“发展”仍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保护自然环境并非放弃发展以及对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将自然生态保护与人文生态建设结合起来。     

中国画空间感的转换与近代中国的道德主题——以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为个案

中国画的空间感在近代发生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换。宗白华堪称这次转换在理论方面的集大成者。在他的中国美学研究中，空间意识或空间感始终是一个重要的中介，将他的生命哲学与艺术意境理论连接起来。空间感固有的“动”与“静”“实”与“虚”的整体结构关系的重心，在宗白华的中国美学研究中发生了一次由静到动、由虚到实的转移。这一转移首先是西方现代生命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对话的产物。中西对话又被特定的文化氛围所提出的主题所形塑。这个主题即是近代中国“道德革命”以来逐步形成的由概念到个性的道德主题。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国画空间感转换的深意在逻辑和历史两个层面上就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进一步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号召——学习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思想改造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包含特定政治属性的概念，是指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之外的所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政治认同对于新生政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此，建国后的头两年中共一直培育知识分子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1951年秋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进一步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重要举措，而周恩来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则是中共发布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号召。报告设计了培育知识分子政治认同的基本模式，引起了知识分子的广泛共鸣，有效推动了改造运动的开展。     

论《西游记》之“赌赛”叙事及其审美意趣

基于经久不衰的“赌赛”风气，《西游记》善于将各种争强好胜的预测打赌与武力打斗以及心智斗法等游戏性较量纳入“赌赛”命题加以叙述。在这些“赌赛”叙事中，孙悟空与各路神仙、妖魔不是为了赢钱争物，而是以“赌输赢”“决胜负”为意。小说既借预测结果的“赌赛”叙述增强小说文本的悬疑性；又借武斗竞技“赌赛”叙述满足读者寻求惊险刺激的审美心理。各种“赌赛”叙事还将争强好胜的“心魔”蕴含其中，既使得神魔小说饱含世俗性，又有效地服务于“游戏中暗传密谛”创作主旨。从“赌赛”叙事维度看，《西游记》是一部“游戏”小说，蕴含着悬疑、惊险以及庄谐交织等多元审美意趣。     

空间观念的理论生成与话语转义——以康德的“先验空间”到“具身化”为例

康德针对绝对空间展开的继承性批判成为重构空间思想的必由路径,他用“绝对纯粹”来替代“神秘经验”,这是一个非神学的空间阐释框架,被誉为“哥白尼式革命”。在划清和传统空间观念的界限之后,康德以“经验”和“先验”为视角来廓清自己的理论构想并论证得出空间的重要属性：经验实在性和先验观念性。从这一结论亦不难看出康德对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的贯通融合,即主体凭借空间化的表象,将内感官之“我”视为审美对象,这实际是上承“先验感性”中的论述。除此之外,康德空间观已预设了现象学的基本判断,这实际上开启了空间研究从经验性走向境域化、从形而上走向“具身化”的可能性。     

基于小说语体的现代汉语伴随义“X随”类动词考察

现代汉语中伴随义“X随”类动词出现频率较高,其内部成员在句法分布、语义特征、语用功能方面表现出一些共性。辞书对其差异揭示不够,针对此类词语的专题研究依然空缺。文章试从句法分布、语义内涵、历时演变、认知理据四个层面对伴随义“X随”类动词进行考察。结果发现,在句法分布方面,“伴随”较为独特,“跟随”、“追随”一致性较高;语义方面,“伴随”强调事物伴随关系,“跟随”和“追随”强调事件伴随关系;历时演变方面,“追随”、“跟随”、“伴随”成词时间呈现由早到晚的连续统分布。导致“X随”类动词产生差异的原因在于所跟体词生命度、意志性高低,“X随”类动词主观性高低,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双向选择机制。这说明人类语言在对客观世界进行临摹之前,已接受了认知的调控与制约。该发现从认知层面进一步充实了以往有关伴随义动词的研究,在语言分析中适用性更广,能够达到以简驭繁的功用。     

富永仲基与日本“东洋学”的起源

日本18世纪前期的学者富永仲基在《翁之文》尤其是《出定后语》中,以理性的学术研究,改变了以往以“信仰”为前提基础的日本佛学与儒学的基本格局。他从儒学介入中国文化,由佛学介入印度文化,又把印、中、日三国进行比较分析,以“幻”“文”“绞”（质）三字概括三国的不同特点,同时提出了“加上说”及“言有三物五类”等一套理论方法,使日本学术史从国别研究进入了亚洲区域研究及“东方学”领域,并且在东方三国综合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诚之道”,来综合东方三道,使得日本的儒学、佛学由信仰的体系而转换为学问的体系。富永仲基对东方传统文化既有理性的分析批判,也有自觉的认同与继承,是近代前期日本第一个有着自己明确方法论的学者,其研究成为近代东洋学和现代东方学的滥觞或源头,产生了深远影响。     

民法典编撰对医疗代理决定刑法效力的影响

《民法总则》在“监护”的内容中，明确了“尊重被监护人意愿”“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增加了“意定监护”等新规定。《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在“医疗损害责任”中，则进一步强调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意味着我国的医疗代理正由“法定主义”向“意定主义”转变。对无“自我决定”能力的患者实行医疗行为，除满足“医学适应性”“医术正当性”外，还要具备用以替代“患者的知情同意”的“医疗代理同意”这个要件才能实现刑事正当化。依据法秩序统一性原理，此时的“医疗代理同意”既不能简单等同于“患者家属的同意”，也不应是“医务人员的同意”，而应当是最为接近患者真实想法的“患者的推定同意”。     

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中的类比转义

转义(trope)和类比(analogy)是女性主义叙事意识形态阐释的核心逻辑，是对男权主义传统的“性类比思维”进行逆向类比推理，从底层思维逻辑质疑二元对立模式，受到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思想学术界研究范式转型的深刻影响。以“个人的即政治的”理念变迁、伍尔夫叙事的价值之争、对《笑忘书》的意识形态阐释为例，可见女性主义理论批评从理念、理论批评到阐释案例不同层面以类比转义方式解构“二元对立”。借助类比转义，女性主义叙事的意识形态阐释得以深入揭示类比叙事、二元对立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等深层社会意识和文化符码，但也可能因推理方式本身的缺陷出现主观偏误。     

传统与现代之间：虐待罪“家庭成员”概念新论

我国《刑法》关于虐待罪规定中的“家庭成员”一词是确立本罪和限定本罪成立范围的重要构成要件。自《刑法》规定虐待罪以来,“家庭成员”概念的明确厘定都是以家庭作为分析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出现非传统的新型家庭模式影响下,“家庭成员”的概念内涵也应相对地予以扩张。研究以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作为分析家庭的进路,通过考察现实社会中实然存在的传统和非传统两种家庭形态,将虐待罪犯罪对象的“家庭成员”定义为：基于婚姻、血亲关系或非血亲的赡养关系以及非婚同居关系在同一家庭中一起长期共同生活的人。     

逆反与复归自然的“拱形结构”：“世纪末”文学思想探析

“世纪末”主要由两种审美风格构成，一种是以“逆反自然”为价值取向的颓废主义，它崇尚人工美而贬低自然美，表现萎缩的生命力和矫揉造作的人性；另一种是以“复归自然”为价值取向的原始主义，它崇尚自然美而贬低人工，表现蓬勃的生命强力和未经修饰的原始意识和内心情绪。两种审美风格看似完全对立，实则共同扮演现代文明批判者的角色。逆反自然和复归自然构成了“世纪末”文学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统一于“意志”，围绕“意志”形成“世纪末”思想的拱形结构，发散出20世纪现代派文学的诸多元素。     

《民法典》人格标识“许可使用”的规范解释——以第993条适用范围为重点

《民法典》第993条未区分“商业目的”与“非商业目的”，因此不存在人格标识“二元制”保护模式的基础。该“许可”创设之权利并非“商品化权”，而是用益性债权。使用权人基于债之关系对人格标识具有“支配力”，并形成观念占有外形而受侵权法保护。第993条的主体，应扩张至“具有名称的团体”；“姓名、名称、肖像”应排除教名、重复姓名、与曾用名称重复但现已登记的名称及法人形象；“等”人格标识包括以音色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声音”和“个人信息”；第993条适用范围应进行限缩解释，以弥合“自己的”限制条件与社会现实之裂痕。我国语境下的“商品化权”，本质系《民法典》第993条、《著作权法》第24条及《商标法》第43条不同“许可”类型所创设的“权利束”，并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第6条的兜底保护。     

中国外贸失衡决定因素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调整中的中国对外贸易不平衡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重大问题,对中国外贸持续失衡的成因探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以产品内分工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分析中国外贸失衡决定性因素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中间产品进口额的上升以及中国利用FDI的增加是中国外贸失衡的决定因素,而所谓“人民币低估”等并非中国外贸失衡的影响因素。据此本文认为,以典型的“外资嵌入型”方式全面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充当“价值增值地”和“出口平台”,是中国外贸失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其决定性因素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中国外贸失衡具有长期性,所以“缓解”的措施应从引进FDI的产业政策导向、实施“走出去”战略以及培育自身高级要素等着手。     

从哲学到思想：中西印思想的不同命名及其意义

当人类思想从早期文明提升到轴心文明之时,产生了理性思想,这就是西方的philosophy（哲学）,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人类进入现代性的统一世界史之前,三大文化各按自己的理性思想演进。进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现代性进程之后,印度的Darsana（见说）和中国的“道论”都被西方的philosophy（哲学）这一名称统一起来。其结果有利有弊,弊即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的核心内容被遮蔽了。以印度的Darsana（见说）,中国的“道论”呈中印理性思想的本来面目,对于世界理性思想的重建,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