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象尽意——中国文学的形象特征

立象尽意是中国文学的形象特征,中国古代的众多先贤都对此进行过相关的论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所构造的言、意、象关系,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倡导的＂语言是存在之家＂等理论具有重大区别,体现了中国文学理论对文学形象特征的独特认知。立象尽意的文学特征在中国古代最终形成了＂意象＂范畴,并为后代学者不断地发展和充实。站在当前的学术视野之中,文章从中国文学理论的话语建设方面阐述了立象尽意在当代的具体特征。     

道德问题研究

＂道＂为万事万物本然的存在方式或一般规律,＂德＂为＂道＂的可能发展方式或最好表现方式。对于自然存在,＂德＂与＂道＂正好同一,自然的＂德＂正好就是＂道＂,自然之＂道＂必然有其＂德＂。对于人这种自由存在,人之道就超越了＂遵循＂这一问题,人之德就变成了对可能发展方式的开拓,于是出现所谓道德问题即有德无德问题。所谓人道目的,就是对于道来说,德就是目的。只有人道目的才能约束人的概念。道德的依据就是目的论。     

"言意之辨"对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言意之辨"不仅仅就语言讨论语言的言与意关系问题,即语符与语义、能指与所指关系;而且立足于语言而深化拓展到言者与受者、语言与言语、语境与语用、语体与修辞等诸要素构成的语言符号系统与文学阐释系统的交流统一所形成的话语体系,构成"立言"与"文以足言"之言与文关系、"文言"之文言与白话关系、"言意之辨"之言与意关系、"言尽意"与"言不尽意"关系、"无言""不言""玄言"与"得意忘言"之有无虚实关系、"言外之意"与"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言内之意与言外之意关系、"立象以尽意"之言象意关系、"文笔之争"之言与体关系等命题及问题探讨,推动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的分离,强化文学语言的功能作用,从而将语言阐释与文学阐释有机统一,形成中国文学言意论特色与传统,为中国文学话语体系建构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也为当代文学批评发展提供启发与借鉴.     

谈庄子的“言”“意”对立

“言”是语言、文字,“意”是事物的真象或真知、思想。先秦时代,儒家和墨家都认为言能尽意。《论语·子路》中就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苟子也说:“不好言,不乐言,则必非诚士。故君子之于言也,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非相》)墨子认为:“举,拟实也,言,出举也。”(《经上》)举就是拟实,以此名拟彼实,言就是把物之摹写表达出来。所以言能表达真知,传达知识。掌握了言,便知道了所要表达的意义了,“言,口之利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辨也。”(《经上》)儒墨两家充分看到了语言在表达思想、阐述真知中的作用,论证了“言”和“意”的一致性。然而“言”“意”对立的地方,他们并没有加以注意,倒是被庄子发现了。     

王弼“得意忘象”、“言不尽意”思想初探

言意关系本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这对范畴在《周易·系辞上》中就已提出过。王弼通过对言、意矛盾的揭示,反映了对认识主体——人本身认识能力的考察。他承认认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主体“可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不仅看到离开言、象就无法尽意,同时又认为言、象作为尽意的工具、手段是具体的、有限的。就人要达到对最后本体、最普遍原则的认识的目的来说,言又不能尽意。虽然王弼割裂了认识过程中由不尽到尽的发展,把言不尽意的阶段片面化、绝对化并与整个人类认识发展过程割裂,以至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但却对人的认识能力做了初步的考察。开了尽与不尽问题讨论的先河,意识到人的认识能力的认识范围和界限。把认识的中心由自然转向对主体的探讨,开始了对认识主体自身的反思,扭转了认识主体在认识中的被动地位。     

李贽“自然人性论”审美意蕴的哲学解读——兼论泰州学派倡导“生活美学”的当代意义

李贽＂自然人性论＂使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呈现平民主义色彩,至今仍具有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核心价值和内涵蕴藉表现为：重视提炼＂有德之言＂,追求表现＂凿凿有味＂的朴实生活美;强调＂尽意＂＂无声＂审美效益,主张＂以自然之为美＂的艺术生活美;倡导倾听＂百姓之迩言＂,崇尚表现＂率真＂＂俗善＂的拙朴生活美;讲究＂格＂、＂调＂、＂情＂、＂性＂,欣赏悲壮激越生活之旨趣;呼吁恢复＂童心＂创作＂至文＂,追求＂化工＂的生活审美之境界。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所创立的平民主义＂生活美学＂,不但丰富了中国美学史宝库,而且至今仍昭示着它生活审美哲学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浅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读《管锥篇·太平广记》札记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太平广记》中特拈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两条“艺事要言”，发人之所未发，于谈艺赏文之道大有裨益。本文分析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内涵，说明了“想像”和“视觉”两个因素在“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审美鉴赏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论述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美学意义。     

韩非的历史变动观

韩非认为＂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故而主张＂因道全法＂。而韩非所论之＂道＂是兼合认识论与本体论,统合宇宙、社会与自然的综合范畴,＂法＂承继了＂道＂的品性,是其在人类社会的唯一代理。因此,以韩非的法治学说为根据,循着＂据法论史＂的理路探究韩非对历史变动的认识,恰可以＂治乱交替＂的二元框架,统合韩非古今观中法古、变古、反古、不变古等论点;亦可解决韩非在历史发展方向上进化、退化等方面的＂矛盾＂。     

道在术中：《庄子·天下》道术分离之困境及其化解

《庄子·天下》对于先秦学术史的分疏乃是基于道、术分离这样一个基本观念。然而这个道、术分离的判断依然是一个需要被追问的话题。实际上道、术的对举乃是道术与方术的对举,而道术与方术的对举是＂以物观之＂的态度,此态度并不透彻。由此导致《庄子·天下》中存在道术为一,却又分离的困境。更为透彻的观念是以道观之。如＂以道观之＂,则道术与方术并不存在对举现象,＂以道观之＂,道、术为一,道在术中,对于学术史的梳理应当回到＂以道观之＂的观念,如此《庄子·天下》中所存困境即可化解。     

富国与裕民之争：王安石与苏轼的政治理念考论

王安石变法以理财为中心,变革天下法度,旨在富国强兵。这与苏轼裕民的政治价值及其治国方略产生了尖锐冲突。苏轼认为,＂裕民＂理应成为变法之归旨,它是一个义蕴丰富而深广的概念范畴,与＂富民＂有别。＂裕民＂既涵盖了执政的举措在御民、抚民,于民以宽仁、宽缓,又统摄了治国＂富民而措刑＂的＂民德归厚＂之根本价值。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急於有功而贪富强＂,有病民、贫民之弊,乃至败坏天下之风俗。裕民作为苏轼政治理念的核心价值,贯串于熙宁前后苏轼的诸多思想言论和政治主张当中。裕民之道与富国之法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争论。     

“生态”的意义谱系

本体论意义上的＂生态＂与＂家＂的意境紧密相连,它不仅指称整体、系统的关系,更暗示着一种＂生生＂的状态。＂生＂与＂仁＂、＂和＂是同位一体的,在儒家的伦理系统中,往往用＂仁心＂来诠释生生之德,从而使天道、物道、仁道、人道在生生之道中合而为一。＂态＂从华夏文明的思维特征上看,与中国传统的＂象＂思维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文化渊源上说,受儒、道、禅的浸润,＂态象＂涵摄、贯通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全体。＂生态＂的本体意义便可以从＂生＂与＂态＂的辩证关系中作出相对的言说。     

“士志于道”与屈原蹈死

寻绎屈原一生之行事,把屈原放在春秋战国之际士人阶层的崛起及其＂士志于道＂这一＂志道＂固持的时代背景下加以考察,＂士志于道＂的时代精神也显现于屈原身上。屈原一生所＂志＂之＂道＂是＂美＂之＂政＂的实现。对屈原而言,个人价值的实现体现于社会价值之中。是故,当屈原上不能实现＂美＂之＂政＂,下不能退守,而以＂道＂自任又不能使之＂独立不迁＂的个体价值固持放弃时,其结果只能是走向蹈死。     

喝厕所水

据说,南京一家玉器公司的老板为训练新员工,要求他们不带手套清洗厕所,然后从洗干净的便池中舀上一杯水喝下。老板认为这是＂从细节上考验大家＂,有部分新员工做不到而离开公司,＂留下来的都是优秀的＂。     

论曾国藩对道家战争观的吸收

本文认为曾国藩的战争观在儒家之外吸收了道家思想,主要表现在：战争的本质是＂兵果不祥之器＂;战争的性质是＂兵为阴事＂;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是＂哀兵必胜＂和＂不可轻敌＂,体现出以道补儒的思维方式,从而挖掘道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士大夫成就事功的重要意义。     

沈从文“边城”想象的现代魅力

《边城》是沈从文表现故乡湘西风情的代表之作。边地的风光、纯朴的民风、善良的人们和美丽的爱情,＂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至今依然撩人心魄,撼动人心。梦是愿望的满足,＂边城＂想象是沈从文的一次梦幻之旅,他要寻访一个美丽梦境,以留驻那刚刚逝去不远的美好的＂人生形式＂,并表达＂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边城》展示了作者＂寻梦—醒梦—解梦＂的整个心灵解释轨迹。怀着＂无可言说的温爱＂而寻梦,揣怀＂无可言说的隐忧＂而醒梦;进而＂点燃起自尊与自信＂而解梦。这种心灵解释不仅是沈从文的梦境轨迹,也是现代人的美丽梦想,它表达了人类共同的心态意识,散发着恒久不衰的现代魅力。     

在贫困山区 我这样当村官

我生活的贵州省织金县岚丰村是欠发达的老少边穷地区,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作为那里的＂村官＂,经历10年,终于带领村里的乡亲走上了＂小康道＂。     

2009～2010年度中国教育小康指数：67.6 中国教育满意度大调查

调查显示,＂入园难、入园贵＂、＂教师素质问题＂和＂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问题＂,是最受关注的三大教育问题。＂歧视、侮辱、体罚学生＂,被选为中国老师最令人讨厌的行为,而＂比吃比穿比阔气＂则成为最令人讨厌的中国学生的特征     

胡宏与朱熹关于《中庸》心性思想之分歧

关于《中庸》之＂未发＂与＂已发＂问题的理解是理学家思想体系建构的关键问题之一,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决定其学说的理论走向及学派归属。道南一派与湖湘学派的思想分野也以对此问题的不同理解为基础。朱熹对此问题的观点原与胡宏相契,后则产生疑问而发＂中和新说＂,终以＂心统性情＂为此问题之结论。朱熹作《知言疑义》,胡宏＂心为已发＂之说正为其疑义之一。在理学的视野中,＂未发＂、＂已发＂问题又与《易传》＂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句、《乐记》＂人生而静＂句相牵涉,以至于引起诸多争端。朱熹哲学体系的建构实以对该问题的认识发展为枢纽,而胡宏的学说则对朱熹心性思想的建构及其发展具有重要推进作用。     

庄子是道、气和合生物的二元论者

学界或认为庄子的道、气是一物二名,或认为道是某种难以描述的精神实体,但又一致认为道是生物的唯一本源。我们认为,庄子的＂道＂指无形的规律、原则,＂气＂指细微的物质颗粒。庄子的思想是：丰富多彩的天地万物是由道和气相互配合共同造就的。准确地讲,就是在道的无意识地支配、安排下,由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而形成了万物。     

教育是教人向善的社会活动

人之初的本性是什么？有＂性善＂说,有＂性恶＂说.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言,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就是说,人有相近的本性,后天的习得使人性各异,教育并没有其他的特殊路径,就是帮助学生找回他们曾经放逐流失的善端.然而,看看今天的学校,看看今天的课堂,看看今天的学生,说真的,教育已经失去了教人向善的本来面目,成了人成长的畸形模具.迷失的教育,演绎着社会达尔文主义,教育的迷失,充满着急功近利的工具化色彩.教育全然忘记了自己应该是教人向善的社会活动.这种迷失的根本问题是教育目的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