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乡镇改革25年

我国乡镇改革25年可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至1985年进行“社改乡”和建立“乡政村治”体制, 1986年至1989年进行“撤并乡镇”和推行“村民自治”,1990年至1997年进行县乡综合改革试点和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998年至今进行“费改税”和乡镇机构改革。下一步乡镇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高效的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和覆盖城乡的公共财政制度,提高乡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     

政务与村务的合理划分和有效处理

政务与村务的合理划分和有效处理徐西胜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农村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国家基层政权设在乡镇一级，乡镇以下的村实行村民自治。这一模式规定乡镇政府对所管辖范围的事务行使管理权。由于乡镇属于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其管理的事务体现着各级政...     

"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之探微

文章通过对"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运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针对其运行失当的表现和成因,提出完善"乡政村治"治理模式要进一步完善乡政村治的体制和<村组法>的实施细则,在乡镇民主制度方面创新.     

村治——乡政的基石

<正> (一) 乡政村治,是治理乡村的活动。乡政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行政性和一定的集权性;村治以村规民约村民舆论为后盾,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主性。无论是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还是维护农村社会安定团结局面,繁荣农村经济文化,发展公益事业,村治对于乡政部具有重要意义。村治的地位和作用如此重要,那么,我国村治的现状如何呢?这里,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暂定,作为一个确定的层级,“村治”中的“村”,是指相当于政社分开前生产大队一级的村。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把我国村治的现状划分为三大类型。     

新时期基层治理什么模式最合适

我国基层治理结构应该实行强县政、精乡镇、村合作乡派、村治与县政难以适应我国拥有庞大农村人口的现实其实寻找基层支撑点的背后就是寻     

20世纪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相继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由此造成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工业化与政治上民主化的严重对立,最终导致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农民彻底告别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下一步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国情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从“乡政村治”到“乡村民主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逐渐形成了以乡政村治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村民自治的深入,乡政村治模式设计的局限性逐渐表现出来。乡村民主自治的领域应当适时扩大到乡一级,把乡政村治模式提升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为此,要构建乡村民主自治模式的制度框架,并为制度的良性运行提供经济、文化和社会基础。     

深圳市大鹏镇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政治解读——评《中国基层民主发展的最新突破》

80年代以来 ,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 ,“乡政村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形成。这一体系不仅激活了农村乡镇农民群众的自主精神和创造能力 ,也有力地推动了基层政治民主的深入发展。1999年春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以一种新的“三轮二票制”方式成功选举了本镇镇长。这一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改革突破了多年以来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基层民主发展的架构 ,民主选举制度被引入基层政权建设的层面 ,因而它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以黄卫平教授为首的一批深圳大学政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乡村治理：历程、困境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政社合一""政社分设""乡政村治"以及今天的"三治融合"的变迁轨迹。新时代,我国的乡村治理成效斐然,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展望未来,实现乡村善治,乡村治理需要从明确乡村治理主体、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新体系、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保护和传承乡村文化、挖掘和开发乡村新业态等方面综合发力。     

单摆模型:一种解读乡政村治的新范式

乡政村治,一个耳熟能详的范畴,如何实现该范畴的“最惊人的变故”(恩格斯语)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不同学者从不同维度厘析乡政村治并取得丰硕成果,在运用范式分析方面更是成果喜人。在研究过程中,我们也对一种新范式进行剖析,构建国家、基层政权、基层社会三者博弈过程的模型,通过分析试图揭示三者之间的关系。     

依法治国,实现“乡政”与“村治”的良性对接

中国农村基层“乡政”与“村治”的良性对接 ,是指两者在结构、机制和功能上的有机性、联通性和整体性。它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 ,蕴涵着制度创新。其理论基础是政治体系中国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90年代以来“乡政”与“村治”之间存在的非良性对接的现象 ,具有复杂的背景和深层的原因。坚持党的领导 ,依法治国 ,全力推进村民自治和依法行政 ,发展农村经济 ,扩大基层民主 ,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 ,是实现“乡政村治”由非良性对接向良性对接转换的基本对策。     

乡村基层治理的假想科层关系及其法治悖论——基于“草根—科层”框架的质性研究

村治与乡政之间的关系是基层治理及其法治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通过建构“草根—科层”二元框架发现,村民委员会的科层性只可能在拟制的意义上成立,因为它本质上是由村民委员会主导者的身份转换诉求、政治权力欲望与乡镇政府的情感控制策略共同促成的假想科层关系。借助新制度主义的“组织场域”理论解读,村民委员会主导者试图在乡村基层治理的“组织场域”中,诉诸三重秩序资源的再生产,而将假想科层关系制度化。但由于“村治”与“乡政”的分离格局具有难以突破的规范和价值理由,这种努力往往难以实现。化解这种假想科层关系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题中之义,但受其“后坐力”影响,法治化的相关制度安排会导致村治与乡政展开资源拉锯战,村治与乡政的关系状态会随之走入另一种格局。但就像将“假想”制度化的期待无法实现一样,这一法治悖论也无法成为扭转基层法治化进程的阻碍事由。     

乡村治理的困境与对策——对恩施州村级主职干部队伍现状的调研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部分,而村级主职干部则是乡村治理中的主要力量,我们趁恩施州对村主职干部进行集中换届的时机,对恩施州村主职干部的现状作了一番调研。调研中发现村主职队伍的现状虽然整体比较稳定,但也涌现出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村主职干部由于工资、养老、工作环境等问题,辞职、工作积极性不高、疲于应付的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这一现状是由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本身的内在矛盾引起的,乡镇政府的"悬浮"及越来越严重的压力型体制都弱化了国家对乡村的治理能力。"乡政"没理顺,"村治"也就难以达到其实效。其解决的思路就是,一要加强乡村治理力量的建设,二要重新夯实国家对乡村治理的中间阶层即乡镇政权的力量,当然这一过程不是简单地注入资源,而是重塑"乡政"的结构。     

从“统治”到“治理”:我国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轨迹嬗变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我国农村的政治改革经历了一条从"统治"到"治理"的运行轨迹。其历史进程表现为:1."农村人民公社"的理想愿境及其"政社合一"制度使命的完成;2."政社分开"的民主化理念尝试与放权式改革的全面推广;3."撤乡并镇"的高速推进与"党政分开"的实质流产;4."乡政村治"下的主体迷失与"多元主体"的结构重建。     

浅析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

乡政村治是降低国家对农村管理成本和调动农民自主性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目前由于法律的不完善、行政体制关系未理顺及管理主体素质不高等原因,致使乡镇行政管理和村民自治之间难以实现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因此,必须从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观念、改进工作方法、培养村民的民主意识、加强村民自治组织建设等方面入手,促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合理构建乡村社会未来的治理模式

在“统筹城乡发展”和“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语境下,面对乡村社会治理中暴露一系列现实问题(冲突),构建乡村社会未来治理模式的价值取向应彻底摈弃“乡政村治”的制度性缺陷,确立“治理”、“对称”、“制衡”和“统筹”的新理念     

历史视角下的村干部身份与治理模式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中国乡村治理者身份制度及相应的村治模式变迁的长时段视野,分析村干部的制度身份定位与治理模式选择。中国历史上在不能实现官僚化、科层化的乡村治理体制的背景下,以绅士制度和职役制度为基础,在实践中形成了“乡绅—乡役”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弥合了乡役治村的身份困境。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立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和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干部与治理的制度经验,借鉴“组合身份治村”模式,完善“村干部”的身份制度,综合增强村干部身份的政治属性和行政属性,探索“政治—行政”的融合身份治村模式,是可行的善治之路。     

提高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效能的对策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国家政权“下沉”，强化基层政权建设，始终是一条主线。50年代初期完成了土地改革及后来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当时的“人民公社体制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它既拥有党、政、军、群团、企事业单位等众多组织系统，又兼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公共服务型’基层政权组织”。以后又历经1980年前后的“社改乡”，乡镇实行党委领导下的“议行合一制”，初步明确了乡镇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职能。全国37166个乡镇成为中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然而，随着1986年和1998年以来的“撤并乡镇、合并村组”，乡镇的规模不断扩大，财政供养人员和行政经费支出却有增无减，基层政府的行政效能十分低下，基层政府的公共服务效能也十分低下，不能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     

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结构重塑

当前,"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已越来越无法适应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县、乡之间和乡、村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使我国的乡镇治理陷入了困境。合作治理理念为我国乡镇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合作治理是基于公民社会的成长、公民组织的兴起、社会利益的分化以及民主诉求的增多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治理的新框架,其基本理念是要打破政府的权力垄断,使治理主体多元化、平等化,以实现多中心的合作共治。合作治理视域中的我国乡镇治理改革与制度重塑,应从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视角出发,朝着构建基于县乡合作、乡村合作和乡镇自治的合作式乡镇自治体制的方向推进。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