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外交的兴起

气候外交是各类国际行为主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所采取的一种全球治理行动。随着全球气候危机的不断加剧,气候变化问题逐渐进入国际外交议事日程,成为国家和国际社会之间博弈的新焦点。不同于其他外交活动,全球气候外交有其自身的成因和特点。当前的全球气候外交面临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信任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和权力之争以及谈判和执行的“双重难题”等因素的制约。全球气候外交及其困境要求国际社会重新审视国家、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体的权限与责任,积极进行多边主义合作基础上的共同治理,寻求积极、有效的全球共治范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当积极开展气候外交,力争应有的国际气候话语权。     

对外交谈判的一些浅见

外交谈判是国际交往的重要形式,是执行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外交谈判属外交学的研究范围。这里谈谈我对外交谈判的浅见,俾就教于广大读者。一、外交谈判遵循的原则外交谈判是国际交往的特殊形式,遵循特定的行为规范与原则,依笔者所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主体原则人们经常使用“国际谈判”和“外交谈判”这两个概念来表示同一国际交往行为,这与外交谈判的主体规定性密切相关。     

关键性小国与中国的支点外交

在国际政治现实演绎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小国均处于被人忽视的地位，但小国特别是关键性小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在中国外交战略全局视阈下，可以把关键性小国作为中国外交的支点，实现“以点带面”以及“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实施以关键性小国为导向的支点外交，有着诸多的有利因素，也存在各种不利的环节。中国外交需要创造性思维以及转变思路，把关键性小国的支点维护好与夯实牢，从而实现中国外交的大突破与大跃进。     

会议外交、谈判管理与巴黎气候大会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会议外交与谈判管理是达成其国际合作的有效机制。一方面,联合国主导下的缔约方大会具有较为固定的流程与规则,其谈判显示出连续性和多元行为体参与的特点。另一方面,主办国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充当着谈判管理者的角色,在会议外交中起着"关键"作用。在巴黎气候大会谈判周期内,关键行为体法国和《公约》秘书处的作用和影响体现在会前筹备、会上谈判和会后落实三个阶段:在大会筹备阶段,形成有效的谈判案文和谈判规则,运用外交手段对重要国家展开说服工作;在会议谈判中,通过密切配合将会议的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结合起来,掌控谈判形势,避免谈判的不确定性,力促各方达成共识,实现协议的最大包容性;在巴黎大会后,法国与秘书处继续合作,为《巴黎协定》的生效和落实提供政治动力。巴黎气候谈判的成功,实际上是传统国家外交能力与政府间多边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关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微观因素,如会议外交机制与谈判管理技巧,也为理解国际气候治理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路径。     

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研究

冷战结束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机制建设和具体经济成果方面成绩显著,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小国主导,大国积极参与。无论是在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还是在“10 1”、“10 3”发展机制中,东盟都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因为东盟针对东亚的战略格局而采取灵活的平衡大国战略;中日对东盟的“身份界定”基本一致;东盟倡导的合作机制为东盟的角色提供了制度保障。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东盟的主导角色符合东亚地区独特的环境,并将呈现出较强的生命力,“小国领导大国”的奇特局面,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继续。     

论东盟对东亚地区合作政策的特点及其影响

东盟作为诸多发展中小国的联盟,以集体的合力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实际上的主导者。自上世纪末以来,东盟也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对东亚地区合作政策。这些政策呈现出以下特点:力图摆脱却难免受到美国的控制,推行大国平衡战略,维持在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推广“东盟方式”等。     

从和合文化探析中国多边外交

冷战结束后，中国开展了与周边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集团的多边外交。中国多边外交的思想源自于传统的和合文化传统。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和为贵”、“兼相爱”、“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特点都映射在中国多边外交思想中，从传统中分析出中国多边外交思想的共生性、平等性、多样性、自主性，并以构建和谐世界作为奋斗目标。中国多边外交思想是对和合文化优良传统的继承，更是结合中国国情和世界格局的一种创新。     

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评析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盟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不断加强,在南海问题及地区安全形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东盟视南海问题为“制衡”中国的支点,同时在这一问题上也有着政治、经济与安全利益诉求.其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即通过“集团”方式和以“多边”机制介入南海问题,同时凭借“大国平衡”政策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从整体来看,东盟对南海问题的政策呈现出“集团”、“多边”和“平衡”三大特征.客观来看,东盟南海政策对南海问题及周边安全形势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两面性影响,并给地区稳定带来了一系列潜在风险.     

基于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全球气候外交

当前气候外交已经成为外交的重要议题,但在气候谈判与政策落实过程中依然存在很多非合作的违约现象。在全球化背景下,气候问题上升为全球性问题,是非传统外交的典型形态。因此,气候外交有着不同于传统外交的作用机理。在全球化背景下,可以从认知共同体的路径解决现阶段的诸多问题,推动各国在气候外交中的共同合作。     

试析《东盟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

“不干涉原则”既是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一项基本准则，也是东盟合作的一个政治基础。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东盟的基础性政治文件中不乏有关不干涉原则的声明和陈述，因而不干涉原则在东盟的发展进程中有着深厚的历史合理性。同时，谨守不干涉原则，也是东南亚国家对本地区特定的政治和安全环境做出的合理判断，是国际政治和安全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结果。本文以解读《东盟宪章》中的“不干涉原则”为切入点，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分析东盟“不干涉原则”的形成、特性及其所面临的挑战。     

地区国际主义与中国的东亚外交

本文中的地区国际主义意指大国对于周边小国所奉行的一种政策理念,它是新国际主义在地区层面的特殊体现.研究地区国际主义的意义源于周边地区对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在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共同推进的时代,这种重要性更加突出.对于一个大国来说.地区国际主义的内涵包括:平等参与、首先行动和必要的额外付出.在中国对东亚的外交实践中,一种实际上的地区国际主义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与东盟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为了进一步促进双方互信,实现中国与东亚的共同发展,中国在东亚外交中的地区国际主义应在既有基础上继续坚持、发展下去.     

中国气候外交的战略布局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成为影响国际格局走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将引起世界各国外交领域的“气候变革”。当前,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领域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气候外交作为中国整体外交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优化对外战略布局的一项重要举措。认清形势并进行战略布局,积极开展气候外交,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更好地履行国际责任,也是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国际关系中的“葬礼外交”

外交作为一门实践艺术,其主体的多元化与内容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外交手段的灵活化,＂葬礼外交＂就是一种灵活化的外交谈判方式。它表面上的非政治化、谈判议题的事先不确定性、以及谈判过程中双边和多边的灵活运用,使它能够降低在正式外交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但是它所取得的外交成果也具有偶然性、不充分性等特点,需要在传统外交方式的努力下不断完善。正确评析＂葬礼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有利于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加深对它的了解,从而在复杂的国际舞台上,利用多样化的外交手段更好地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     

灾难外交刍议

灾难外交中由于受动者不唯一可能产生四种援助模式：“国家-国家”模式、“国家-机构”模式、“机构-国家”模式、“机构-机构”模式。灾难外交在当今环境下具有可操作性,援助国和受灾国均可就同一目标展开不同内容的灾难外交活动。灾难外交还需遵循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无条件、根据国力、人道主义、自愿、及时等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了灾难外交的道义基础。     

整体与个体:东南亚湄公河五国发展与东盟一体化

在过去20多年历史进程中,湄公河五国快速发展并成为全球次区域合作的典范。作为一个整体,东盟在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诸多成就。随着在安全合作领域的快速升级、内外部经济和贸易互动的增强、与中国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以及支持域外国家在湄公河五国的力量存在,湄公河五国在东南亚甚至亚太地区的话语权逐步增加、影响力不断提升。东盟一体化和湄公河五国发展是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湄公河五国的发展有利于缩小东盟新老成员国在发展上的差距,并推动东盟一体化建设。要实现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应该点面结合,在注重国家治理的同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发展多元合作关系,拓宽中国的外交视野;加强与不同国家合作机制建设的力度,为中国外交搭建一个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框架。     

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

全球化重构了世界政治经济地图，城市的外交角色被错综复杂的跨国流动和社会参与所激活，城市国际化和全球都市的兴起，使得城市外交越来越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外交形态。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外交相比，城市外交的主体更加多样、目标更加灵活、手段更加丰富、游戏规则更加复杂，是一种新外交形态。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时期国家外交的某些不足，也对国家外交构成了竞争和挑战。由于城市外交对城市发展前途的战略意义，近年来在学界形成了自由派、传统派和折中派三种理论立场，对城市外交作出了理论回应。从城市都市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来看，国家常常不得不对城市外交采取宽松的政策，支持城市的国际化战略。同时，为了防止城市外交脱离国家外交的总体轨道，国家又必须通过革新制度、健全机制、完善规范等措施，不断增强驾驭城市外交的能力和水平，尽可能地将城市外交纳入总体外交的轨道之中。     

小国集团有效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逻辑——以东盟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区域安全公共产品是特定地区范围内安全类国际公共产品,其提供者向来以霸权国及全球性国际组织为主。随着安全公共产品“供应赤字”的加剧及安全地区主义的发展,小国集团作为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角色曰渐凸显。从公共产品视角来看,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受到行为体意愿与能力的共同驱动。就小国集团而言,自主偏好是其进行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的内在推力,集体力量汇集是其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外在动力,二者的耦合助推小国集团有效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而自主偏好与力量汇集的错位,则会导致小国集团自主追求意愿下降、集体力量趋弱,造成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小国集团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还受到地区权力结构、区域主导规范、外部力量介入等因素的干扰。考察东盟供给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历史演进,可以诠释小国集团有效提供区域安全公共产品的逻辑。     

浅析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政治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斯德哥尔摩到哥本哈根联合国环境大会,非政府组织都是应对全球环境问题与气候变化以及全球气候谈判中独立的和有价值的行为体,并且与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形成了密切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又影响和改变着全球气候谈判的进程,推动着以国家为中心的环境治理模式向多元中心的全球环境治理模式转变。与此同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影响的增强也给我国的环境外交提出了挑战,需要我们用新的思路来予以应对。     

中国外交的“中庸”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创新。中国外交的这种创新发展，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可。虽然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始终存在，但是中国外交实践不仅极大地缓和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而且还给亚洲地区及全球体系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试析外交保护制度的人本化转向

在当代国际法中,外交保护制度已演变为人权保护的重要工具.国际法委员会拟定的《外交保护条款草案》扩大了外交保护的范围,放宽了外交保护的条件,并对其性质进行了发展.国际法的人本化构成了这种转变的宏观背景,关于“瓦特尔拟制”的讨论及该领域的国家实践则直接推动了外交保护人本化的最终实现.外交保护制度的这一转变与国际人权法、国家责任制度形成互动,并对中国的外交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外交保护制度的人本化具有系统性、过程性及实践性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