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的中国特使外交

中国特使外交作为非传统外交方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外交事务中，其无论是在形式、内容还是在功能上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代表性，而且制度化的发展趋势成为当代中国外交发展出来的一种新模式。特使外交的频繁使用和制度化发展是中国克服常驻外交有限性与外交事务处理的专门化、多样化要求之间矛盾的灵活化处理，是对拓展国际利益和实现外交转型的平衡性把握，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用国际主流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和融入国际体系的积极选择。     

中国外交观念演进的话语视角

任何外交都离不开话语实践,就如任何意识形态离不开语言这个＂物质外壳＂一样。60多年来,中国外交从和平话语到革命话语再到和平与发展话语、合作话语的变迁,真实记载着中国外交不断成长的历程,体现了中国外交中的和平观念、革命观念、发展观念与和谐观念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导向功能、整合功能和辩护功能。     

中国互信外交：历史、理念与范式

中国互信外交,自春秋时期肇端伊始,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在这段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互信外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理念和范式。这些既具时代特色、又一脉相承的互信外交理念和范式,确保了中国互信外交实践的历史连续性,并对当代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代中国互信外交,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形成了追求＂和平＂与＂和谐＂的互信外交实践理念与相应的实践范式,有效地回应了国际社会存在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和＂中国责任论＂等论调,对我国顺利推进互信外交和坚定世界各国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多边外交研究现状与问题

中国多边外交研究起步虽晚,也取得了相当可喜的成果。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多边外交的概念的界定、对其特点和作用的讨论、对中国多边外交的层次与阶段的划分、对中国多边外交的指导思想的研究与对中国多边外交实践的解析上。同时,这些成果也暴露出中国多边外交研究存在着面广、量少、力度与深度不足等问题。从研究者的角度分析,这些成果的作者都不是专门从事或研究多边外交的人员,其研究结果大多是因＂工作需要＂的一时之作,或者是针对相关学术会议、专题研讨的＂临时＂之作。从研究内容看,对中国多边外交思想的研究还都停留在国家领导人多边外交思想解读与分析上,在案例研究中缺少更多实证的研究方法。     

论国家的外交风格及其作用

一国的外交风格多表现为该国外交的某种特质、格调或品味，有时也表现为某种具有独特精神内涵的外交行为方式，它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一国之外交风格深受该国历史、地理、文化等因素影响，并与其外交性质、目的等有内在统一性，它在推进该国外交利益实现过程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对中国外交而言，外交风格对提升中国政治上的影响力、形象上的亲和力、道义上的感召力尤具特殊意义。     

危机公共外交初探

危机公共外交指国际行为体在已经或者可能即将处于危机状态的情况下,通过应急的公共外交,树立正面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以化解其不利影响,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它有着突发紧迫性、利害重大性和灵活敏感性三大核心特征。在一个全球危机多发的年代,危机公共外交的独特性,决定了它不仅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际关系中同样具有非常突出的作用。就发展方向而言,危机公共外交将走向经常化,与其他外交手段进一步相互配合,其操作方式、主要对象和功能都在发生转型。     

国学与我国当代外交实践

随着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我国传统的文化学术——＂国学＂,正日益受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广泛重视,特别是在当代国际关系和外交工作领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外高层领导人常将国学知识大量运用到外交实践之中。＂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这五方面的国学知识,都在我国当代外交实务中得到具体运用。目前在外事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与实践领域,我们理应更加重视对青年学生、翻译人员以及外交官员加强国学知识教育,健全其国学素质,为21世纪我国国际关系、外交事务领域培养优秀人才。     

论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不同,它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基于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目标的长远性,对他国开展的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的的活动。人文外交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概念,强调包容与和谐以及以人为本,人文外交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文化外交可分为思想外交、文明外交和文艺外交三个层次,其中思想外交效力最强,是文化外交的核心。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离不开西方思想的扩张和征服,各种反抗努力的失败更显示了思想外交的强大力量。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通过参与和推动思想和价值观的国际讨论、整合制度资源、集中力量服务思想外交、大力开展学术外交等方式加强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     

“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

前外相前原诚司在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使得新世纪好不容易处于＂暖春＂状态的中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前原外交＂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它与前原诚司的政治经历、政治作风、对华政见及个人野望有关,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民主党外交经验的缺乏有关,与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及日本右翼对此的不断鼓吹有关,与鸠山内阁留下的政治外交的＂负面遗产＂有关,与日本民主党一直所持的对华＂军事担忧＂有关。＂前原外交＂使中日关系紧张和消极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的重要影响。     

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

全球化重构了世界政治经济地图，城市的外交角色被错综复杂的跨国流动和社会参与所激活，城市国际化和全球都市的兴起，使得城市外交越来越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外交形态。与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外交相比，城市外交的主体更加多样、目标更加灵活、手段更加丰富、游戏规则更加复杂，是一种新外交形态。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时期国家外交的某些不足，也对国家外交构成了竞争和挑战。由于城市外交对城市发展前途的战略意义，近年来在学界形成了自由派、传统派和折中派三种理论立场，对城市外交作出了理论回应。从城市都市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趋势来看，国家常常不得不对城市外交采取宽松的政策，支持城市的国际化战略。同时，为了防止城市外交脱离国家外交的总体轨道，国家又必须通过革新制度、健全机制、完善规范等措施，不断增强驾驭城市外交的能力和水平，尽可能地将城市外交纳入总体外交的轨道之中。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警察"、"公安"辨

"警察"一词比"公安"一词更准确,更能体现行业特点.从概念上看,"警察"的外延比"公安"大;从语用角度看,"警察"比"公安"更有表现力;从使用范围看,"警察"比"公安"更能与国际接轨;从使用年代看,"警察"比"公安"更有历史渊源.因此,宜以"警察"一词代替"公安"一词.     

从有限做到无限

市场无极限,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应当满怀信心,从有限做到无限,在复杂的市场竞争格局中赢得生存与发展。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