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哲学: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基础

针对公共行政学界存在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知识品性、知识功能以及行政哲学研究的必要性的怀疑态度,文章论证了行政哲学在何种维度、以何种方式,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何种知识基础。行政哲学在公共行政学的前提性、支援性和引导性的知识维度,构成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基础。从行政思想史以及行政哲学的发展状况来看,行政哲学至少能够为公共行政学提供价值观、方法论、思维方式等类别的知识基础。行政哲学主要通过反思思想前提以及一系列范畴和原理,为公共行政学提供知识基础。     

西方行政生态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启示

行政生态学是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公共行政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首先分别阐述了生态学和行政生态学的含义,继而对西方行政生态学理论的提出、形成和主要内容进行较为深入的梳理和总结,最后探讨了西方行政生态学理论对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启示,以达到对我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中国公共行政学建构路径的理性思考

“行政学中国化”是中国公共行政学建构路径的一种理性选择。它的重心是从中国公共问题的原生性背景中解读公共性,应当体现出一种对公共性的中国关怀。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审视,中国公共行政学将是“行政学中国化”可预期的学科成就。     

我们应该关注什么:关于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争论

身份危机一直困扰着公共行政学,由此也产生了诸多关于什么是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争论。对公共行政学大问题的回答并不主要依赖于我们的知识视野和理论建构,相反它可能更依赖于我们的信仰,依赖于我们如何认识公共行政在社会中的身份和角色。依据范畴(boundary)、焦点(core)、关键词(key words)与论题(issue)等四个要素,公共行政大问题可界定为三个维度:制度层面的合法行政大问题所回答的是,公共行政始于何处;组织层面的有效行政大问题所回答的是:公共行政自身如何运行;价值层面的责任行政所回答的问题是:公共行政归于何处。公共行政学大问题之所以是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答案,而是因为这本身可能就不存在一个标准的答案。公共行政学能否回答这些大问题,与公共行政学的知识获得模式紧密相关,也与研究者的理论自觉有关。     

论我国现代行政精神的培养和重塑

公共行政的精髓和体现是公共行政精神，它作为一种价值和使命贯穿于行政过程中。公共行政精神引导行政机构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行政精神贯穿于行政主体与组织文化的主体意识和管理资源中，同时，无形中影响和提高行政机构和行政人的精神风貌和基本素质。引导行政机构和成员之间的目标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我们通过分析行政精神的历史演变以及现代行政精神的乏弱，立足培养和重塑现代公共行政精神，尝试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对策，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共行政精神和公共行政学学科的发展也有重要借鉴。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

公共行政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必须做到古为今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精华思想,全面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行政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从而建立起中国化的公共行政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做到洋为中用,学习借鉴世界公共行政研究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紧跟世界公共行政研究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从而不断推进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新公共行政的民主行政观探析

本文集中探讨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的内涵,认为公共性是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平是其核心内涵;而实施组织变革,建立动态的、以服务对象为重心的组织形态是实现民主行政的组织基础。文章最后还分析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伦理化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道路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作为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论支持,越来越成为推动西方公共行政实践发展的强大动力。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行政生态迥然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时候,应该批判地借鉴与超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道路——伦理化的政府治理模式。     

“过程”与“生成”:公共行政的未来指向

公共行政从来不是也不应是价值中立的，政府所有规范性的主张都必然基于某种价值观念，政府在这些观念的指导下开展行动。然而现代公共行政被“制度-技术”的复合框架牢牢固定，变成了一种目标导向的“道德景观”塑形过程，这直接导致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成为了主流的行政形态。作为“生成”的公共行政以失去可能性为代价换取现实性，这导致行政系统在对“目标”的追逐中逐渐被异化为失去道德和生机的机器。公共行政需要从强调“生成”的传统中突围，转向建构一种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作为“过程”的公共行政以行政伦理学替代行政管理学为“第一行政学”，强调行政部门的首要责任是根据情境对决策中诸种终极价值作优先性排序。中国因自身的德治仁政传统而在建构“过程”行政上具有天然的文化优势，而这种文化优势完全可以通过理论化的方式转变为学术、学科和话语优势。     

从思潮的转变看公共行政学的发展

公共行政学经过一百二十余年的发展，影响比较大的实践及理论思潮按时间先后主要有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从其主要内容及思想内核来看，可分别属于管理主义及宪政主义这两条发展的主线；本文通过梳理四者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挖掘其思想内核，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思考公共行政在此发展过程中呈现的特点；最后在简要分析中国行政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如何在中国行政实践中把握四者，作一个宏观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