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效保护机制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当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是法律滞后、资金和人员不足、重申报、轻保护等,应该全面调动政府、专家学者、企业以及民众等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政府长效保护机制。     

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现状与对策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湖南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也是我国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目前湖南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工作方面法律意识仍然淡薄,政府对其投入的经费较少,保护的工作方式单一,法律保护欠缺,立法层次较低。建议加强宣传建立各种有效的传承机制,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门法规构,建知识产权法在内的法律保护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构建

公众参与原则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该原则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确定的基本原则之一,我国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有义务在本国法中予以落实。但是,由于我国长期缺乏公众参与的制度保障,因而有必要转变观念,构建保障公众知情权、受教育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法律制度。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知识产权保护——以河南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制度接轨，需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情况，适用不同的知识产权来分别保护。应转变思维，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如果传承人拥有了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权项，就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当无法确定传承人时，则政府的责任义不容辞，应担当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重任。     

许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许昌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保护利用意识上的不到位以及经费和人力的严重不足,许昌市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保护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途径有:市县各级政府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重视,建立稳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科研工作队伍,构建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机制,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推广和利用等.     

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构想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但我国目前缺乏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性法律规定,难以满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应该通过立法加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国外主要有文化遗产保护法、文物保护法和知识产权保护法三种立法模式,我国应该在《文物保护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法律框架下,制定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行政法规。在法律原则方面,应该确立保护优先、合理开发,就地保护,活态保护,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基本原则。同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还应该解决农业文化遗产的权属、参与机制、利益分配机制等关键问题。     

对加强西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思考

西北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也比较滞后,法律适用水平较低,各省保护不平衡,互相缺乏联系与沟通,保护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欠缺、整体性与系统性不足。对西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研究不仅为了解西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现状,建立符合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的法律保护机制和提高法律适用水平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增加西北地区的文化认同感、维护西北地区共同的文化生态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西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价值定位、立法概况和法律体系的建构等方面论述如何建立符合西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特点的法律保护体系。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研究述评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问题是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理论基础,它关系到研究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学界广泛接受的是公私法结合的模式,并从主体、客体、属性、特点、涉及利益关系、价值取向等方面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从而得出了无法单一地利用公法或私法对它进行保护的结论;学界讨论的另外一个焦点是在私法领域内利用知识产权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主要有支持和反对两种观点。支持者可分为两类,一种观点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依靠知识产权法的制度创新,另一种观点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制度中适合的部分要利用,不适合的则另用他法。     

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路径研究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对策性建议,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我国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及其法律意义

本文在概括、分析国内现有几种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定义表述。比较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差异,意在证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分析阐述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确立所产生的国内与国际法律意义,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法律保护的完善

本文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为切入点,立足于"花儿"保护重视公法,缺乏私法的现状,主张完善以权利为核心的"花儿"私法保护制度,形成公法强制保护和私法利益保障的综合保护体系,从而保障"文化中国"建设的本土性和独立性.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登记制度研究

双重保护模式导致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登记的并立,我国分别立法的模式加剧了两种登记制度的分离和相互关系的割裂.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的内在统一性决定了两种登记制度的内在关联,其私权保护的特殊设计为两种登记制度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我国应该建立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登记制度.     

我国非婚生子女保护制度考量

尽管我国立法上赋予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但在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方面仍存在立法原则与若干必备制度的缺失.立足于现状,提出了确立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和无歧视原则、确立推定和否认制度、确立认领和准正制度、明确监护和抚养等立法构想,以切实保障非婚生子女的基本权益.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政府责任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逐渐发现与认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各国的共识,遗产热随之广泛兴起,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定位也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从遗产的政治、经济、社会语义角度对政府在非物质遗产保护中的责任进行思考,对政府应当具有何种政治定位、发挥怎样的经济作用、承担哪些社会责任进行探讨,是必要且紧迫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关系的客体初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精神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会经济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客体上的所有权,可以是个人即个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是国家,即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可以是集体、群体,即集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针对不同所有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客体可以制定相应的单行法律,进行有针对性的法律保护。     

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路径探析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工作中重要载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如何保护,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难题,本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大背景下,对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路径进行探析,以期对天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借鉴。     

责任政府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以山东省日照市黑陶业发展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经济、文化、历史和艺术诸方面均蕴含巨大价值。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背景下,政府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应有的责任,出现了政策消极、保护意识薄弱、观念畸形等问题,以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陷入困境。如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政府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重构政府相关责任体系。从宏观角度,政府应当落实并不断优化其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服务职能。从微观角度,政府应当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传承和保护,形成体系化保护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机制探讨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承载者,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要使保护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建立切实可行的传承人认定、保护和监管机制,对传承人进行有效认定,保障其合法权益,督促其自觉履行义务,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得到有效保障。     

论产业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产业化是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保护的一种有效方式,它能实现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经济价值,调动项目传承人的积极性,将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有机结合,激发人民群众的保护热情,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发展,使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具有时代意义和新的历史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过程中,一是应以效益最大化为目的,而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二要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三要要始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权保护制度建构的探讨

商标权保护模式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一种,利用此种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有其他模式没有的优势。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权保护制度建构的探讨,是对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补充与完善,在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同时也更好地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实现和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