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培育公共理性

公共领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公共理性是公共领域的价值精神。培育公共理性是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是公共领域治理的需求和民主法治的时代要求。可通过加强社区组织建设、拓宽公共生活领域、公民教育与实践并举和发展网络民主等途径培育社会公共理性。     

提升与强化:网络公共领域与中国当代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具有主体涵盖面广泛、内容极具批判性、媒介功能强大、公共舆论作用效果明显等特点。中国市民社会与网络公共领域存在双向互动、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公共领域在促使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培养民众的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为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新场域三方面促进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健康生长和发展。而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也为网络公共领域提供了丰富的主体资源,使网络公共舆论走向理性和成熟。市民社会的日趋成熟会最终把网络公共领域纳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新秩序

如今,网络公共领域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网民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平台,主体独立性消解、网络交往理性缺失、网络空间公共性弱化,是当前亟待破解的三大问题。构建网络公共领域新秩序,要秉承正确的网络空间治理理念,加强网络公共领域法治建设,引导其健康有序发展。     

以法治化思维推动网络公共领域治理

网络公共领域是现实社会公共生活的网络延伸,也是开展社会治理、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平台。网络公共领域存在网络治理方式落后,网络公共秩序混乱,网络造谣、侵犯隐私、网络诈骗等问题,对此,应积极推动网络公共领域治理法治化,以完善立法、加强执法、普法宣教等方式营造健康的网络公共空间。     

论网络公共领域对政策议程的影响

公共领域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重要的公共话语空间,在国家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热点。随着现代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传统公共领域开始向网络公共领域转型。目前我国网络公共领域已经初步形成,公众在网络公共领域可以就其关心的社会公共问题相互交换意见、表达政策诉求,形成网络舆论压力,推动政策议程设立。网络公共领域对政策议程具有双重影响,如何扩大网络公共领域中的公民参与,规范参与行为是优化政策议程的关键。     

网络传媒的社会公共性本质及其民主政治意义

杨仁忠在《学习论坛》2013年第5期撰文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把公共领域的机制从传统公共空间扩展到网络公共传媒。无论是在公共空间的公开性、独立性、开放性以及公众参与的平等性、自由性、公平性方面，还是在信息传播的完整性、客观性、时效性方面，以及在讨论问题的论辩性、批判性和理性沟通等方面，网络传媒都优于传统公共领域媒介形式。因而，网络传媒不仅为公共领域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捍卫了公共性原则，而且通过开辟公共领域的新机制，为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提供新的社会动力。     

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何以可能?

社会资本的良性再生产是成熟的网络公共领域发展的重要条件.基于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一个“网络—(普遍的互惠)—规范—信任”等要素互构共生的过程,通过建构社会资本再生产模型和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再生产模型可以看出,网络公关领域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是一个网络关系资源极大丰富、规范和信任有待提升的非平面性再生产过程,并且有着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社会资本再生产运作逻辑.从虚拟社区、紧密网络、网络规范、社会认同建设的角度可以实现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的良性再生产.     

中国社会公共治理的变革逻辑与创新向度

公共部门治理改革和创新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社会公共治理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与运用所体现出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制度理性三维向度,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理解公共治理的改革思路、践行改革举措、创新治理模式的关键。当代公共治理的形成及其模式的嬗变是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和制度理性之间对立、竞争、互动和融合的结果。地方政府作为公共治理的主要实践者,其理性的治理改革举措将成为建构中国现代化治理模式的关键。因此,对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根源进行探究,分析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的逻辑与理性认知,最后提出现代中国社会公共治理变革理性的调适与契合机制,以期达到公共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有机糅合,从而寻求和设计更加精细化的治理改革路径。     

论微博对我国公共领域发展的影响——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思想

"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聚集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获得活动民主的控制。"就哈贝马斯的观点,他认为公共领域不仅包括了狭义的政治领域还包括社会领域、文化领域。只要这些领域进入公众讨论的范围之内,它就可能是公共领域。     

网络公共讨论中网络理性的缺失与构建

当前中国的网络舆论环境,正日益遭受各种非理性话语的侵蚀,网络社区缺乏谣言自洁机制、网络民主的有效性难以得到保证、群体极化效应的负作用、传统媒体信息“把关人”作用的弱化和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精神的匮乏都是造成网络公共讨论中网络理性缺失的重要原因.网络理性是互联网良性健康发展的根基,因此,重塑网络理性势在必行,这需要网络监管部门加强互联网治理的顶层设计,推动网络治理向多中心治理转变;需要传统媒体继续做好信息“把关人”;需要网络新媒体积极营造良好的媒体环境生态;需要网络意见领袖善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需要广大网民加强道德自律、谨言慎行.     

哈贝马斯政治哲学视角下公共领域理性生活方式的构建

对于良好生活秩序和理性生活方式的追求历来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理性生活方式的实现纳入其政治哲学的研究范畴,指出以商谈为原则的沟通和对话是理性生活方式构建的基本前提,话语活动的参与者通过平等有效的商谈制定并遵守行为规范;程序主义法律体系的建制和保护是理性生活方式构建的根本保障,人权和人民主权、私人自主和公民自主通过此体系实现了统一和协调;以交往网络为特征的公共领域是理性生活方式构建的理想空间,公共舆论和规范性共识在这个自由交流的空间内产生和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共理性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公共理性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一方面表现在哲学、政治学领域对公共理性的概念、理论的探讨逐步走向深入;另一方面表现在公共理性作为一种阐释、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论被广泛运用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近年来,西方公共理性与时俱进地同我国的政治现代化、党的先进性、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现代国家建构,特别是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了。目前学术界对公共理性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公共商谈与政治话语：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世界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获取政治权力而导致的相互融合以及随之响应的市民社会结构的转换。要摆脱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唯一路径是需要对公共领域加以重建，以期能够提供“公共商谈与政治话语”的有效框架。在当代世界，民主法制国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一体化的反控导的技能，并按照一种反思性的原则来引导政治公共领域内部的实践，才能把自己置于与经由交往理性织构的公共领域平行的地位上，并由此确定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话语的主体的地位。     

论公共理性及其生成——一个公民文化的视角

理性多元化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既成事实,以能为理性公众都可以接受的方式,消解理性多元化造成的社会分裂和冲突的社会场景下,公共理性呼之欲出。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不是理性的公共运用,而是从私人理性中生长出来的,是公民理性的一种重叠和交叉及其运用。基于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我们认为公共理性何以可能的条件寓于公民文化之中。     

公共领域的异化及其在网络空间中的回归

公共领域是处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公共话语领域,它是形成公众舆论、凝聚公共理性并从政治之外规制政治的社会公共空间。公共领域成长与公众自由对话的交往媒介息息相关。以报刊杂志和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克服了面对面交流的局限,但由于其内含的"赋权"力量,使公共领域在权力和商业因素的裹挟下发生了"再封建化"和"殖民化"的变异而走向衰落。网络媒介的兴起再度引起了交往方式的变革,并以其非控制性和强交互性的特征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媒体,政治和商业因素操控公共领域的局面被打破,公共领域在网络空间中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去"再封建化"和"殖民化",从而迎来了复兴的契机。     

网络谣言及其治理问题探析

随着我国网络化程度的加深,利用网络传谣已开始成为各类不法分子据以制造社会恐慌、扰乱社会-经济-政治秩序的主要途径。本文在分析网络谣言之内涵、成因和传播机制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当前在网络公共领域构建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就如何治理网络谣言、推进网络公共领域建构提出了两点供参考的对策建议。     

论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及其发展路径

互联网丰富了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拓展了协商民主的公共领域,创新了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互联网时代协商民主的运行挑战主要体现在:匿名性形成了协商民主的理性障碍、碎片化带来了协商民主的信息负载、数字鸿沟加深了协商民主的实践难度。互联网时代发展协商民主需要多措并举:政府应加大对互联网空间的管控力度,强化协商意识,重视引导网络舆情,提升对网络信息的驾驭能力,关注网络安全问题;培育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在社会层面塑造体现内在宽容和互信合作的协商文化,在公民个体层面构建体现公共理性和社会信任的协商文化,在政府层面摒弃官僚文化,重视平等协商和多元沟通;增强非政府组织的协商能力,发挥集体行动能力,增强社会自治能力,完善监督机制。     

网络文化异化的主体根源及其对策

网络文化异化是主体过度利用自身创造的网络文化,导致对网络文化的高度依赖,使网络文化原有的内涵目的与功能发生扭曲和颠覆,演化成为与主体相背离的异己力量。目前,网络文化呈现出媚俗化、娱乐化、浅表化、粗俗化、交往虚拟化、暴力化等异化现象。分析网络文化异化的原因,需要着重挖掘主体根源。主体的私欲膨胀与趋利生产、享乐本能的放纵与人生意义的丧失,加之主体性的缺乏导致人与网络文化关系的颠倒,以及网络公共理性的缺失等原因造成了网络文化异化。消除异化现象要培养主体＂内省＂和＂慎独＂的道德自律精神,培育网络公共理性,弘扬人文精神。网络媒体应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以＂无害原则＂作为必须坚守的道德底线,为网民提供积极向上的精神文化元素。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形塑与理性成长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政府、网络运营者和公民作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形塑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样态。厘清不同主体的特征，探析多主体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态，提出规范和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思路，以维护这一新的社会场域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主体特征和治理角色来看，政府是网络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监管者，网络运营者和公民分别是关键责任人和重要参与者。从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三者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立体多维的治理结构。未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打破虚实壁垒，并着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网络运营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理性妥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推进社会前进的动力,除了斗争,还有理性妥协。理性妥协应成为社会共识和公共理性,成为化解社会冲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性选择。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体等各方治理主体的理性妥协和积极互动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理性妥协社会共识化和制度化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