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公共治理中的信任与协商——以浙江省海宁“晶科事件”为例

本文首先从信任的视角分析了浙江省海宁"晶科能源事件"产生和演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环境公共治理的实现的路径是民主协商,而信任是环境公共治理中协商民主得以实现的前提,只有普遍信任才能够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而达成环境公共治理的目标。环境公共治理首先需要促进环境公共治理中普遍信任的实现。为此,政府不仅需要自觉建立多重的公民参与网络,鼓励公民积极参与环境公共治理,而且更需要自觉推进民主法治建设,以完善的制度保障建设普遍信任的社会。同时,公民和社会民间组织亦有责任协同政府共建社会普遍信任。     

地方治理：协同治理机制探究

地方政府应在自主组织充分自治的基础上妥善定位自身角色，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立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协同机制。在协同治理机制中政府应当是资源提供者，制度规则的倡导者，公共物品生产的组织协调者和监管者。协同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还有赖于地方自主组织的能力建设、协同治理机制规范化的推进和公共媒体协调作用的发挥。     

国外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制度建设与经验启示

根据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互动关系,国外公共文化服务从宏观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民间主导模式、以英国为代表的"一臂之距"模式及以日本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这些国家非常重视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渠道、创新方式,在融资、供给、治理等环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的制度供给。对其经验进行分析总结,可资借鉴的主要包括以下方面:创新金融手段,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丰富治理主体,完善多元治理结构;强化支持举措,促进平台作用发挥。中国可在立足自身国情与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对这些经验进行适度借鉴、吸收并转化为有针对性、适应性、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从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解读公共治理：双重维度分析

公共行政领域的治理应该界定为公共治理,它是指在自组织治理的基础上,政府参与其中并起“元治理”作用,政府与自组织形成互动型治理网络,共同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形式。从精神维度上看,公共治理追求自由与公平的终极价值,彰显公共性的本质,塑造理性化与契约化的公共精神,预设有限理性的政府;从制度维度上看,公共治理以自组织网络为组织基础,以“元治理”为政府角色,以有限政府为政府的制度形态,以后科层制为组织模式。此双重维度共八个要素相互支持、相互强化,支撑起了公共治理的理论大厦。     

开放政府与港澳地区的公众咨询

公共行政模式正由公共管理向公共治理转变,这其中开放政府具有制度意义,而行政公开和信息公开是重要基础。本文在讨论开放政府意义的基础上,对港澳地区公共政策公众咨询制度进行了研究分析,提出了可资借鉴的方面。     

地方政府治理制度创新浅议

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是近几年来学界、政府与公众议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为什么要进行地方治理制度创新？有两大原因：一是全球化带来规制变化，推动民族国家以及地区构建更具竞争性、适应性与应变能力的治理制度；二是公共治理理念变化推动各国政府改革陈旧的治理制度与方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公共治理转变与制度创新都是从基层开始的，地方政府在治理转变过程中居于一个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的地位。     

美韩两国网络谣言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给各国均带来诸多法律问题,而网络谣言的治理问题首当其冲。美韩政府针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行了很多努力,从民事、行政、刑事等方面全面对网络谣言进行治理,但是美韩两国在网络谣言治理之初分别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路径:美国政府因自由言论的宪法屏障而退居二线,以社会自主治理为主;韩国政府则主动出击,建立了网络实名制度。两国在十多年的实践中不断探索,以寻求网络谣言治理的平衡点:对谣言既不过度管制,也不过分放任。两国在实践中的经验值得我们很好总结并予以借鉴。     

业主集体行动视角下的社区强人治理——基于业主委员会的多案例研究

"三驾马车"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由于业委会的瘫痪长期面临着公共治理产品输出的困境,社区陷于物业管理矛盾将发或频发的风险境地。从公共品治理理论出发,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结构中业主组织缺位造成的小区失序,包括制度成本、权威压制在内的业主行动的外部成本和小区规模、复杂情况等的内部成本构成作为潜在集团的业主组织行动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特殊业主的出现及对预期收益和成本的考量将构成业主行动的内部条件。多案例研究发现,"明星小区"从业主维权成功进入社区自治的实践背后存在重要的强人逻辑。强人治理是理解中国特定基层社区治理生态的透镜及问题表征。通过对强人治理的形成机制及逻辑困境的分析,本文提出了从制度层面疏解社区治理风险的若干对策。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作为公共权力执掌者,在公共危机的多元治理主体中,政府必然处于主导地位,承担必要的责任。本文分析了政府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特殊性及其政府有效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从充分合理行使公权力,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建立危机管理财政保障体系,加强资金监管;倡导危机治理理念,积极培育危机治理非政府主体;完善公共危机治理法制建设,践行依法行政四个方面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界定。     

社会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意愿、能力与路径探析

公众参与既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也是社会政策的基石,更是社会公共管理的基础。其广泛性、深刻性和科学性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成正比。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的制度渠道在不断拓宽,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据此,文章在梳理总结公众参与对创新社会治理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对社会治理中公众参与的意愿与能力进行分析,并根据不同的公众参与需求,将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划分为四种参与路径来进一步阐释说明。     

政党执政规律与执政党建设

执政是政党的最高逻辑。政党与执政党大不一样。政党政治是当代世界政治的突出现象。政党执政具有规律可循。苏共的执政得失、工人阶级政党的执政实践和世界政党的兴衰成败,既有自身的特殊性,也有许多共性,比如执政党要赢得民众支持,必须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经济发展与执政地位的巩固不一定成正比;执政党要扩大群众基础,但执政党的党员数量与执政基础不一定成正比;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无处不在,但执政党与公共权力有一定的边界;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与执政党的成熟程度成正比。政党执政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农地制度实践与农村公共品供给——基于三个地域个案的比较分析

当农地产权过于模糊时容易导致公地悲剧。当农地产权过于清晰时又容易导致反公地悲剧。明晰产权的私有化路径这一西方经验在解决公地悲剧的同时也陷入了反公地悲剧的困境。当前中国农地制度安排正在重复西方困境的老路,农村公共福利供给中由公地悲剧到反公地悲剧的困境正在中国农村不断上演。实现由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向公地喜剧的跳跃的一个重要办法是加强和完善改革开放之初所建立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使农地产权的两级构造的每一级都能继续发挥作用,使统分结合的统的组织保障能够实质性地运转,使农户对村社集体的责任在被取消后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再次生发出来并继续维系。唯如此,方能实现正常、高效且低成本的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权力制约监督机制的形成与改革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从建立到改革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其中既有许多宝贵的成功经验，也有不少惨痛的失误教训。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党内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实践从正反两方面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启示：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不改革，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难以巩固，没有一个正确的改革理论与策略，将会导致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     

反腐倡廉建设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反腐倡廉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和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反腐倡廉建设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反腐倡廉建设和作风建设的关系,在坚持改革创新、重点突破、标本兼治以及人民满意的基础上,从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抓起,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抓好制度体制、机制建设以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问题。     

论党的建设中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中，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参政党也应当发展党内民主，这是多党合作制度整体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同时，参政党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规律，参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可以学习借鉴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做法，也可以成为执政党发展党内民主的先行先试。在执政党提出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背景下，如果参政党发展党内民主可以促进执政党党内民主的发展，也就是间接推动了人民民主的发展。     

论信用证法律适用的发展新趋势——以司法判例为视角

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信用证的当事人,即信用证开证行与信用证受益人,可以选择UCP600或者相关国家的国内实体法作为信用证的准据法。如果当事人未作选择的,法院应适用与信用证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而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核心是界定信用证的履行地。英美国家司法判例表明,法院对信用证履行地的界定经历了从付款地到信用证开证地的发展历程,体现了信用证法律适用的新趋势。而美国《统一商法典（信用证篇）》第5—116（b）将信用证履行地界定为信用证开证行所在地,并规定适用信用证开证行所在地国家的法律．进一步佐证了这种新趋势。     

浅议英国1986年公司董事资格取消法案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

后金融危机时代,公司治理成为热点,而规范公司董事行为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我国对于失职公司董事的从业禁止条款仅规定在公司法中。在英国,公司董事资格取消法案作为保护公益和商业道德的半惩罚性质的措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模糊性治理”的理论系谱及其诠释：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

无论是就公共管理的“约束条件”、“治理机制”抑或“行动策略”等而言，皆存在明显的刻意或无意的模糊性；影响到政府治理实践的各个环节（譬如决纂、执行与评估）与维度（譬如环境、制度、组织、机制与主体）。所谓“模糊性治理”（Ambiguous Governing）是指当政府面对困境性的（譬如政策方案不成熟）、可争议性的政策议题，或者为应对价值或伦理上的两难情形，在治理机制、政策工具或行动策略上表现出来的具有“诠释灵活性”、“模棱两可”、“态度暧昧”、“不连贯性”或“不一致性”等特性的公共管理模式。在政府治理实践中，“模糊性治理”是一种惯常的现象；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崭新的公共管理叙事和考察公共管理的大理论。在法学、管理学和政治学等领域，学界曾就“模糊性及其对政府治理的影响”进行过较多研究。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其理论系谱，以建构符合本土实践且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模糊性治理理论。     

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的途径研究

中国股市正渐进式地对外资开放，外资已可通过多种途径进入中国股市。由于是渐进式的、分层次、分阶段的开放，关于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的规范性文件较多且略显凌乱。本文对目前为止有关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的法律法规做了梳理和研究，并厘清了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股市的路径。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若以进入的时间为划分标准，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的途径可分为以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再申请股票公开发行并上市、一级市场交易和二级市场交易三种途径。     

中国共产党执政价值观探析

执政价值观是执政主体对执政活动的一般价值的政治伦理判断,其内容主要包括对执政活动的价值目标、价值标准和价值模式等的认识或评价。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执政价值目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进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维护党的整体利益与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实现党的最高纲领与践行党的最低纲领、完善党的执政方式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重大关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价值标准是一个具有多维量度的价值评判体系,其中党的执政基础的合法性、执政活动的有效性和执政行为的规范性是评判党的执政价值的三个最为重要的量度;“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经过执政实践的长期探索和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形成的以党的执政价值目标为取向、执政价值标准为依归的执政价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