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治理行政化的运作机制、成因及其困境——基于黔北米村的经验调查

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的明显趋势,服务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基层治理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村级治理行政化包含乡村关系行政科层化、村级事务行政化、村级规范化行政与技术治理等表现形式和运作机制。村级治理行政化是建立在治理资源和乡村权力配置结构性变化基础上的,村庄社会转型和治理转型是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的内在动力。乡村治理行政化在促进乡村治理规范化、提高乡村行政效率等方面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是也造成了村级组织膨胀、自立性增强以及村庄治理缺位和基层信任危机,带来了行政消解自治的基层治理转型困境。因此,乡村治理转型要重塑行政与自治的均衡路径,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转型目标。     

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村自治：基于村庄网格化治理的反思

网格化治理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技术手段。“网格单元—网格员—网格长”这一套技术治理体系在进入乡村社会时,冲击了“村民群众—小组长—村干部”这一套既有的自治体系。合并小组与重新划定网格单元激化了小组间既有矛盾,破坏了村级自治的社会基础。从小组长中选拔网格员破坏了内生性力量的治理秩序,弱化了村级自治的中间力量。村干部担任网格长以应对上级考核,挤占了村级自治的主体资源,最终产生技术治理弱化乡村自治的后果。网格治理技术体系在下沉至村庄时要充分嵌入乡村自治体系,通过网格单元嵌入自治单元、网格队伍吸纳中间结构、降低村级网格考核压力,让技术治理为乡村自治增权赋能,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村民自治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随着村民自治的进一步深入,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在社会充分发育、国家与社会日趋良性互动为背景的村民自治,其发展也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取向。     

国家和社会关系视眼下的村民自治

随着村民自治的推行 ,国家行政权力从农村基层政权的撤出 ,村级治理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迁。这种治理模式的变迁必然影响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构建。构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必须在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村委会建设以及培育成熟理性的社会主体三个方面加以努力。村民自治应以价值理性主义、法制主义及充分自治为自身的发展取向。     

南京农村村级治理制度建设调查

2000年以来,在政府强力推进的城市化进程背景下,南京市的农村社区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解构,村级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地从实际出发,创新治理机制,国家、地方党委和政府、村级自治机构都为村级治理创制规范。其中,地方的党委政府制订的文件居多,村级治理作为政府职能的下延,行政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民主自治被弱化。合适的村级领导班子人选短缺,集体经济发展不够,也制约了村民民主自治的展开。为此,需要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完善相关制度建设。     

民主化村级治理与村庄善治

村民自治的实施有效地推动了民主化村级治理的发展。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一部分,民主化村级治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弱化的村庄公共性是民主化村级治理面临的现实挑战。从加强集体经济基础、回应群众迫切需求、动员群众参与等方面重塑村庄公共性是完善民主化村级治理机制的必然选择。建立在村庄熟人社会、集体经济、中农群体治理结构等基础上的民主化村级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和实现村庄善治的有效途径。     

关于合肥社区治理工作的建议

近年来我市社区治理工作成效明显,但社区工作依然普遍陷于行政性事务之中,症结在于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治的权力边界不清,忽略了自治的社会属性,偏离了"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改革方向。一、社区治理存在的三大问题一是社居委行政化比较严重。社居委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其与街道办的关系是被指导与指导的关系。由于受传统行政思维的影响,街道办将社居委纳入行政体系,除了"财"权,几乎把承担     

“法官进农村”:推进村级治理法治化的新探索——以江苏省N市为例

村级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现代化在农村基层的体现。现实中,村级治理结构单一、行政化色彩浓厚、村民法律意识淡薄等问题,既影响了村民自治制度的实现程度,也阻碍了村级治理法治化的进程,如何推进村级治理法治化成为当下农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N市"法官进农村"的做法,在提高村民法律素养、保障法律精英功能发挥、创新治理平台、构建多元协同网络等方面为村级治理法治化提供了诸多启示。从未来看,N市"法官进农村"的推进,需要在制度化、组织化、氛围塑造等方面进一步努力。     

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的现实路径

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在乡村治理中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途径,对于坚持和加强村级党组织领导,保证村民自治的有效运行,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在村民自治背景下推进村级党组织领导法治化需要着力解决以下关键问题:完善村级民主决策的法律机制,通过合法途径将村级党组织的意志上升为村庄的公共意志;全面贯彻落实党管干部原则,为坚持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健全村级党组织领导和支持村民自治组织依法行使职权的体制机制。     

村委会直选后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模式分析——基于山东省X镇的案例

在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的政策背景下，乡镇对村庄既有控驭的现实必要，又受到来自村民自治制度的掣制和村庄的民主压力。对山东省x镇的调查发现，乡镇政府一方面借助包村干部制度和村级财务“双代管”制度两项正式的行政制度介入和控制村庄，另一方面努力通过非正式的庇护主义制度对村干部实施隐性的约束。这种乡镇对村庄的“行政-庇护”型控驭方式，一定程度上修复了村委会直选和村民自治造成的所谓乡村“管理脱节”，同时也缓解了乡村关系“行政化”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制度冲突和逻辑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