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侦查讯问中“囚徒困境”的分析与运用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在侦查讯问中的具体应用,其研究对象是共同犯罪形态下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中的博弈行为。＂囚徒困境＂是完全信息静态条件下的非合作博弈,所有犯罪嫌疑人都选择招供的＂纳什均衡＂是该博弈的解,这也正是侦查讯问工作的目的所在。＂囚徒困境＂在侦查讯问中的运用需要满足理性人、静态博弈和利益驱动三个基本条件,故应当从调整讯问策略和构建相关法律制度两个方面加以解决。     

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的双重动力

"囚徒困境"模型揭示了城市群治理中的合作理性与个体理性之冲突,但是囚徒困境的三个潜在假设并不完全符合中国城市群的博弈现实。中国城市群治理摆脱"囚徒困境"存在着双重动力。第一动力:城市群治理过程不是一次博弈,而是城市政府之间无限次重复博弈,这将提高区域合作的概率。第二动力:合作策略不是基于道德,而是城市政府者基于收益最大化而选择的理性策略。通过有效区域规则设计,对合作方公平分配合作收益,对违约方增加违约成本,从而改变理性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引导城市政府选择合作策略。     

刑罚有效性的实务思考

刑罚不是“神性的自然流溢”,而是与其他制度形成一场博弈,形成“一组控制力量的竞赛命题”。立法者也不代表绝对和永恒的正义,他也与其他当事人处于一场选择的博弈之中。既然如此,那么寻找沟通与合作显然是化解囚徒困境的最佳途径。     

利益协调视域下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府际博弈治理研究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府际利益的差异性和各个政府的自利性倾向往往造成府际博弈的"囚徒困境",因而需要建立互惠的利益协调与整合机制,以更好的规避利益差异和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带来的损失。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府际间应以相互认同和信任为基础,建立统一性的协调、整合机构,通过互惠的利益共享机制、有效的利益诉求机制、健全的利益补偿机制和严格的利益约束机制来更好的协调各参与主体间的博弈关系,最终实现整体的合作共赢。     

中国工会在劳动关系中的合作博弈及运行机制

劳资博弈是市场经济下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利益分化的必然表现，通过博弈制衡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对中国工会的时代要求。中国工会追求的是以合作博弈方式达成劳资之间的利益平衡。工会既要合作又要博弈，才能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发挥作用。而合作是相对的，博弈是绝对的，这就需要为工会的博弈制衡运行机制开拓制度空间。     

“囚徒的困境”在侦查讯问中的应用研究

"囚徒的困境"是博弈论的经典模型"利益的二难选择"在侦查讯问活动中的运用。通过对"囚徒的困境"模型的全面分析,从中总结出该模型应用于侦查讯问的基础条件,并结合我国目前的法律制度,构思出以"囚徒的困境"为背景的侦查讯问博弈策略,从而丰富侦查讯问的理论研究,提高案件的侦办效率。     

"囚徒困境"在营销中的运用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现象广泛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它反映了如何处理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市场营销过程中的“囚徒困境”更为普遍。解决“囚徒困境”的办法是必须了解“囚徒困境”产生的根源。改变游戏规则、建立完善的信息体系和用合同制约等都是营销过程中解决“囚徒困境”的有效手段。     

中国式邻避困境中多元利益冲突与纾解

多元利益主体间的非均衡博弈是引起中国式邻避困境的主要根源。在邻避效应发生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周边公众和社会群体为代表的不同利益群体间相互博弈,形成多重利益冲突和“囚徒困境”。因此,诠释多元利益主体的价值偏好和利益诉求,并剖析多元利益主体博弈行为逻辑演变机理,通过完善利益共识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的路径,实现“不合作博弈”向“合作博弈”转变,利于有效化解邻避困境,推进社会基层治理现代化。     

如何让囚徒走不出困境——三人博弈理论及其应用

以囚徒困境为代表二人博弈模型在学术界已经被广泛研究并加以应用。囚徒困境理论往往容易形成一种简单化和两极化的固定思维模式。囚徒困境的二人博弈模型实际上是三人博弈模型的简化。而三人博弈模型在现实生活中比二人博弈模型更加贴近现实,更具有解释力。分析三人博弈模型的结构及其理论意义,并以刑事诉讼法为例对三人博弈模型的应用进行探讨很有必要。     

谈博弈规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

所谓博弈规则是指在博弈之中双方或多方应该共同遵守的准则，如果博弈的参与者不了解规则或意图挑战规则，那么除非他有足够的能力创造出一种为各方所接受的规则，否则挑战者就将为自己的冒险行为付出代价。博弈规则很多，其代表性的有：囚徒困境与猎鹿模式、庙算在先与成功几率、均衡主义与边缘策略以及零和游戏与双赢结局等。深入探讨博弈规则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将会有助于人们对许多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采用一种新的视角去分析和把握。     

瑕疵股权转让的合同解释——兼评《公司法》新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

瑕疵股权在我国目前公司实践中十分常见，交易时相对人并不易发现交易标的的权利瑕疵，由此引起的司法纠纷纷繁且复杂。其一，善意受让股权的第三人如需承担资本充实义务不甚公平，但如免除充实义务，又会伤及公司存续的资本基础。其二，瑕疵股权转让合同可能存在欺诈和重大误解等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但是任意的予以撤销又会损害交易安全。在维持公司稳定的基础上，如何平衡善意受让瑕疵股权的第三人与公司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本文试图从合同法的角度作出梳理与解释，并对相关司法解释及其征求意见稿进行评析。     

党际和谐与参政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执政方式的重大考验,对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参政党参政能力的挑战。在当前中国执政——参政的政治结构中,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党际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宏大命题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政治前提。从党际和谐的角度来看,参政党必须要在这种全新的格局中主动寻求自己的合适位置,积极推进党际和谐的实现,进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自已应有的参政职能。     

利益表达视角下的党群关系建设

利益表达是利益主体向利益客体提出利益要求的过程。利益表达对党群关系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利益表达是党的领导和执政过程的起始阶段;二是中国共产党在利益表达中的角色定位;三是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不利于党的领导和执政。执政党需要搭建有利于人民进行利益表达的平台,建立健全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提升利益表达客体的服务意识和能力,在规范和畅通利益表达的基础上实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谐,以利益关系和谐导向党群关系和谐。     

关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纠纷案件的调研

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为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一方抚养子女的,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分或全部,这是父母的法定义务。根据调研情况看,造成目前抚养费纠纷不断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当事人的职业和收入状况,深层次的原因既有道德责任的缺失和法律方面的缺陷,又有思维观念和认识上的误区,还有很大一部分纠纷是由于夫妻离婚后矛盾积聚并恶化产生的。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按时足额地支付,是保障未成年子女生存条件的重要问题,法院应对审理好抚养费纠纷案件采取一些应对措施,以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为宗旨,明确和细化工作内容。     

《合同法》第121条中“第三人”的理解与适用

为科学界定债务人违约的不同情形,《合同法》第121条对此作了专门规定。但其内涵有待进一步明确。对“第三人”的界定涉及到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并在实践上影响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平衡。第三人的范围应采取较为严格的标准,这有经济、公平等方面的考虑。     

附条件法律行为之“或然性”问题研究

在附条件法律行为中,条件的重要特征之一为或然性。我国理论界对条件的或然性存在客观说和主观说的对立。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既成事实是否可以作为条件。附条件法律行为的制度价值体现在将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外在化,故应从当事人意思自治角度探讨既成事实条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意思自治为基础的既成事实条件,只有在当事人双方均不欲从事约定的法律行为时,才丧失其条件的法律意义。     

“解严”后台湾政治转型引论（1986-2002）

“解严”后台湾政党政治逐渐迈入程序政治的议程，但由于其转型过快与政治体系内部党争的复杂性，执政党的政策民众化诉求尚未真正实现，尤其表现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时间内。分析其间的政党政治，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现代政治运作的复杂性。     

试论诉讼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诉讼合同是当事人间旨在对诉讼程序施加某种影响 ,以产生某种法律效果的合意。诉讼合同存在的理论基础是程序主体性原则和私权自治。诉讼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包括 :第一 ,诉讼合同的主体存在着双方或多方当事人 ;第二 ,当事人对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合意 ;第三 ,当事人订立诉讼合同应当具有影响诉讼发展或产生某种法律效果的目的。诉讼合同生效的一般要件包括 :诉讼合同的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能力 ;不违反法律的规定 ,不损害他人及社会利益。诉讼合同的效力不仅及于立约当事人 ,一部分诉讼合同对法院甚至第三人也发生效力 ,这就是诉讼合同效力的扩张性。     

行政法上的私人种类探析

以行政主体(行政权、行政行为)为中心展开的传统行政法理论很少研究与行政主体相对的私人在行政法上的地位问题,这导致传统行政法理论存在诸多缺陷。近年,随着行政法研究的深入,私人地位问题已经引起行政法学者的重视,但是,行政法学对私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相对人上,而对行政相对人之外的其他种类的私人的研究却很不充分,致使无法对行政法上的私人形成全景式认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以"私人"概念为依托,以大陆法系国家公权利与反射性利益相区分的理论为工具,将行政法上的私人分为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和一般公众,并揭示各类私人的实质,从而为分析各类私人在行政法上的地位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