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政府能力——公共产品的视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环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过程就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改善及供给结构的优化过程.从公共产品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深入探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能力的本质、问题与成因,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等重要方面.我们认为,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责任者,政府供给农村公共产品的程度与质量是政府能力的重要表现;农民的自组织化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及促进基层民主发展的内在要求;厘清政府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应有之义.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政府既能够承担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又能够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处理好与乡村自组织的关系,为此,应当划分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责任;改革乡村治理结构,提升基层政府的能力;培育农村自治组织,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处理好政府与农村自组织的关系,促进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     

演进与互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与市场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制约了市场效率和行政效率的提高。开放引致的国内外因素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力量大大增强,使得国家治理难度加大。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内在地要求划清政府与市场界限、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到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提升。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将使市场与政府间的相互关联作用充分发挥。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公共产品供给

我国传统政府职能转变初步明确和理顺了私人产品和服务资源配置中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合作关系,公众、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定型为:公众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接受者;政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直接供给者;市场为公共产品和服务间接供给者或旁观者。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新一轮的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在公共产品和服务资源配置中,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合作关系,公众、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该定型为:公众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受益者;政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采购者和间接供给者;市场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直接生产者和供给者。为此,须要进一步规范和压缩各级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减少行业垂直管理部门,打破条块分割、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分割的局面。     

政府限度与国家权威

主要论证“有限的政府,绝对的国家”这一观点。首先,从政府为恶可能性的原因来分析政府限度的必要性;接着,从“国家乌托邦框架”的视角来理解国家权威的积极意义和价值,并从自然法传统来论证这一视角的合理性;最后,界分政府与国家的关系,从职位和机构的权威来体现国家权威,界定政府权责和边界,既强化市场型的强政府模式,又强调维护国家权威的时代意义和永恒价值。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政府创新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存在严重供给不足现象。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压力型体制下的官员绩效方法;公共产品供给的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政府对公共产品行业的垄断;政府分权改革中形成的问题等是其诱因。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就要加大政府对农村投资力度;强化政府公共性职能并采用科学的绩效考核指标;建立多主体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公共选择机制;理清不同层级政府间责权关系并精简机构。     

转型期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调适——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

转型期意味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社会国家化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竞合阶段过渡,意味着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定位。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定位还不甚明晰,边界模糊。因此,厘清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传统的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加以调适,乃是转型期社会的重要任务。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     

和谐社会视角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及其治理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现实进程,要求分析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元论视角.从和谐社会视角出发,政府与市场并非总是互相对立或排斥,二者边界在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可以实现动态互补的和谐状态.为此,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和规范市场规则为核心加强治理力度.     

政府规制、寻租与政府信用的缺失

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必须在自然垄断、人为垄断、存在外部性等领域实施规制政策。但是,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基于各种特殊利益的政府规制,会引起众多社会交易成本极高的负和博弈———寻租,源于各种特殊利益的政府规制,是政府寻租、创租、抽租的内生性基础。而政府寻租、创租、抽租所导致公共权力的扭曲和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机制的失灵,极大地增加了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将导致政府信用的缺失。     

公共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逻辑与导向

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是社会文明的体现,人人不可或缺,谁也无法避免。在现实中,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公、医疗服务供给效率不高、"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存在。"医改"直接关系到政府与市场边界的重新定位,医疗卫生市场服务主体追逐正当利益是市场逻辑的一般内涵。政府坚守"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市场逻辑的本质内涵。"医改"旨在实现三大转变,由政府主宰转为政府主导、由服务主体单元转为多元、医疗卫生市场竞争由无序转为有序。     

当代社会公民权利与公共管理的逻辑关系——基于社会契约论的视角

人类的群体性活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相互性。在自然法条件下,每个理性的公民都设法把自己利益最大化,这种交集的必然结果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下的交易成本增加。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公民共同让渡出部分权利以契约的形式委托第三方代为管理,这便产生了公共管理。因此,公共管理以公民权利实现为基础,公共管理部门作为契约的委托人,必须在契约所规定的范围内活动,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随着公民社会的进一步成熟决定社会公共管理走社会、市场、政府有机结合是有效实现公民权利的必由之路。     

成渝经济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探析——以博弈论为视角

在成渝经济区内,成都政府与重庆政府间的关系往往是竞争与合作两者并存。通过使用博弈论来分析区域内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出,由于地方政府均以追求自身最大利益为目标,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倾向于从自身利益角度考虑而损害其他地方政府的利益,造成恶性竞争。试图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与视角下,探析成渝经济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设路径,寻找出有效地推动政策和建议,在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均采取合作,以达到推进成渝经济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目标。     

恰当的张力维系 必要的动态平衡——理解社会发展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维度

社会发展要求将公平与效率纳入到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的框架之内,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应对发展成本界定的困难、制度变迁的渐进性、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把握困难、科技发展的有限性等难题,从而构成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必然张力和必要的动态平衡.恰当的张力维系和必要的动态平衡应该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公平与效率关系定位历史变迁的合理维度.     

政府边界问题及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研究--基于政府权力边界、职责边界、效率边界与能力边界分析

政府边界问题对于理解什么是政府，以及政府的合适规模。应该承担的职能以及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极为重要。政府边界问题实际上有两个层面，在显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实际规模和所支配的资源；在隐性层面体现为政府的权力边界、职责边界、效率边界和能力边界，其中权力边界界定了政府所拥有的权力运行范围，职责边界界定了政府应该要做什么和发挥什么作用，效率边界反映的是在哪个范围内政府的行为有效率的，能力边界体现的是政府所能够发挥作用的最大范围。这四种隐性边界共同界定并外化为政府显性边界，从而规范和塑造了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可以将政府职能按照权力-职责维度以及效率-能力维度的高中低程度划分为九个区域，认为政府职能优化的基本原则是集中于高权力-职责维度和高效率-能力维度的区域，而退出低权力-职责维度和低效率-能力区域，对于中权力维度-职责的效率则应根据市场、社会的能力给予酌情考虑，适度涉足。     

县级政府能力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以云南省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为例

县级政府能力与云南省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县级政府能力的强弱及其治理的有效与否决定着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反过来,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影响和制约着县级政府能力的有效提升。然而,只有须形成两者相互匹配的作用机制,方可实现云南省县级政府能力的提升与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持续的良性互动。     

对我国公租房的行政学思考

作为准公共产品,公租房的提供是政府的职责。当前从中央到各地政府,公租房建设已经掀起了一轮高潮。从行政学的视角来思考公租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行政价值层面上,它体现了各级政府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的认识深化,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在政府职能层面上,它反映了当前政府职能转变的深入推进,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和公共服务;在公共服务体制层面上,它凸显了当前我国社会公共需求与公共服务体制之间的巨大张力,表明政府对公共需求有较好的回应性,并能通过新的制度供给来满足;在具体管理机制上,它反映了政府在保障性住房的管理上更加注重克服原有体制的弊端,更加注重吸收借鉴中国大陆(内地)以外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制度文明。     

论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范围与政府职责

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近20年来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虽然大量的城市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都可以通过私有化的形式进行提供,但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并不完全由其公共物品的经济属性决定,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还受制于城市政府权力的边界,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的边界与程度,会受到城市政府权力的诸多短边的限制.有效推进城市公共服务私有化需要科学设定私有化的方法程序,并要求城市政府履行应尽职责.     

金融危机与新公共管理

金融危机是市场失败的必然结果,是对新公共管理过度关注效率而忽视社会公平、民主等的回应,是自由化、社会化、市场化及民营化过度与不当的总爆发。无论是从内容、目标还是理论基础和价值倾向来讲,政府救市是对新公共管理主义的修正。因此,金融危机和政府救市宣布了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改革的终结,暗示着新公共管理的失败;同时意味着管理主义的没落以及宪政主义的再次崛起。     

政府与大学关系研究——基于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视域

政府与大学的冲突与融合是中世纪以来大学的常态。民国政府与大学关系异常复杂并伴随政治、经济、文化交织在一起。从民国高等教育政策变迁视角对政府与大学关系进行探究,回顾民国高等教育政策沿革,探究政府在政校关系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思考二者间的合理调适。     

服务型政府与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社区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也是社会建设与和谐的基石。社区治理中政府行为存在两种基本类型:官僚制政府和市场型政府。官僚制政府造就了刚性的组织体系和行政职能的越位,市场型政府导致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缺位。本研究在实证分析基础上,深入探讨构建以公民为本位,公正为导向,多中心治道为基础,公平、有效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从而推动行政职能的合理归位,促进社区善治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