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新儒家生命哲学理解中华文化优越性

中华文化的优越性,是中国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以生命哲学为研究视角,现代新儒家在三种维度上考察了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在历史维度上,中华文化的优越性以自身合理性确认为前提,以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为依托;在现实维度上,中华文化内含的创造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精神,完美地体现了生命所固有的圆融智慧;在未来维度上,中华文化优越性则表现为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自觉保证,并能为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愿景参照。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文化优越性的辩护,不仅回应了近代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忧思,对新时代文化事业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与《民主评论》

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除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强大的思想潮流之外,较有影响和生命力较长久的,还有西化派和中体西用派。而现代新儒家就是本世纪中体西用派的主要代表。它从五四前后产生以来,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估计到下一世纪,还会有一定影响。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这个流派不能忽视。《民主评论》作为港台现代新儒家的发言台,在五六十年代的港台思想界颇具影响力,它的创办人就是现代新儒家徐复观。     

论舒婷诗抒情主人公情感冲突的表现

舒婷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舒婷的诗,复活了中国新诗中表达个人内心情感的那一条线索,而其中最优美的表现,便是诗歌抒情主人公情感冲突的双重表现。这一特点使其诗歌能够比较真实的反映她那个时代人物的心理历程,并能够超越对一代人生活轨迹的记载,进而折射出一代又一代人生活的困闷和欢乐。     

欲望的狂欢感觉的盛宴——穆时英的新感觉小说解读

"新感觉派圣手"穆时英是以对传统文学模式的反叛姿态独步中国现代文坛的.他在1930年代初中国文学的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中,如乡土题材与都市题材、关注现实与灵魂介入、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做出了超越性的前卫选择,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艺术审美空间:感觉的盛宴,欲望的狂欢.但因为太过超前远离了人们的审美经验而被置于新文学史的边缘.     

杜甫的诗情哲思

杜甫（712—770），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汉族，巩县（今河南巩义）人。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忧国忧民．人格高尚。他的诗约1500首诗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     

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论争简述--兼论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核

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表现在三个方面反思80年代并重新审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传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问题;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新评估.在这场论争中,文化保守主义表现出五个方面的思想特征理性反思和批判倾向;回归传统文化的倾向;人文道德关怀;审慎持中的变革原则;思想理论上的西方视点.     

新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的政府危机管理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至 2 0世纪 90年代 ,国家安全理论已从传统的以军事安全为核心发展为以国家综合安全为核心的现代新型国家安全理论。从现代新国家安全观的角度审视我国现有的危机管理体制 ,有多重潜在危机存在的转型期的中国现行的政府危机管理体制显然远不能适应现代国家安全的新要求 ,政府危机管理体制的建设任务已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建构新型的政府危机管理体制已成为国家安全建设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论现代社会治理活动中的仁爱

自古以来 ,人们都期望统治者能够拥有仁爱的德性。但是 ,在以往的社会治理活动中 ,由于社会治理活动主要是统治和管理活动 ,社会治理的性质决定了社会治理者无法在社会治理活动中做到仁爱。 2 0世纪后期 ,随着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出现 ,对社会治理者提出了道德要求 ,即要求他们在社会治理活动中把原先伦理学规定的社会治理者的德性作为责任和义务承担起来。虽然仁爱作为道德责任义务 ,来源于现代社会治理者的自觉 ,是他自觉了的责任义务 ,但当这种责任义务发生在现代社会治理活动之中的时候 ,则是一种必要的承当 ,而不是取决于现代社会治理者的主观意愿 ,他必须承当这种责任义务 ,如果他逃避承当这种责任义务 ,他就会失去了作为现代社会治理者的资格     

二十一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定位

1 .2 1世纪中国哲学的时空参照系是现代化的中国 ,它首先要确认的仍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理性文化传统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理性文明的自觉批判与超越 ,同时亦惟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能以一种积极的建设和批判相结合的态度而与现代化发展实践保持广泛的开放、灵活适应的关系。据此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应该是 :第一 ,自觉保持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间距与张力 ,从现代化的普遍主义和人文主义立场重新评估传统文化的理性内涵和人文精神 ,扬弃其语言方式、文化心理和价值境界中的“圣学”、“王学”和神学的…     

网络公共理性的建构与实现

正公共理性概念起源于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经历了传统、转型和现代的演历过程。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首先提出现代公共理性,20世纪90年代末该理论引入中国后,立即引起学界普遍关注。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公共理性尚在形成过程之中,研究网络公共理性是适应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必然要求,有利于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一、公共领域是公共     

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自觉——读列宁的《怎么办?》

列宁在《怎么办?》一文中痛斥经济派崇尚工人运动自发性的工联主义不自觉地将工人运动送进了资产阶级的怀抱,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理论自觉对于工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自觉包括三个层次:自觉总结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形成理论;结合本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用先进理论指导社会实践。他指出,培养一批有理论自觉性的优秀分子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意识,是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的组织保证。     

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与创新

蒋介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态度是由早年时期接受的中国传统教育奠定的基础,青年时期留日经历是促因,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侵略形势的加剧,是蒋介石坚持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直接现实原因。蒋介石并非只是一味地固守传统,而是尝试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发出与西方接轨的现代思想。蒋介石重振传统的努力,带有现实逼迫的无奈性和浓厚的政治功利性。在他身上经常可以看到"保守"与"激进"、"守旧"与"革新"的相悖并存。     

毛泽东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历史启示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勇于理论创新、善于理论创新的品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大可借鉴的历史启示。即自觉地把握我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方向;自觉地树立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观;自觉地担负起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神圣职责。     

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当代大学生

1978～1990年,中国当代大学生在这历史性的十年中经历了一个艰苦探索的历程。在这一进程中,西方学术思潮对中国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笔者在此就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当代大学生的关系作一点探讨。一、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当代大学生的视角文学艺术领域的“现代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在“先锋主义”、“颓废主义”、“实验派”和各种现代文学艺术流派名称之下兴起和汇合的一股文艺思潮。文学上的现代派,中心内容是表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即表现在这种危机社会中异化了的     

背诵与多媒体技术在英语诗歌教学中的整合应用

在英语诗歌教学中，传统的背诵方法能内化诗歌情感、思想和语言，现代的多媒体技术信息容量大，节省时间，二者结合起来，既增加诗歌教学的趣味性和生动性，调动了参与的积极性．又培养了创造性，提高了人文素质。     

大学生文化自觉的缺失与培养

文化自觉是一个国家文化崛起的重要因素。文化自觉要求国人了解本国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大学生文化自觉缺失的原因在于其对中国历史了解不足,缺乏文化自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度与参与度不高。培养大学生文化自觉的方法如下:主动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积极开展文化活动;优化社会文化环境;保护文化遗产。     

“风云”与“风月”——《申报·自由谈》的一场革新

<正>《自由谈》是20世纪前期中国影响最大的现代报纸之一《申报》的副刊,创刊于1911年8月。民国初年,史量才接办《申报》,对《申报》进行改革,由此也引发了《自由谈》的一场革新。《自由谈》之前的主编多为市井文人,内容也多为不涉及社会意义的风月类小品或诗歌,20世纪30年代,它几乎成为蝴蝶鸳鸯派文人所把持的一块地盘。史量才要求《自由谈》"注重触及社会时事和生活现实的杂文、短论","务以不违时代潮流与大众化"。实际上,从陶行知为《申报》撰写了100多篇锋芒毕露的文字后,该报的姿态     

以发展增强凝聚力

2008年的三件大事,政府换届、举办北京奥运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注定了中国在这一年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政府换届,就是把更加年富力强的领导人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更好地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任务;举办北京奥运会,则是在传播奥林匹克理想,为全人类的和平进步承担国际责任的同时,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和平发展的形象;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则是中国人民温故知新,更加理性自觉、更加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集体充电。     

剩余权之争——西方企业理论精要

西方各派企业理论 ,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企业与不确定性的联系。在分析前人理论的基础上 ,文章将企业进一步概括为吸收、消化不确定性的“装置”。剩余控制权是企业“自觉力量”的灵魂 ;而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对应的制度安排则是企业承担不确定性的法宝。     

中国工业化转型下的生态伦理构研究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面工业化的转型时期已经对当下的生态危机形成了自觉自查,因而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议中屡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而使这种自觉自查真正摆脱解决问题的技术层面的则必须引入生态伦理,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的、稳定的全社会共识。从这一背景出发,应当结合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念与中国工业化转型的生态现状,探讨适用于时代和未来社会发展的生态伦理重建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