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反恐合作的诉求分析

上海合作组织既是反恐的平台,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司法、外交关系发展的载体。地区安全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聚集一堂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海合作组织中的成员国——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反恐合作大业尚未完成,两国带着各自的诉求走进了该组织,从两国开展反恐合作的初衷、目的看,推进两国警务部门的务实合作应该是必然的选择。其中,中国对上海合作组织的诉求包括:地缘政治和经济能源的安全,边境秩序的维护与违法犯罪的刑事打击;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中的诉求主要是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     

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毒品犯罪的若干问题分析——基于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考察

针对中亚地区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及其对我国的严重危害．有必要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就打击中亚地区毒品犯罪开展合作。目前，应当完善打击毒品犯罪的区域性公约及其实施措施，加强各成员国禁毒立法的协调和完善，通过建立会晤机制等方式，加强合作打击中亚地区毒品犯罪的机制建设与机构建设。还应当就引渡、侦查协作等问题，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积极开展刑事司法合作，努力寻求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     

浅议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禁毒合作现状与发展对策

毒品问题是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之一。近年来,阿富汗毒品产量连年走高,毒品非法贩运日益猖獗,"毒恐结合"愈演愈恶,给地区安全稳定造成极大威胁。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不断推动禁毒合作的法律基础和机制化建设进程,打击毒品犯罪取得显著成效。当前,上合组织禁毒合作既适逢机遇,又面临挑战。应继续推动赋予地区反恐怖机构禁毒职能,提升禁毒合作行动力和组织对外交往水平,加强立场与政策协调,促进上合组织禁毒合作深入发展。     

论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双边机制——以美、加、澳为例

联合国、区域性和双边性的机制是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基本框架。由于各国在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差异难以消弭,多边机制的构建和实施有赖于各参与国之间的妥协,组织架构较为松散,条约规定较为笼统,导致现实操作性不强。相较而言,双边机制下的个案合作具有更高的使用率和成功率,是我国当前最基本、最重要的合作形式。为有效打击跨国腐败犯罪,我国已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犯罪分子携款外逃的主要目的国建立了双边合作的常态机制并取得良好成效,不但改善了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国际合作规定不统一、成效不理想的现实困境,也对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反腐败国际合作起到良好的借鉴和推动作用。     

区域性国际组织协作的集体行动逻辑分析——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

区域性国际组织中的参与国对不同领域内的问题可存在差异性的认识和定位,各成员国可就多个领域分别进行决策和博弈,并最终形成复合式的国家——组织决策框架。如果国际组织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以促使成员国主动参与合作的话,即使在成员国数量有限的国际组织中也会遵循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本文通过研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不同领域合作中的行动逻辑,探究影响区域性国际组织成员国参与合作的动机和因素。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警务合作

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无论在传统的反恐、禁毒领域,还是在保障我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企业、机构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方面,两国警务机构通过务实有效合作、完善合作机制,取得了一系成效.依照上海合作组织达成的系列共识和中吉两国签订的协议,双边警务执法合作应不断拓宽合作领域,不断丰富合作内涵,以维护两国和地区和平稳定,造福两国...     

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及发展前景——以反恐合作为中心的考察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安全合作迄今已取得长足发展。在此背景下,明确成员国参与上合以反恐为重心的安全合作的行为动机,有助于整体把握上合安全合作的现状及发展前景。在假设国家的行为动机只包含后果性逻辑与适当性逻辑的前提下,比较分析不同成员国反恐遵循不同逻辑的权重,有助于我们对各国的行为动机进行整体判断。不同成员国在反恐过程中遵循适当性逻辑的情况明显不同,中国较高,俄罗斯次之,中亚成员国最低。与之相应,上合成员国在反恐过程中遵循后果性逻辑的状况为:中亚成员国权重较高,俄罗斯次之,中国最低。实际上,上合的整个安全合作领域情形都大体一致,换言之,成员国主要基于后果性逻辑参与上合的安全合作,合作程度仍然较低。当前,在秉承"上海精神"的前提下,上合应"放低身段"并"改变行为",满足成员国在涉恐等安全事务上的合理利益需求,促使它们更多地由适当性逻辑而非后果性逻辑主导反恐等行为。以安全合作为基础和主导方向,与以"发展对接"为共识的经济合作并行,并以人文合作为纽带,应该成为上合今后的主要发展模式。     

上合组织为何不足以支撑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

中国西北周边的安全形势是形成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现实基础。当前，中国西北周边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提升，对中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广泛而深刻。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相对平稳，但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呈现出新形势。基于理论和现实的需要，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成为当下值得探讨的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在维护区域安全和促进区域合作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上海合作组织具有安全功能，其成立和发展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可以将其作为中国区域安全战略的支撑平台之一，但不能作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的独立支撑平台。这是由中国西北周边安全战略需求、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形势以及上海合作组织自身状况和多边机制特点所决定的。中国在与周边国家打交道时，如果需要各国共同协作才能解决的问题，就在多边机制下进行合作；如果在双边条件下更有利于解决的问题，就拿到双边机制上来解决。为了更好地构建中国西北周边安全环境，应该以更高、更广的视野观察中国西北周边安全局势，以更加开阔的战略思维来思考应对策略。     

双边主义—WTO体系内的双刃剑

世界贸易组织 (WTO)机制的建立和有效运行 ,使多边措施在实际效用上取得了质的飞跃。但不可否认 ,国家间存在着政治经济实力的差距 ,多边机制因参与者众多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费时性和妥协性等弊端 ,强势国家往往希望通过与特定对象的双边磋商谈判和签订双边协定的方式 ,更为高效地实现自身的利益。因此 ,双边措施与WTO内多边机制并存的格局 ,是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现状所决定的。本文通过分析双边主义兼容于WTO机制的利弊 ,以期在多边框架下对双边措施进行有效引导与规制 ,为自由贸易价值的实现提供重要保障。     

拓展国际警务合作新领域的探讨

国际警务合作是跨国界的执法活动,我国应当在国际刑警组织的框架内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运用国际侦查协作、简易引渡等国际警务合作手段,全力拓展中国公安机关与国外司法机关合作的新领域,形成一个广泛的警务合作机制。     

论中外联合军事演习中的法律问题

联合军事演习不仅有鲜明的军事色彩，而且有突出的法律特征，主要包括联合军事演习的正当性、参演人员法律地位的确定性、参演部队法律关系的多样性、演习中处置涉法问题的复杂性。世界主要国家都十分重视涉外军事行动的法制建设，不仅设有涉外军事行动的法制机构，而且建立了完善的立法机制和工作模式，并逐步构建起一套涵盖范围较广的与涉外法律法规相互衔接、配套的法规体系。自2005年8月以来，我军参加的三次中外联合军事演习都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其部队临时处于对方领土的地位协定》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协定》为代表的双边或者多边条约的法律框架下得到了较完备的法律保障。今后应进一步增强做好对外军事合作与交往中的法律意识和签约意识，加快涉外军事立法的步伐，及时开展军事条约协定的清理汇编工作，加强缔结军事条约人才队伍建设。     

奥巴马政府能源新政下的中美能源合作

奥巴马政府的能源新政立足于长远发展,将能源政策、经济复苏、气候变化和美国国家安全结合起来加以考虑,为中美能源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中美能源合作仍受到意识形态、冷战思维等政治因素的制约。根据奥巴马政府能源政策基本动因和特点,可以考虑深化中美能源合作,在清晰认知和评价中美在能源领域中的竞争与合作的客观基础上加强交流与合作,从互补的角度提升中美能源合作的推动力,通过机制建设和增加合作层次,保证能源合作的持续深化。     

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税收征管合作问题研究

双重征税及逃避税是两岸经贸交往中无可回避的问题。由于缺乏税务合作的法律制度保障,两岸税收征管合作实践处于相对停滞阶段。《两岸税务合作协议》为两岸在税收信息交换、税收追索协助、文书送达、双边预约定价安排和税收饶让等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考虑到两岸税收征管合作面临的客观困境,两岸应当尽快启动《两岸税务合作协议》的批准程序,并结合《BPES多边公约》等最新国际条约修改完善《两岸税务合作协议》相关内容,提升两岸税收征管合作的水平和效率。此外,两岸可以考虑以海峡西岸经济区为切入点,推进先行先试,为推动两岸税收征管的务实合作开创条件、积累经验,共同助力两岸经济税收互惠共赢发展。     

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及其演进

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经历了从早期创建到21世纪合理化与进一步完善的重大转变。二战后，以世界卫生组织（WHO）为核心在联合国的协调下，形成了《世界卫生组织法》和《国际卫生条例1969》国际卫生法律规制体系。经修订后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确立了成员国和WHO对国际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监测、通报、磋商及核实的义务，以及WHO采取临时建议和长期建议措施的权力，并引入了及时预警体系和传染病防控成员国纠纷解决程序机制。在全球公共卫生健康治理理念指导下，加强国际卫生法制建设，发展成员国疾病防控能力建设，建立WHO为主导的多维治理结构和传染病防控全球框架公约将是未来传染病防控国际合作机制的发展趋势。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非传统安全问题及其合作安排

非传统安全问题因其诱因多样隐蔽性、破坏力影响广泛外溢性、应对机制综合性和公共产品性等特点,对主体间达成非传统安全合作兼具积极与消极作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囊括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和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三条蓝色经济通道,在推进过程中,面临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海洋自然灾害和生态恶化、区域金融危机、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在安排松散、覆盖地域广阔的海上丝路规划战略下,要寻求建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务实合作机制与安排,需要协调好主导化和多元化、自治化和国际化、多重主体和社会力量参与三大基础问题。沿线相关国家应从战略高度加强政治互信,实现经济联系和安全合作相互促进,注重发展双边-多边机制并存、政府-社会力量多层参与、法律权利-责任不断明晰的非传统安全合作安排。     

论“一带一路”之中亚国家反恐融资合作的问题与出路

中亚国家恐怖主义融资问题较为严峻,其融资途径多元,主要包括盗卖石油、走私、贩毒、捞取人质赎金、贩卖人口等。中亚国家总体上建立了反恐融资的法律基础,但整体而言金融监管的漏洞还比较多。在反恐融资对策上,中亚国家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但无论其立法空间还是具体应对措施,可完善之处都还很大。这些障碍除了需要中亚国家自身积极克服,还需要与国际组织开展反恐融资合作。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该领域的合作,对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落实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应积极制定相关对策,将国际反恐融资确立为上合组织长期的优先合作领域,并在金融交易中,中亚国家应逐步加强对资本流动的有效检测、建立大额现金交易的注册制度、对有关可疑交易设立强制性通知制度等。     

联合国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前景浅析

2016年11月2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同各区域组织及其他组织的合作》决议,肯定了国际刑警组织在打击跨国犯罪中的独特作用。国际刑警组织与联合国有着悠久良好且逐步深化的合作关系,作为联大决议,该文件只有政治影响力,没有法律约束力,但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具有合作基础良好,双方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合作前景广阔等有利条件,双方应在决议框架内强化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安全稳定。     

打击跨境经济犯罪警务合作制度建设与完善

近年来,随着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日益频繁,跨境经济犯罪的数量和种类迅猛增长。跨境经济犯罪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已经成为各区域共同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了有效打击和防范跨境经济犯罪的蔓延,两岸四地尝试进行相关警务合作,先后建立了一系列警务合作的制度框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由于跨境经济犯罪涉及各方的法律制度、信息共享等多方面因素,两岸四地在警务合作中也面临着法律冲突、缺乏有效的合作实施机制等困境。打击跨境经济犯罪警务合作制度,应协调各法域的法律制度,完善区域警务合作制度,构建区域犯罪情报信息共享机制,完善区域警务合作的实施机制。     

论美国和欧盟在防扩散战略上的分歧与合作

“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和欧盟先后出台了各自的防扩散战略。欧美防扩散战略对WMD扩散的威胁认知、反对WMD扩散的行动方式、反对WMD扩散的主要政策措施和对待多边防扩散机制的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和分歧;由于欧美面临WMD扩散的共同威胁,双方又在北约防扩散,伊朗核问题和多边防扩散机制内展开了协调与合作。对威胁理解和安全理念的差异,欧洲多边主义与美国单边主义的对立,欧洲自主性与美国主导性的矛盾是欧美防扩散政策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欧美现在的防扩散合作既有现实的基础,也存在诸多困难和不确定性。欧美防扩散合作的前景是建立跨大西洋防扩散战略同盟。     

恐怖主义的实质与中国反恐怖主义的实践

国际恐怖活动是一种跨国刑事犯罪,国际社会已制定了多个双边、多边国际条约,但尚缺乏对恐怖主义的统一法律定义,也缺乏全球性的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国际公约.中国历来坚决反对并强烈谴责各种形式的国际恐怖主义,并为此作了多方面的不懈努力,2001年6月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一个以反恐怖主义为主要目的的区域性组织,并加快建立联合反恐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