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 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带来了战略机遇，体现在中长期目标设定、政治合法性以及执行机构支撑等三个方面。而G20要提高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贡献，其发展工作组除了要在自身确定的支持国内发展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包容性以及机会平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外，还要在优化人员组成、促进信息共享、设置发展议程和推广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升G20其他工作组的发展职能，加强G20各工作组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G20治理中的主流化。同时，G20发展议程还面临议题泛化、政治层级不高、成员构成复杂、对其他国际发展议程影响力不够以及与G7发展议程竞争等挑战。     

数字看G20

正G20杭州峰会第一次围绕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订行动计划,切实为世界经济走出危机、进入可持续发展轨道指引方向与路径,确立以联合国为中心、大国协调为机制的全球治理机制,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多个"首次"。G20之"首"首次聚焦全球增长中长期动力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突出位置首次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     

"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推动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理念相通、目标一致,相互对接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增信释疑,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水平,帮助中国在新的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乃至整个全球治理架构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两者的对接也有利于形成对中国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外部约束,促使中国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议程面临着落实时间差、理念与议题契合、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与西方大国协调合作、地缘政治风险等一系列挑战,中国需在战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实平台、具体目标等层次明确对接方向,认真设计对接方案,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计和后续评估体系建设.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G20长效机制转型的难题与可能方案

正作为非正式国际机制,G20要实现向长效机制转型,需要超越危机思维,在保持非正式性的前提下,加强与其他正式国际机制的互动,形成"G20+"的机制架构,同时引入联合国2030议程,使其真正成为谋划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2016年9月即将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的一个战略目标是推动G20的机制转型,即从一个危机应对机制转变为长效治理机制。这在峰会的主题议题以及预期成     

2016年全球十大事件

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中国于2016年9月4—5日在杭州主办G20峰会，倡议世界各国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首次举办G20峰会。以此次峰会为契机，中国提出创新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和倡议，引领与会国家和集团达成诸多共识，共签署28份具体成果文件。G20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制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第一次采取集体行动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三个第一次充分展现了中国寻求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中维护发展中国家权益的责任担当。此外，在推动经济发展之外，中国还在峰会期间与美国一道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了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这反映了中美两国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作为东道主，中国坚持倡导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体现了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决心和勇气，也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主要论坛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于中国主办G20杭州峰会所做出的贡献，国际社会给予积极评价，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G20杭州峰会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峰会议程全力推动《巴黎协定》的落实，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方面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目标、责任及中方立场

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将于2015年底到期；国际社会正在密集地讨论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制定问题，特别是如何借鉴MDGs的落实经验与不足。联合国系统的多份报告已经初步设定2015年后议程的基本框架，当前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2015年后议程的具体目标肘旨标以及2015年后议程落实的责任承担问题。中国强调，2015年后议程应强调各国团结合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和解决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2015年后议程必须以消除贫困和促进发展为核心，相关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MDGs及其实施经验的基础上，一方面坚持（（联合国千年宣言》、“里约＋20”峰会及其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的各项原则和共识，另一方面积极应对新的时代挑战，同时兼顾世界各地区、各国的发展能力和特殊发展问题，进而形成综合性的指标框架。同时，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南北合作为核心、南南合作为补充，共同促进新发展目标的实现。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南南合作

接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获通过.中国的南南合作将在2030年议程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新议程的实施也会对中国的南南合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前,中国开展南南合作主要基于政治考虑,改革开放后更多追求经济互利互惠,进入21世纪后则与"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其次, 2030年议程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带来了机遇.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南南合作的作用得到2030年议程正式认可;基础设施被列为新议程17个大目标之一,这将为中国产能走出去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超越援助"的讨论使中国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南南合作方式得到更大认可.最后,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中国的南南合作模式主要是政府间合作,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则要求中国更多重视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为了使南南合作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的界定、统计与评估方面加强合作.     

G20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设定与策略选择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缺少权威性的核心机制。G20因其比较优势,为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携手进行全球能源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有望成为协调各方行动的全球能源治理核心机制。要想发挥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领导作用,G20必须进行正确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克服不利因素。因此,G20需要通过循序渐进地推进机制建设和议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提高自己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决策效率与执行力。     

金融全球化演变背景下的G20主权债务综合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国际发展挑战,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管控和治理再次被提上议程。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全球化继续扩张,伴随南北力量结构的调整,发达经济体传统的对外债权规模明显收缩,新兴经济体对主权国家的贷款增长较快。但发达经济体仍掌握着主要债务货币发行权,仍拥有最强大的金融服务机构,其超常规货币政策驱使最贫困国家大举进入国际债券市场融资,使发达经济体的债权人地位和影响力以另一种形态延伸。当前的G20主权债务合作表明,新兴与传统债权国就最贫困国家主权债务处置开展协调具有建设性意义,但过分聚焦新兴经济体减债,淡化流动性救助及债务源头和私人部门治理,并以债务透明度取代发展政策有效性关切,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传统债权国应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基于金融全球化合作和公平责任的要求,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指导,在G20框架下与新兴债权国合作,共同撬动私人部门合作,综合开展主权债务危机预防和控制治理。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全球治理的最新发展和理论动态

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和气候变化成为全球治理议程中最受关注的两大议题。然而,尽管G20一举跃升为世界金融治理的主要平台和重要机制,并在协调政策方面取得些微进展,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依然未能走出僵局。本文结合当代全球治理的一些新发展,思考和分析全球治理理论范式和理论动态。     

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兼论中国在议程塑造中的外交作为

自G20实现升级转型以来,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了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对话机会。通过参与对话,新兴大国可以影响G20议程,进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选择和改革方向。G20议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兴大国的影响?本文以BRICs/BRICS峰会宣言、G8峰会公报和G20峰会公报的比较结果为依据,评估了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在消除贫困与发展援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两个议题上对G20议程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在其他议题上,没有证据表明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独立影响。新兴大国之所以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持支持态度,其二是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在自身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和外部条件基本具备的条件下,中国外交有更大的积极作为空间。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发展目标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的结合?

过去20年中,国际上关于发展问题的辩论有两大进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进程主要关注削减贫困问题,而"里约+20峰会"进程则旨在制定与MDGs相平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3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决定,未来的发展目标必须具备真正的普世性,且只能是"单一目标体系"。这样,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核心挑战便是如何同时虑及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MDGs与SDGs是种"合则互利、分则两伤"的关系。新的2015年后议程可由两部分目标组成,第一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发展终极目标,而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保护和生产。对于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而言,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更多是工具性的;所有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负有直接责任,对第二部分议程目标负有共同责任,部分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也负有间接责任。这一方法有效结合了人类发展目标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代表了两种极端立场的协议,使2015年后议程的所有目标都具有了不折不扣的普世价值。     

变革我们的欧亚地区:中俄的作用和角色——以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着力点

近年来,中俄两国不仅决定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还以此为基础,共同推动欧亚全面伙伴关系,重塑欧亚地区秩序.与中俄两国相邻的中亚地区,面临"内外结合、多领域共生"的安全挑战,仅靠中亚国家自身能力难以应对.而有关国家在中亚的一体化方案,又具有相互竞争的特点,不仅无益于中亚的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引发地区局势紧张.中俄两国可以联合国颁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称"2030年议程")为导向,通过重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为所有相关方在中亚地区开展合作提供共同的发展目标与合作平台.     

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议程与中国的建设性角色

秘书长是联合国改革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古特雷斯秘书长自2017年上任以来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治理机制改革。新一轮联合国改革议程的核心是着力从制度层面重塑联合国,构建以冲突预防为核心的治理体系,通过"全支柱"和"跨支柱"战略强化联合国系统支柱内及支柱间的整合。古特雷斯联合国改革是21世纪以来联合国进行的重要机制调整,改革既有利于克服联合国碎片化的制度缺陷,也有助于提升联合国系统的一致性;加强跨支柱协调顺应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要求。然而,联合国改革进程也受到坚持国家主权原则与提升联合国自主性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制约;南北分裂深刻地影响着改革进程,增进南北共识是推进联合国改革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此,中国应更加积极地参与联合国改革进程,注重在联合国平台上积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加强思想引领、承担大国责任、推进南北对话、与联合国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着力进行外交筹划,在推进全球共识、引领全球治理理念等方面发挥建设性作用。     

G20能源议程与全球清洁能源转型

2021年10月30—31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六次峰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此次峰会主题为"人、地球与繁荣",主要聚焦当前全球面临的两大最紧迫挑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与气候变化.G20成员主要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组成,代表性强,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实现清洁能源转型是G20成员肩负的重要历史责任.随着《巴黎协定》的签署,G20能源议程不断深化,近年来大量涉及气候变化、能源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此次G20罗马峰会承诺采取具体有效的减缓、适应行动,加大国家自主贡献力度,力争到本世纪中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碳中和),同时保持能源安全,保证实现一个公正有序、可负担的能源体系转型.作为G20的重要力量,中国在推动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方面一直走在世界前列,清洁能源转型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引领全球清洁能源转型注入强大动力、作出重要贡献.     

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人道救援协调机制初探——以海地地震灾害中的国际救援为个案

国际人道组织由于所处制度环境或自身可支配资源的限制，在实施救援时往往独力难支。面对困难，相互协调、彼此合作就成为一种自然选择。国际人道救援协调机制就是国际行为体之间为实现人道救援目标，就人员安排、物资分配、资金使用、政策执行以及后续工作的开展等相关事项进行沟通、磋商，基于资源相互依赖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原则、规则、规范和决策程序。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