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展促和平:中国参与中东安全 事务的理念创新与路径选择

中东是全球安全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之一,中东地区的冲突解决主要有三种路径——"以实力促和平""以民主促和平"和"以发展促和平"。"以发展促和平"强调"发展赤字"是引发冲突的主要根源,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维护国家稳定、化解社会矛盾和推动地区冲突解决,从而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将发展带来的经济红利转化为安全红利。该理念倡导发展与和平的联动性、"输血"与"造血"的两重性、短期目标与中长期目标的渐进性。中国在中东"以发展促和平"的实践分为国家和地区两个维度。在国家层面,中国主张尊重中东国家的发展权,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为抓手,通过发展援助等增强对象国治理能力;在地区层面,中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促进区域设施联通,建立利益共同体,逐步实现地区和平。"以发展促和平"理念基于改革开放40年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参与中东安全事务的重要方略。     

网络空间治理的力量博弈、理念演变与中国战略

全球网络空间治理进程不仅涉及信息发达国家与信息发展中国家在互联网关键资源、网络权力和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复杂博弈,还包括政府、私营部门和市民社会等行为体之间的相互博弈。"棱镜门事件"在加剧网络空间治理博弈的同时,也推动各方政策立场持续调整,增加了治理合作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网络空间领域的博弈也反映出互联网治理与网络空间治理等相关治理理念的相互冲突与相互融合趋势。目前,中国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上的参与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国需要以网络空间博弈的发展趋势和治理理念的演进为基础,结合"十三五"规划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以国际机制塑造、人才培养及技术发展等为核心建构长远、完备和全面的参与战略。     

全球性问题对中东地区发展的影响

全球性问题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超越国家和区域界限的普遍性问题.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治理才能得到改变.廓清全球性问题及其对中东地区发展的影响,是推动中东治理的基本前提.西方国家一方面将全球性问题带到中东地区,阻断了该地区既有发展道路,加剧了该地区的发展困境和安全困境;另一方面又在中东地区制造一系列新问题,许多问题又外溢为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相互影响,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程度,增加了治理难度.应对全球性问题及其对中东地区的冲击,需要提升中东国家治理能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性问题和中东地区性问题的协同共治.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国际治理机制构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加速提升经济的数字化水平,跨国公司的全球供应链调整与数字技术扩张相互推动,数字经济正发展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融合。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世界不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分化加速,加剧了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国际竞争,给国际经济治理带来新难题。目前,国际社会正通过WTO多边机制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推动构建以电子商务规则为基础的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但全球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要求国际社会加强多维度、多层次合作,推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构建,以数字经济带动各国实现包容性发展。中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在国际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引领作用,以多边、区域和双边等多种路径同时推动电子商务规则磋商,加强国家间数字经济政策协调,深化数字技术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以发展数字经济为契机,推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     

北极治理新态势与中国的深度参与战略

北极治理正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治理主体从传统的域内国家转向包括域外国家及国际社会在内的多元伙伴关系;治理领域从科学研究、环境保护拓展到资源勘探、航运治理及经济开发等;治理模式从以北极理事会为核心的"软法"治理模式向"硬法"治理模式过渡。相形之下,北极治理的机制调适略显缓慢,使得北极治理的全球性与排他性矛盾、开发与保护矛盾、履约机制缺失、域外力量角色等挑战日益严峻。成为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后,中国应前瞻性地拟定北极事务的深度参与战略:应顺势而为,积极增强参与能力,深化参与程度,提升话语权,深度参与北极事务,最大限度地拓展与维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保障。     

试析中东人口问题及其影响

人口激增和青年人口膨胀是中东地区比较突出的两大人口问题,长期困扰着中东国家,同时也在当前中东地区的政治转型中扮演着重要作用。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东地区逐步形成了以人口增长速度快、青年人口众多、贫富两极分化严重为特征的人口结构。这不仅带来严重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后果,更有着深远的全球治理负面效应。就前者而言,人口年轻化问题导致了中东地区各国的失业特别是青年人失业问题突出,社会矛盾加剧,伊斯兰复兴运动再度高涨,以及由青年人口膨胀与网络技术结合而来的社会治理难度加大。其对全球治理的潜在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它可能加剧既有的生态环境问题、移民问题、国际恐怖主义扩散和宗教与文明冲突加剧。对刚经历重大变局且正在努力恢复正常秩序的中东各国来说,人口问题将会成为决定该地区新秩序、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之一。     

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现状、特征与问题

2010年以来,几内亚湾地区安全形势持续恶化,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欧盟出于历史与现实的多重考量,于2014年发布《欧盟几内亚湾战略》,积极参与地区安全合作。在五年多的实践中,欧盟参与几内亚湾安全合作呈现表态明确、在已有框架下自主性不断增强、安全政策具有发展援助特色等特征。同时,欧盟参与地区安全合作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包括理念与实践脱节,"以发展促和平"政策效果不佳且缺乏军事力量支持,推动国际安全合作成效不显,当前国际合作存在固有局限等。几内亚湾地区安全治理亟需国际通力合作,欧盟则需克服自身问题,提升安全治理合作成效。     

从经济冷战到相互依存和全球主义

本文简要回顾了经济冷战和西方相互依存关系发展的历程,并就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及其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思考,最后简要论述全球主义、国家主义与地区主义的关系,并在结论部分提出几点完善全球化时代国际治理机制的建议。论文指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战后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制与规则的全球化,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过渡经济国家逐渐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论文强调,过去百年人类社会的重大教训之一是,必须找出适应生产力新发展的调节、解决国家间利益纷争的国际治理模式。承认全球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不等于排斥国家主义,作为有效治理单位的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G20机制化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学术研讨会议综述

<正>2010年2月4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50周年院庆系列会议之一——"G20机制化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商务部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财政部国际司、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香港金融管理局研究部、上海金融办公室、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浦东美国研究中心、天大研究院(香港)、中国银行(澳大利亚)有限公司,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围绕G20机制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新趋势、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三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全球能源治理:变化趋势、地缘博弈及应对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供需结构的转变,这一变化对全球主要大国地缘博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大国围绕能源供应、控制能源战略通道、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等展开竞争。此外,全球能源治理格局转变对重点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地缘博弈的影响更为深刻。在此背景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矛盾突出,其治理效率和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不断显现。为此,中国等新兴大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一方面,深入推动国内改革,发展更加先进的能源技术,促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变升级;另一方面,主动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制度建设,提高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引领力。     

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建设理论创新述略

21世纪以来,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的实际,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首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新概念;创新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化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组织自治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更新党建内容,在社会组织设立党组、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增强党的工作辐射力度、加强党组织的制度保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全方位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总之,对社会组织管理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加强党委领导、明确社会组织目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持。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的金砖国家合作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努力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对话与协作,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与有效合作仍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关键变量,不仅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力量,还事关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更涉及新兴市场国家自身发展优势的延续。与此相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既是推动金砖国家强化合作的动力,同时也从经济增速、市场规制、要素配置、治理能力和合作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其合作构成新的挑战。对金砖国家合作而言,推动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渐进式变革"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补位式改革",是现阶段金砖国家合作的必需也是其战略特点。着眼未来,金砖国家的有效合作取决于经济实力、利益纽带、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四个因素。其中,经济实力和利益纽带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内核,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是金砖合作的外在表现。     

全球治理中的中国进程:以中国减贫治理为例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传统上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开始受到来自世界多极化的挑战。以减贫领域为例,中国国内贫困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中国减贫治理强调主权国家在贫困治理中的主导性作用,国内各种社会力量的整合运用,通过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立足国情、有效利用国际援助及对外援助的去意识形态化。中国开始将这些来自国内实践的有效经验合理整合到全球减贫议程中,促进相关治理机制改革及内容调整,进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贫困治理提供极具参考价值的理念和方法。     

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参与、影响及后续作为

IPCC是国际社会参与气候变化评估的重要平台,其历次评估报告都直接推动了国际气候谈判进展,也推动了气候公约的签署和通过以及气候治理机制的建立、完善与发展。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参与了IPCC的历次评估,参与的专家数量不断上升,参与的人员结构日趋优化。尽管如此,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优势亦不明显。通过长期积极参与,中国对IPCC评估报告的影响不容小觑,在促进报告遵循多样化原则,推动报告评估范围的拓展和深化,促进报告内容的客观化和合理化方面意义巨大。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科研阵地,IPCC仍将是各国科研和政治较量的重要场所,为此,中国必须努力做到积极参与、扩充文献、提升能力、掌控流程,从科学领域掌握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主动权。     

《巴黎协定》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适用于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协议,它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转型:采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方式;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有了动态发展;法律形式上呈现出多样性和灵活性。国际气候政治格局的历史性变迁、后冷战时代世界形势的变化与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等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的动因。在全球气候治理方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自愿行动和混合形态变迁的趋势下,要巩固"自下而上"模式,使"软法"更软,发挥更大的动员能力;同时要完善各种实施机制,逐步确立相对中性的"硬法"或制度,加强"软法"的执行力。中国要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监督、评审和排名,推动或引领治理方式适当向"自上而下"回归,通过向绿色经济转型为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合作探析

作为国家公共部门投资主体的主权财富基金是国际金融体系中新的市场参与者,它的兴起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相对重要性的上升。中国与中东引领了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的快速发展,双方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从制度创新与变迁的视角分析,主权财富基金合作会对资本流动、监管协调、货币体系等广泛的国际制度领域产生影响,并可能推动国际金融制度演进和全球金融治理革新。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中东主权财富基金通过联合投资、共建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论坛等行动,一定意义上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并推动了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的变革。中国应把握机遇,在防范地缘风险、维护金融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双方主权财富基金合作,加强国际资本市场布局,并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构成要件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与治理能力紧密相关。随着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传统乡村社会不断从封闭、单一走向开放、多元;与此同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管理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以国家治理能力为分析框架,从乡镇政府能力和它在行使过程中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的合作治理能力两个维度,来考察后税费时期的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可以看到,乡镇政府在农村基层社会的资源汲取能力、发展经济能力、社会管理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和制度建设能力不断增强,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和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也不断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与农村社区自治力量之间是不均衡的,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化水平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深化农村改革,必须推动农村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促使乡镇政府大力改进治理机制、积极发挥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协同作用、建构乡镇政府与农村社会制度化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等方面下功夫。     

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的国际制度

<正>分类看待全球治理领域不同的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世界各国或者相关国家在涉及共同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议题治理领域所形成的一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这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往往通过具体的、正式的职能机构也即国际组织来实施和维护。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了从全球到地区层面的各种国际制度,分类看待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同国际制度,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制度改制和建制进程中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当今     

巴西劳工党政府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巴西劳工党政府实施工农业并行、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步的有质量增长的发展战略,推出"零饥饿计划"、"家庭救助金计划"等一系列减贫、扶贫措施,广泛开展反饥饿、反贫困和反失业运动,注重通过社会民主协商和广泛参与,弥补政府与市场的不足,从而建立健全以社会发展为核心,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民主治理协调统一的国家治理模式。中国应借鉴其有益经验,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公共资源和利益分配不公、人民民主参与和社会参与不足等问题,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筑牢国家治理体系基础。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基于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的分析

随着中国国家权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中国对国际制度的主动塑造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本文以WTO多哈回合谈判和G20进程为案例,考察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改革倡议及其特点。中国利用全球治理改革的"重要时机",积极致力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倡议。在倡议行动中,中国主张全球治理机制应在不改变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作出适当调整,不谋求对联合倡议的主导,秉持促进发展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