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导向型援助及其超越 ——兼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全球发展话语权

援助是一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冷战期间,美苏对外援助的主要目的是争夺盟友,对援助成效的评估主要是以过程为导向,其标准是援助的投入是否成功使受援国留在本方阵营。冷战后,西方国家内部出现援助预算的合法性危机,对援助成效的讨论也逐渐从过程导向转向结果导向。进入21世纪,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发展援助的结果评估提供了重要参照。结果导向型援助提高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可见性,但其存在的弊端和南北垂直援助特征需要中国制定超越援助的新时代国际发展合作战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吸收了结果导向型援助的积极因素,但这也为超越该理念奠定了基础。新时代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与2030年议程的深入对接为中国突破西方战略围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机遇。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文明思想共同构成中国全球发展话语权的基础,并逐步超越了结果导向型援助,为落实2030年议程指明了方向。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中国的南南合作

接替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获通过.中国的南南合作将在2030年议程实施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同时,新议程的实施也会对中国的南南合作产生重要影响.首先,改革开放前,中国开展南南合作主要基于政治考虑,改革开放后更多追求经济互利互惠,进入21世纪后则与"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其次, 2030年议程为中国开展南南合作带来了机遇.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南南合作的作用得到2030年议程正式认可;基础设施被列为新议程17个大目标之一,这将为中国产能走出去及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机遇;"超越援助"的讨论使中国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南南合作方式得到更大认可.最后,在实施2030年议程方面,中国的南南合作模式主要是政府间合作,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则要求中国更多重视公民社会和私营部门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为了使南南合作在话语权和影响力上进一步提升,中国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的界定、统计与评估方面加强合作.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G20机制转型?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 G20实现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的机制转型带来了战略机遇，体现在中长期目标设定、政治合法性以及执行机构支撑等三个方面。而G20要提高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贡献，其发展工作组除了要在自身确定的支持国内发展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提升包容性以及机会平等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外，还要在优化人员组成、促进信息共享、设置发展议程和推广政策工具等方面提升G20其他工作组的发展职能，加强G20各工作组在落实2030年议程中的协调和政策一致性，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在 G20治理中的主流化。同时，G20发展议程还面临议题泛化、政治层级不高、成员构成复杂、对其他国际发展议程影响力不够以及与G7发展议程竞争等挑战。     

论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及对我启示

贸易援助的监督和评价制度是贸易援助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援助评价制度迄今为止的发展都是在WTO体系内实现的,它调动了大量的援助资金、提高了参与各方对于贸易在发展中的地位的认知,提升了最不发达国家的贸易能力,这很大程度上获益于较为完备的贸易援助评价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贸易援助也是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指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后贸易援助将被整合到更大的全球发展努力之中。无论是其现实发展,还是其未来趋势,贸易援助评价制度均对中国对外援助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应前瞻性地思考如何建构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体系:一方面,应借鉴贸易援助评价制度的先进经验,坚持定量监督与定性监督相结合,自我评价、相互监督与公众监督相结合,构建逻辑体系完整的援外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应立足于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确立后的贸易援助发展趋势,着眼未来,推动中国特色的援外评价制度的建构。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国际发展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随着千年发展目标于2015年结束,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制定也已完成.国际发展议程和相应治理机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始于冷战结束,经历了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议程等三个阶段的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中有着不同的角色,总体上其影响力和地位正不断提升,根源上得益于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随着2030年议程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国际发展治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期的中国而言,2030年议程的制定和后续落实,既带来了重要机遇,也伴随着不小挑战.为更好地抓住2030年议程所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中国应更积极地参与国际发展治理,推动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建构,同时强化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南南合作,承担更大国际责任,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推动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发展治理机制的构建.     

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发展治理

随着新兴大国的崛起、新型全球问题的突显和新式多边机制的形成,全球治理体系和格局正经历着重大变革,全球治理的理念、机制和能力面临诸多挑战。联合国曾实施"四个发展十年"战略、千年发展目标等全球发展治理行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全球发展治理理念、目标和手段的转型提供了契机。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应紧紧围绕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在治理上作文章,推动二十国集团从危机应对机制和国际经济合作首要论坛转型为全球发展治理平台,并进一步提升全球发展治理的能力。联合国与二十国集团在全球发展治理中分别发挥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双方可以通过共享发展议程、共建发展秩序,形成合作共治的关系,以完善全球发展治理体系。     

变革我们的欧亚地区:中俄的作用和角色——以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着力点

近年来,中俄两国不仅决定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还以此为基础,共同推动欧亚全面伙伴关系,重塑欧亚地区秩序.与中俄两国相邻的中亚地区,面临"内外结合、多领域共生"的安全挑战,仅靠中亚国家自身能力难以应对.而有关国家在中亚的一体化方案,又具有相互竞争的特点,不仅无益于中亚的可持续发展,反而会引发地区局势紧张.中俄两国可以联合国颁布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称"2030年议程")为导向,通过重振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为所有相关方在中亚地区开展合作提供共同的发展目标与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对接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启动,为中国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推动建立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提供了重要机遇."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议程理念相通、目标一致,相互对接有助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增信释疑,增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吸引力,提升中国参与南南合作的水平,帮助中国在新的国际发展治理体系乃至整个全球治理架构中获得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同时,两者的对接也有利于形成对中国企业落实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外部约束,促使中国企业履行好社会责任.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对接2030年议程面临着落实时间差、理念与议题契合、非国家行为体作用、与西方大国协调合作、地缘政治风险等一系列挑战,中国需在战略理念、合作政策、落实平台、具体目标等层次明确对接方向,认真设计对接方案,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计和后续评估体系建设.     

全球发展治理转型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全球发展治理处于转型的关键期。这一转型由全球发展体系权力结构的变革、新的发展挑战和新的全球发展议程共同推动,其中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重要原因。转型主要体现在全球发展治理的四大方面:在治理主体上,新兴经济体崛起,治理主体趋向更平等、更包容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在治理手段上,贸易、投资与援助相结合的"一揽子"方式成为重心;在治理机制上,联合国逐渐打破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垄断而发挥重要作用,一些新兴的机制建设也不断涌现,总体呈现出复合型机制的特征;在治理目标上,减贫不再是唯一目标,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新目标。中国是全球发展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面对发展治理转型,新时代的中国应提升制度性话语权,并进一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G20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

G20已明确宣示，将为推动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贡献重大力量。考虑到2030年议程目标框架所提供的政策空间、议程后续落实所需的政治意愿及议程指标化治理方法的行为规范缺失，G20有重要的政策空间和潜力实现上述目标。通过积极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不仅可实现G20从应急机制向发展促进的长期机制转型，还可切实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要将G20建设成为2030年议程落实的核心力量，就应赋予其重要的协调功能并改革既有机制体制，主要包括：使作为整体的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典范，通过“榜样”作用推动2030年议程的后续落实；以G20发展工作组为核心机制，推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升级到2.0版本，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的构建；通过强化与相关机构的沟通与协调，使G20成为2030年议程后续落实与评估的桥梁；提升对“后千年发展目标”及“被忽视的具体目标”的关注，使G20成为重拾议程指标制定过程中遗失目标的核心力量；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权利，确保2030年议程在后续落实过程中不偏向、不跑题；等等。     

欧盟人道主义援助的政策调整和前景展望

冷战结束后,欧盟的人道主义援助事业发展驶入快车道,资金支出迅速增加,体制机制和法律基础也逐渐完备.长期以来,尽管欧盟的人道主义援助取得了显著效果,但也面临着资金不足、分配不均以及相关领域政策存在协调困境等问题,且始终难以保持真正的独立性.随着2019年底新一届欧盟领导人上台,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欧盟的人道主义援助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期.展望未来,人道主义援助在欧盟事务中的重要性将得到极大提升,与发展援助、安全和危机应对等议题之间的协调将继续加强,而人道主义援助的政治化趋势也会愈发明显,从而对其所坚持的人道、中立、公正、独立原则构成更大挑战.     

南南合作框架下的中国气候援助

气候援助是指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为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而采取的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开展的资金、技术等援助措施。气候援助是国际社会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具备相对突出的资金和技术优势,中国于本世纪初开始实施南南合作框架下的气候援助。通过这一实践,中国确立了相对完整的气候援助理念,即坚持气候援助与总体对外援助的统一性,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导向,倡导南北合作与南南合作"共存并进",确保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通过这一实践,中国还进一步完善了中国气候外交体系,丰富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模式和内涵,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为更好地履行中国所担负的国际责任,促进中国气候援助的更大发展,中国应基于既有实践,建立气候援助的长效机制,巩固和深化南南合作型气候外交的模式和途径,持续推进气候治理技术革新,采取多种方式打造气候援助的话语权。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与全球卫生治理的转型

随着诸多新型流行病的蔓延,全球卫生治理日益被安全化.但这一努力效果并没不明显,既未消除南北垂直落差,也未改变部门化的主导路径,其核心原因在于:治理施动者即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家权威下降,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诸多治理机制相互嵌入,复杂性提升;安全化所构建的科学主义,缺乏信息和数据支撑.因此有必要通过去安全化,搭建完整的全球政策框架和自下而上的多层治理结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涵盖了全球卫生治理议程,也明确了全球卫生治理必须在可持续发展范式下开展,既要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关注城市化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在发展问题和卫生治理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     

全球技术革命中的可持续性标准与对华影响

在全球技术革命不断演进的背景下,标准问题日渐成为国家间经济与科技竞争的焦点。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入落实阶段,可持续性标准也成为最具潜力的技术治理手段之一。当前,由西方发达国家不同行为体推动形成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体系正在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复杂的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采纳和推广西方标准的同时,也面临新的贸易壁垒。值得关注的是,西方背景的自愿性可持续性标准大量兴起,其中一部分已沦为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卸责任、转移压力甚至进行政治打压的工具。尤其对中国等新兴大国,更是如此。西方可持续性标准给中国带来政治风险的同时,也推动中国积极塑造自身的可持续性标准体系。展望未来,中国应继续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和支持国内相关行业组织联合产业界、国际标准机构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培育更加完善的自主可持续性标准体系,从而对冲和化解西方发达国家以可持续性标准之名行打压之实的风险。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东南亚援助

自建国以来,中国对东南亚援助走过了增长、调整和发展三个阶段;尽管维护了国家利益并带动双边关系的发展,但也面临有效性递减,领域不平衡的问题。而"一带一路"倡议既为援助东南亚带来机遇,也提出挑战。"一带一路"倡议既可提升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战略地位,又可提高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资金水平,还可以增强中国在对东南亚援助领域的话语权。同时,中国对东南亚援助既面临如何发挥援助引领作用的挑战,又面临如何兼顾援助领域平衡的挑战,还面临如何提升援助有效性的挑战。中国对东南亚援助需要把握机遇,克服挑战,做出主动应变。中国可以利用援助打造"一带一路"建设的支点,发挥印度尼西亚在地区中的引领和带头作用,在兼顾援助领域平衡的基础上,为"一带一路"建设打造社会根基。此外,丰富援助政策的灵活性,为东南亚提供更多的公共安全产品也已成中国对东南亚援助的当务之急。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思考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已基本完成制定工作,关注焦点正转向后续执行和监督,这很大程度上需要强有力的全球伙伴关系加以支持。对中国而言,参与2030年议程的全球伙伴关系意味着对成本与收益的平衡。在收益方面,中国的实力决定了物质性收益较小且领域有限,但在非物质性收益方面可能有较大潜力。相比之下,中国需要为全球伙伴关系贡献更多物质性公共产品,但非物质性特别是思想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可能会遭到抵制。因此,中国参与全球伙伴关系的获益结构可概括为:物质性成本高于收益,非物质性收益具有较强不确定性。虑及自身发展中国家身份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中国参与2030年议程全球伙伴关系的战略可以是:在全球性多边论坛作出明确战略承诺,在双边(集体)论坛作出切实的物质承诺,通过倡导2030年议程促进国内全面深化改革。     

千年发展目标与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发展目标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的结合?

过去20年中,国际上关于发展问题的辩论有两大进程: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进程主要关注削减贫困问题,而"里约+20峰会"进程则旨在制定与MDGs相平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3年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决定,未来的发展目标必须具备真正的普世性,且只能是"单一目标体系"。这样,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的核心挑战便是如何同时虑及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MDGs与SDGs是种"合则互利、分则两伤"的关系。新的2015年后议程可由两部分目标组成,第一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发展终极目标,而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指向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保护和生产。对于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而言,第二部分议程目标更多是工具性的;所有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负有直接责任,对第二部分议程目标负有共同责任,部分国家对第一部分议程目标也负有间接责任。这一方法有效结合了人类发展目标和全球公共产品目标,代表了两种极端立场的协议,使2015年后议程的所有目标都具有了不折不扣的普世价值。     

世界卫生组织融资机制变革:动因、路径与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评定会费"和"自愿捐款".由于长期存在的财政压力以及较多且不易削减的重点领域,世界卫生组织的融资始终存在不充分、不稳定、不灵活的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融资机制变革的持续性压力主要源于可支配资金不足与重点领域繁多之间的矛盾,受制于组织的路径依赖,融资机制的变革略显缓慢.20世纪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卫生治理理念、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4年的埃博拉疫情与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卫生组织带来严重冲击,推动了世界卫生组织融资机制的变革.在外部冲击和持续性变革动因的共同作用下,世界卫生组织发起、参与了"公私伙伴关系""筹资对话""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与"世界卫生组织基金"等融资机制新路径.但是,变革仍面临重重挑战,除了霸权国美国的单边主义,世界卫生组织本身的官僚结构也造成阻碍.     

境外非政府组织因素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及其应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上升。国家权威的相对衰落以及国家功能的有限性凸显,加之社会转型引发的问题以及对弱势群体权益的关切等,都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现实中,非政府组织在落实政府间国际组织议程,拓展国际关系议题领域,影响国际舆论,介入国际谈判,为官方外交提供新载体这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非政府组织作用和影响力的上升,有利于促进中外交流与中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与此同时,境外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外交政策实施、国际形象建构、海外利益保护、参与全球治理等造成压力。有鉴于此,中国需要不断丰富外交理念,支持具有国际化倾向的社会组织发展,推动本土社会组织构建国际化活动网络,将社会组织纳入国家对外援助体系,妥善应对外交关系中的社会组织因素,拓展新的外交空间。